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用桃木驅妖辟邪，到底是科學還是迷信？

作者：翩竹

「桃」這種古老的植物，怎麼就成了驅鬼辟邪的利器？那麼問題來了，桃樹若成精可怎麼辦？

自鬼神信仰在華夏大地上形成獨立的文明體系伊始，有一類事物便是與這種信仰一同蓬勃發展，衍生壯大起來的，那便是用於驅逐鬼神的巫術、器具乃至靈物。自「妖」成為「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的災疫代表時，各種驅逐「妖邪」的方法，也就開始被研究發明並廣為流傳下來。

中國歷代以來的驅邪避妖方法，可謂是五花八門，甚至遠超妖怪鬼神本身的體系範疇，獨立出了一套傳統巫術理論。在《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一書中，對於巫術的分類主要有兩種：一種為「關於決定世上各種事件發生順序的規律的一種陳述」，即理論巫術（包含占星、卜筮、夢占等），另一種為「作為人們為達到其目的所必須遵守的戒律」，即應用巫術（包含祈雨、厭勝、辟邪等）。而以驅逐妖魅為目的的禳解辟邪類術法，毫無疑問屬於應用巫術的一種。

在中國洋洋大觀的驅邪巫術體系中，我們本章要著重講述的，是被認為最早應用於辟邪禳解，也是在民間宮廷都流傳最廣、歷史最悠久的一種——桃木類辟邪術。

作為一種原產於中國的常見經濟植物，「桃」在華夏大地的栽培歷史已經超過4000餘年，有關「桃」如何成為辟邪之物的最初載體，神話傳說中歷來有兩種主要的源頭傳說：

一是對「神荼鬱壘」的驅邪神像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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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荼」、「鬱壘」是中國神話傳說中最早專司捕捉驅役群鬼的功能偶像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門神形式之一。在《風俗通義》、《搜神記》等書中，俱有引用《黃帝書》一文中，對「神荼鬱壘」以及其所棲身的「度朔山桃樹」的詳細記載：

上古之時，有二神人，一名荼與；二名鬱壘，一名鬱律。度朔山，山上有大桃樹，二人依樹而住，於樹東北，有大穴，眾鬼皆出入此穴。荼與、鬱壘主統領簡擇萬鬼。鬼有妄禍人者，則縛以葦索，執以飴虎。於是黃帝作禮驅之：立桃人於門戶，畫荼與、鬱壘與虎以象之。今俗法，每以臘終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左右置二燈，象虎眼，以袪不祥。

由上文中可以看到，有關「神荼鬱壘」的偶像崇拜與辟邪應用，完全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門神符拔風俗傳統，因「神荼鬱壘」居於神桃之下，專司緝拿惡鬼，是故以桃木為符板，畫其形象威嚇妖邪鬼魅，亦為典型的模仿厭勝巫術。自「神荼鬱壘」開此先河以來，雖然門神形象在之後的歷史中多有改造，但以桃符為載體，塑像於門，以避不祥的形式卻幾乎始終未變，至今仍在整個中華文化覆蓋領域內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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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在以上文中，漢魏兩晉時讖緯書多語其俗為黃帝興起，畢竟追古推高，不太可信。但在《戰國策》中「蘇秦止孟嘗君」一文中，蘇秦以土偶桃人為比喻，勸止孟嘗君入秦，由此可從旁得知，在戰國時代，以桃木做人形張於門戶，趨避鬼邪的方法，已經是常見的民俗活動之一。

二是對桃木「神力」的武器化應用

有關於桃木天生所具有的「神力」，最具代表性的神話來源即為《淮南子》一書中所記錄的「羿死於桃棓」，其中的「桃棓」即為桃木棒。相傳有窮族的領袖羿是個善射而孔武的英雄，卻死於其家將兼弟子逢蒙的桃木棒之下（見《路史》、《左傳》等書）。羿作為有窮族的首領，對於當時部落集群主體華夏民族是有力的威脅，於是本作為普通兇器的「桃棓」便因此得到了升華，成為可以毆殺鬼神的「法寶」。

