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三寶四經典集結
自由與良序·了解三寶·經典集結
天佑
老君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不是造物主，也不是大梵天，卻是一切的足處。有了「道」之大格局，一切便能安立；有安立才有相對，有相對便有抗爭、妥協與合作。一切自自然然，渾然天成；能生世間百態，能成森羅萬象，卻又全不據有。那是一種有趣的存在，什麼都不創造，什麼都依他而在；不生無不生，這才是真正的無為無不為。
佛教是重法輕人的。人是什麼？法又是什麼？佛陀說：他所說法，恆而如是；所以是發現了真理，而不是發明。但真理畢竟是無形無相的，便有介紹出來的需要；這也是法，是被佛陀發明的（組織成文字），所以叫佛法。
佛者覺悟，所覺悟的真理即是「道」。（非《道德經》之道，亦非「八正道」之道。）無論佛出不出世，「道」都存在。比如萬有引力，無論有沒有「蘋果」都還是存在。直到牛頓將之發現，便有「萬有引力說」的發明。（發明了「說」，而不是道。）
佛教中的「道」（核心教義）是「緣起」。因為緣起，所以眾生長劫輪迴不得出離；也因為緣起，所以佛陀熄滅煩惱不受後有。佛又說法，將「緣起」舉出，介紹達到真理之道路。世界上有了佛、有了法，當然還有「道」。雖然是「三」，但難捨難分、不一不異。因為合道，因為覺悟，因為如法，播撒智種無數。
世界上最早的覺者是佛陀；世界上最早的佛法是四諦；世界上最早的僧寶是五比丘。有了三寶，引起發酵，形成一股潮流。在之後的四十五年里，佛陀孜孜不倦地宣說法義，度化弟子；弟子再去說法，度化他人。人數呈幾何倍數增長，僧團如龐氏結構般膨脹。
在佛教誕生之前，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團立場的婆羅門教，提出神職是天生的貴族階級。而沙門陣營則代表了被剝削階級的立場，基於業報至上之理念，提倡哲思與苦行。
佛陀認為：階級要打破，修行人不能被「壟斷」，所以部分沙門制度（比如乞食而活）是合理的，以避免驕奢淫逸。
此外，毫無意義的苦行也應該要避免。因為折磨身體只能危害健康，與解脫無關。輪迴與困苦的關鍵在於無明，所以要針對煩惱，而不是肉體。這是佛陀制定僧團生活規範的總原則。
道本無形，隨方應物；弟子根基各異，便有技巧不同。佛陀講法非常靈活，針對不同情況說不同法。以其大能，隨機調整課綱與授課方式，使教學效果極大化。但人治不如法治，後來的情況證明了此一定律。尤其在戒學中的「立法權」難題，造成僧團日後的困擾。
在佛陀時代，上首弟子得到啟悟與體驗，不再煩惱。但樹大招風，來人不少，又缺乏先進的管理手段，難免困擾於團隊素質的良莠不齊。
出生高貴的提婆達多，因為得到名利，「官僚」風氣大盛。感覺佛教有了「上位」的資本，打算改革僧團生活之形態，往統治集團靠攏。表面看似更為嚴格的飲食規定，實際上成為被既得利益者豢養的對象，這是一種根本性的變質與反動。
佛陀當然不能同意，也造成了佛教內部的第一次路線之爭。佛陀是倡導中道的，基本保持了沙門的極簡作風。雖然也接受大財閥的供養，不過佛陀主張隨緣而不攀緣，避免了無意義的享樂、苦行與標新立異的故意。
佛陀死後七天，弟子們將遺體火化，並起塔供奉；這是對「發現者」的敬重。人有形相，紀念容易；法卻無相，如何保留？
有人提出：老師不在了，終於可以放鬆一下了。懷揣這種意見的人應該不在少數，否則不會被記錄下來。甚至連佛陀的侍者——代表了經教權威的集法者，都在傳遞「小事可以馬虎」的信息，引起第二次路線之爭。
堅持沙門傳統（林居頭陀）的摩訶迦葉尊者，對此表達了強烈的質疑、極度的不安與嚴正的批評。他的風格保守、嚴謹，眼裡如何能夠容得「修正」的沙子，便在追悼會後決定集結法要。
首先要面對阿難提出的「小小戒可舍」的提案。在原始佛教時期，一切佛法都是依佛所說，尤其戒律更是如此。因為攸關眾生慧命，他人沒有制定與修改的權力（能力）。佛陀擁有最高「立法」權，僧團依之「行權」，並制定地方「下位法」。
