新操作！大數據時代的辦案效率這樣來提高
開欄語
數化萬物，智在融合。一大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改善民生服務、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大數據應用，正在貴陽落地生根。經廣泛徵集、初步篩選、網路評審和專家評審，2018「中國數谷」大數據應用場景TOP100已於今年數博會期間公布。為深入了解這100個大數據應用場景，數據觀開展專題報道《「景」匯數谷》，並已從6月22日起陸續推出每個應用場景的專訪內容，敬請關注！
「瑞普政法」用大數據助力公檢法互聯 用一把尺子辦案
公安部門偵查審訊，審訊結果上傳平台，檢察院通過平台查看證據並提起公訴，法院根據平台證據開始審判，公檢法三方互聯，使用同一平台辦案，這樣的辦案流程在以往的刑事辦案流程中並不多見。這個辦案平台來自於貴州瑞普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項目——瑞普政法大數據辦案平台。
該平台利用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技術，連通公安、檢察院、法院三方的證據標準和數據，打破公檢法三方信息壁壘，讓公檢法三方形成統一的證據標準辦案，以提高辦案效率、防範冤假錯案的發生。
從「以偵查為中心」到「以審判為中心」
長久以來，我國一直遵循「以偵查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實踐，這樣的刑事訴訟制度存在不少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卞建林曾指出我國「以偵查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背後隱藏的問題：庭審過分依賴偵查卷宗筆錄等書面材料，庭審流於形式，既不利於有效追究犯罪，也容易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則表示，在過去以「偵查為中心」的刑事訴訟程序中，起訴、審判處於「下游」，通常只能承接偵查結論，很難作出顛覆性改變。
貴州瑞普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楊斌則舉例，「比如在一個殺人案中，審判環節要求必須和當事人做DNA指紋鑒定的證據，而有些公安可能就沒有搜集這樣的證據，那這樣的情況就可能導致很多案件到了法官手裡又被打回來。」
在楊斌看來，由於現行刑事訴訟體系內以偵查為中心且公檢法三家體系相互獨立，工作方式方法、辦案經驗、對案件理解程度不一樣，不僅容易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還易造成公檢法三方時間、資源和精力上的浪費。
認識到「以偵查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癥結，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強調通過強化法庭審判環節，樹立審判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核心地位，有效防範冤假錯案的產生。
而「大數據、人工智慧新時代，把大數據、人工智慧與司法體制改革結合起來，改變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式，給司法工作注入前所未有的創造力......發揮人工智慧在數據採集、整理、分析、綜合方面的優勢，幫助司法人員依法、全面、規範收集和審查證據，統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就成為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部分，2017年7月10日，在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曾這樣強調大數據、人工智慧跟司法工作結合的重要性。
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諶貽琴在全省政法機關大數據建設應用工作現場指導工作
在司法體制改革的背景下，貴州作為全國司法體制改革的兩大試點之一，先行先試，推出了政法大數據辦案平台，而貴州瑞普科技有限公司正是此次政法大數據辦案平台的承建方。
標準前置 瑞普政法助力公檢法一把尺子辦案
具體說來，瑞普政法大數據辦案平台主要通過這樣的步驟助力公檢法三方統一標準辦案：犯罪嫌疑人走進智能化執法辦案監督管理中心，辦案人員在此集中完成偵查審訊、證據固定、報捕起訴等所有辦案活動，之後公安部門將偵查審訊結果上傳到大數據辦案平台並提交給檢察院，檢察院通過平台審查證據後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根據檢察院提交的公訴內容進行庭審。
據楊斌介紹，由於使用同一系統辦案，公檢法三方的信息壁壘不僅打通了，還可以做到案件的全程留痕，過程追溯。此外，瑞普政法大數據辦案平台系統還設置了一套證據指引模型，對不同類型的案件提出詳細的證據要求，針對性地進行證據收集和判斷。據了解，瑞普政法大數據辦案平台目前已列入盜竊、搶劫、販毒、詐騙、傷害、命案六類案件的證據指引。
「通過這種法院把標準前置給公安的形式，公安就會重新梳理自己的辦案經驗和辦案方式。」楊斌介紹道，「這樣還有個好處是通過大數據、人工智慧把關之後，解決了人力的問題，現在只要通過電腦來核查就可以看到相關案件的情況，大大減少了人力成本。」
據了解，瑞普政法大數據辦案平台自2016年試運行以來，目前已實現因證據不足退回補充偵查率為2.3%（同比下降25.7%）、因證據不足不批准逮捕率同比下降28.8%、服判率92.5%（同比上升8.6%）、因證據不足作出無罪判決的案件「零發生」、辦案時限縮短近30%的效果並在貴陽、四川、廣州等地落地。
改革並非易事 堅定不移向前
「但是，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司法權力運行機制並非易事，牽涉到理順制度背景、改變司法觀念、革新程序構造等一系列問題。」中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前副校長徐靜村曾這樣描述司法體制改革中遇到的難題。
同樣有此感受的還有楊斌，在實際推進的過程中，楊斌感受到的阻力主要來自於兩點：一是協調難度大，二是業務複雜、投入巨大。
「因為這整個過程面對的是政法委、公安、檢察院、法院，角色非常多，協調的難度比較大；二來呢，各個省、各個單位對各塊業務的理解、梳理、認知，方向性也是不一樣的，所以在業務研究、業務投入上非常大。」楊斌以貴州舉例，貴州的刑事犯罪以「兩搶一盜」為主，而上海的經濟案件則比較多，這就造成了不同省的公安部門對案件的理解方向和思路不一樣。但同時，楊斌也明白，改革中，陣痛在所難免。
而針對這些阻力，楊斌的解決辦法是：一是和政法學校的專家探討業務，深入業務理解，融入業務體系；二是加大投入。
「因為這是個趨勢，很多領導對這個大局還是看的很准，所以我們也很堅定。」據楊斌透露，為了深入推廣大數據辦案平台系統，以大數據辦案的樣本輻射全國，瑞普政法還藉助上海在司法體制改革的環境優勢成立了上海子公司，專註於業務理解和推廣。
未來，憑藉8年來司法刑事業務經驗的優勢，楊斌還將帶領團隊繼續完善和優化瑞普政法大數據辦案平台，助力國家司法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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