除了「桃棓」這一形式以外，桃木的武器化巫術應用還有始於周禮中的「桃弧棘矢」，《左傳》、《史記》等書中，皆有當時的天子諸侯以桃木為弓、牡棘為箭，扎草人或土偶象鬼以射，驅除不祥的傳統風俗記錄。在明代志怪小說《封神演義》中，「玄壇真君」趙公明便是被姜太公以桃木弓箭射死，也是對桃木武器神化力量的認知與引用。

除了「桃棓」、「桃弓」以外，用桃木與禾穗製成的類拂塵法器「桃茢」，以及水陸道場等常見的必備法器之一「桃木劍」，亦是道教文化對古代桃木武器神化力量的吸收改造。

由「桃符」、「桃棓」源起，桃的力量在漢以後得到了全面化的信仰與衍生，除了桃木本身具有的驅邪效果以外，由「桃葉」、「桃皮」、「桃枝」製成的「桃湯」；燔燒桃木製成的「桃灰」；桃木皮下分泌的樹脂「桃膠」乃至桃樹上的蛀蟲「桃蠹」都成為了歷代道士方家所應用的辟邪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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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綱目》中有桃湯沐浴可預防瘟疫的記錄；道教經典《典術》一書有服食桃膠可夜見星官的說法；《傷寒類要》有用桃蠹屎防疫的條目收錄；漢武帝時廣川王劉去王妃陽成昭信曾使用桃灰來煎煮劉去寵妾陶望卿的屍身，使其無法再報復作祟（見於《漢書·景十三王傳》）……

除了以上源於「桃木」的各種驅邪作用外，自漢魏兩晉以後，「桃」的仙話母題作用也在各種志怪筆記體小說中初現規模。《舊小說·漢武帝內傳》中便有漢武帝會西王母，西王母贈之三千年一熟仙桃之事。至於明小說《西遊記》中著墨甚多的蟠桃盛會，亦是「仙桃」母題下衍生出的流觴軼事。而陶淵明筆下流傳千古的《桃花源記》，亦不知是否因「桃」而結緣仙境呢。

綜上可見，「桃」作為最早的形象模仿巫術載體以及武器化厭勝巫術應用載體，其在中國鬼神文化中，幾乎是最毋庸置疑的辟邪形式代表。然而在擁有著2500餘年志怪小說歷史，幾乎無物不可成精的古代中國，「桃」作為一種有靈性的植物代表，是否有可能成為其中的例外？

元曲《碧桃花》話本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與「桃」有關的志怪故事並不少見，《元曲選》中便收錄有一戲曲話本，名為《薩真入夜斷碧桃花》（又名《碧桃花》），是元明兩代流傳甚廣的一則志怪故事改編。故事講述了潮陽縣書生張道南因尋白鸚鵡誤入縣令家後花園，與縣令女碧桃相見。後碧桃遭父親斥責，郁忿而死，魂魄化為碧桃樹與張生相見，重續姻緣之事。劇中名句「我也不愛他詩禮儒風祖代傳，也不愛他簪笏榮名聖主宣，單則愛那惜玉憐香性兒軟」被譽為體現當時民間反封建禮教背景下最真摯愛情觀的寫照。

無獨有偶，清志怪小說集《螢窗異草》中，亦有《桃花女子》一則，講的是平陽鄭生，生平喜懸乩扶鸞之事，常以術法召仙對答唱和，自以為風雅。某日鄭生召得一「仙」，自報名為「桃花女子」，鄭生漸為之所困，最終病重而亡，方悟女子實為「桃花女鬼」。作者外史氏評其為「在鬼與仙之間」，或可視為對「桃」本身具有的正面形象的維護？

總而言之，「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文藝形象，是多方位而複雜的。其本身所具有的辟邪元素，使其擁有仙話化、出世化的表現特徵。但在民間審美的眼中，對於「桃」最喜愛的展現形式，依然莫過於「人面桃花」此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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