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憶述種竹舊事

胡適憶述種竹舊事

肖伊緋

《胡適研究通訊》2018-1刊發

1946年9月3日，北平《世界日報》「教育界」版面，刊載了一篇題為《胡適之談種竹》的文章。文中談及胡適少年時代在家鄉種竹成林的舊事，頗為生動；且這一舊事細節皆轉引自胡適本人的憶述，應當可信。因此事此文皆未見載於《胡適年譜》及其自傳、評傳等各類相關著述，堪稱「趣聞逸事」之一種。為此，筆者不揣陋簡，酌加整理，轉錄原文如下：

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胡適之談種竹

太太帶來大批筍乾

來源遠在四十年前

一丁

很偶然的一個機會，遇到了胡適之先生。

在許多朋友暢飲高談中，有人忽然間問起胡先生，抗戰前所住米糧庫的房子，現在怎樣了？胡先生笑著答覆：「這房子本是租的，所以抗戰八年，我並沒有受到那敵人強奪強佔的損失。不過我很愛這所房子，現在住在裡面的，是畫家陳半丁先生，我曾問過他，那院子一大叢芍藥，是否還每年開得茂盛？陳先生說，他根本沒有看到芍藥，只有幾棵樹，卻長得比八年前格外高大。因此，我想到那些可愛的芍藥，因為沒有照養，大約早已枯死了。」由「幾棵樹比八年前格外高大」這一句話，勾起了大家不約而同的兩句陳語。有人說：「這真叫，十年樹木」。有人說：「樹且如此，人何以堪？」胡先生在這些感嘆中，他忽然很興奮的告訴我們一件故事。「這是前後快近四十年的一個回憶。」他說：民國六年，我二十六歲，從美國回來，在未到北大以前，先回安徽故鄉，探視我的老母。這已離別十年的老家，在和母親團聚了幾次以後，一天傍晚，母親忽然給我一個一個鑰匙，她說：適之，到園子里去看你栽的竹子吧！我那時很楞然，我並沒有栽過竹子。等我打開門看，只見一片青竹，足有半畝大小。母親提醒我，原來當我十六歲時，有一天，站在門口，一位本家叔叔，從山上捆了一大捆竹子，背在肩上，由我面前走過，他抽了一根，丟給我。適之，你拿去做煙斗抽。我那時並不抽煙，很好玩的，就把這根竹子，插在花園裡。不料一別十年，由這一根竹子，滋生出半畝大一個竹林。母親怕蔓延太廣，佔地太多，把四周刨一淺溝，砌成石欄，但這些竹子，竟從牆下，穿進別人的園子，又長成很大一片。我聽了母親這些話，使我驚異到這偶一種竹的意外收穫。現在又過了快三十年，這一次，我的太太，從老家到上海來找我。她帶了不少筍乾，我吃著又香又甜，我問她從哪裡弄來。她起初總是笑著說，這是你自己的東西。最後，才告訴我，原來這些筍乾，都是從我四十年前種的一根竹子所長成的竹林中采來的。

胡先生興奮的說完這個故事，我當時提議，請在座每人，都敬他一杯。我鄭重的祝賀胡先生，這是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希望胡先生現在多種一些比竹子更有價值的青年，將來也一定必有比種竹更偉大的收穫！

此文不足千字，基本皆轉引自胡適本人憶述。文章署名「一丁」，據查,實為《世界日報》社長兼主編、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1935－2015）之父成舍我(1898—1991)的筆名。（詳參：《中國現代作家筆名索引》，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這裡需要約略介紹一下《世界日報》的辦刊情況及歷史背景。

北平《世界日報》，是由成舍我於1925年創辦的，這張報紙在當時的中國報界，已經是觀念超前、革新有力的佼佼者。起初，成舍我以200元大洋創辦「世界報」（1924、1925年《世界晚報》、《世界日報》先後創辦），宣布自己的辦報願望「第一是要說自己想說的話；第二是要說社會大眾想說的話」。後來，他又提出「憑良心說話」，「用真憑實據報告新聞」的辦報原則，還利用報紙白邊作宣傳，大字刊出「欲民族復興必先報紙大眾化」、「報紙大眾化是價錢便宜人人買得起，文字淺顯人人看得懂」、「永遠不增價，年終不休刊」等等。通過這些宣傳，可以看到這份報紙的追求與理想。

在民眾爭相購閱該報的情勢之下，《世界晚報》、《世界日報》和《世界畫報》先後創辦，在當時的中國報業界形成了所謂的「世界報系」。之後，「世界報系」的成員不斷擴大，《民生報》、《立報》等相斷創刊，在抗戰期間更輾轉重慶、香港等地，堅持辦報，仍不變其「憑良心說話」、「報刊大眾化」的初衷。 其中，北平《世界日報》因「七七事變」爆發，於1937年12月30日被迫停刊，抗戰勝利後，迅即於1945年11月20日復刊，至1949年2月休刊。《胡適之談種竹》這篇文章，正是在該報復刊後刊載的反映戰後教育界動態的一篇重要文章。

再來看成舍我與胡適的交誼。首先，二人有師生之誼。成於1917年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系做選科生，翌年經過考試，正式入學。當時，胡適剛從美國留學歸來，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成曾聽過其授課，二人的師生之誼維繫終生，成對胡適始終以老師相稱。（詳參：《胡適出長北大逸事》，孫景瑞，《文史春秋》，1995年第2期）其次，二人有共事之誼。1932年12月18日，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表成立宣言，1933年1月30日，北平分會成立，胡適、成舍我等九人俱為執行委員。最後，因二人一直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師生之誼、共事之誼，成舍我主持的《世界日報》之上，刊載關涉胡適的動態報道、講演記錄、訪談專稿等數量頗豐，從1931年胡適由上海中國公學辭去校長一職，赴北京大學任文學院長始，至抗戰勝利後北平《世界日報》復刊，胡適由美返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成舍我一直密切的注視與追隨著胡適的動向，十餘年來的相關報道層出不窮，各類史事記述可謂詳盡，足可為胡適這十餘年的人生軌跡及思想路徑做一系統性的旁證。

1946年9月間，正是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此時在友朋聚會中，胡適以追憶米糧庫舊居的芍藥為話題之始，進而憶述自己少年「種竹成林」的舊事，其間寓意若何，席間諸友及學界中人，自然心知肚明。此時，成舍我以「一丁」的筆名，欣然記錄下了胡適「種竹成林」的憶述，並迅即刊載於《世界日報》之上公諸於眾，儼然將其視作戰後重振中國教育的一個寓言故事。

事實上，抗戰勝利之後的中國教育界、學術界乃至整個文化界，因歷時十四年的戰爭摧殘，百廢待興、亟待重振，諸般事務千頭萬緒。而胡適自「七七事變」以來，即投身於為中國抗戰獲取國際支援的種種外交活動之中；又於1937年底9月即臨危受命，奔赴歐美各地從事抗戰宣傳工作，並隨即出任中國駐美國全權大使。抗戰勝利後，胡適歸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其時已經整整九年漂泊海外，與中國學術界的聯絡及互動都極其有限。然而，少年種竹成林的舊事，仍激勵著這位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的「老驥伏櫪」之心；憶述這番舊事之後不久，胡適創辦《大公報·文史周刊》，廣攬國內文史研究英才；接著又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等重振中國文教事業的一攬子計劃，不遺餘力的推進其教育主張與理念。

當然，「種竹成林」的寄望，最終未能實現；隨著國民黨政府的潰逃台灣，胡適也不得不隨之流寓美國，之後終老於台灣。那片安徽績溪老家的竹林里，終漸遺忘那位種竹少年的昔日身影，寄望在中國文教界重新抒寫「種竹成林」寓言的胡適，終生也再未重回故土，重看那片他親手植下的蒼翠竹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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