佛陀的立法過程，全憑「隨犯隨制」（法官造法），並未形成制度（立法法）。佛陀死後，「大法官」沒了，便無法再「造法」。隨著戒律條文被集出，變成「成文上位法」，使「修法」更是成為一種無法完成的任務。
由於「大法官」沒有對「不能修改的上位法」與「能夠修改的下位法」的分際說清楚，這本身是「憲法」層級問題，沒有「憲法修法權」的僧團肯定討論不出結果。索性將此「權」凍結：「佛所已制則不改，佛所未制則不制」。
有人因此對迦葉詬病，認為時代不同，不能「修法」會導致與時代脫節。後來的事實證明，迦葉的良苦用心是自有其道理的。
僧團失去「立法權」，無法改變「上位法」；但有例外的情況：管轄範圍。如果出了僧團「行權」之「轄地」，可由當地僧團對「下位法」修改。
但這又回到了上文述及的難題：「上位法」與「下位法」的界限在哪裡？誰都說不清楚，直接導致佛教僧團的公然裂解。（第三次路線鬥爭：乞錢行為違法與否的不同判定。）
出於對佛的懷念、對法的重視、對後世的照護，僧團在佛陀死後三個月時聚集一會，將佛陀所說法要予以彙集。得著阿闍世王的贊助，在七葉窟完成首度集結。領導者為大阿羅漢摩訶迦葉尊者。僧團中共有五百名大阿羅漢（當然都代表了「嚴謹」的立場）參與結集。
由持戒第一的優波離背述律藏，由在佛陀身邊最久的阿難陀背述經藏。優波離與阿難說出時間、地點、人物、教示等內容後，諸阿羅漢們便檢驗是否有誤，若無誤則一起複誦確認。這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集結。
最初的集結是弟子們的記憶匯總。當時的風氣是重法輕人的。這些集結經典的長老們一來見過佛陀，故沒有神秘化情感之須要；另外解脫者的情緒控制，讓他們懂得法才是重點。
此時教法全由口耳傳承，並未載以任何文字記錄，情況與《新約》類似。因為口傳背誦之特點，在佛法教授之餘僅具「六成就」（介紹時、地、人）之內容，並無贅語。這一點與得著書寫便利的後出經典相比，有著極為明顯的區別。
對比不同部派分別所傳的律藏（法藏部《四分律》、化地部《五分律》、大眾部《摩訶僧祇律》、說一切有部《十誦律》與南方上座銅鍱部《善見律毗婆沙》等），第一次集結的情況似乎是共說的，彼此間沒有太大出入。後來的數次集結，便有了不同部派各說各話的傾向。
第二次集結，在佛滅後百年。由於跋耆族比丘不尊守戒律，有向人乞錢等違反戒律的行為出現。被僧團中的上座長老看到，認定為非法。
於是七百位阿羅漢聖者在毗舍離舉行集會，宣布有十種情況是違反戒律且不被允許的。此次結集被稱為「毗舍離結集」，參加者多為佛教長老，故稱「上座部結集」。
毗舍離比丘不滿上座決議，單獨召集約萬人舉行集會，定此「十事」為合法。（角鹽凈、二指凈、他聚落凈、住處凈、贊同凈、所習凈、不攢搖凈、飲闍樓凝凈、無緣坐具凈、金銀凈，凈即聽許之意。）
由於參與者眾多，被稱為「大眾部結集」。並獨立組織其團隊，自稱大眾僧團、大乘比丘。此時佛教僧團分裂為兩派：一為堅持嚴謹的長老部，或稱上座部；一為新興的大眾部。（佛世時就有隱在的危機，比如舍利弗、阿難、摩訶迦葉、優波離等團隊的不同學風。）
此外還有一說：通過批評教育，毗舍離比丘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沒有立即分裂。分裂是之後才有的事。雖然不同傳說意見不一，但無論如何，僧團不同學風的問題已十分嚴重。
比如對佛終極懷念導致「佛陀觀」的抬高，並對阿羅漢（上座）的不斷貶低；還有對戒律與經義的歧見，分裂態勢在阿育王之前已再難挽回。
第三次集結在阿育王時期。早期佛教雖然是關於解脫學的實踐教法，但立場其實是源於沙門的。來自沙門又高於沙門，並努力應對婆羅門教的攻殲。思想領域矛盾尖銳，得到治權集團的關注。阿育王用懷柔政策，使各種宗教都來示好，佛教自然也要搭一搭這順風車。
今人面對佛法，不能將之想像成真空實驗室中的標本。在古代印度，佛教與沙門諸師共同發展，他們的活動往往是交集的，彼此的相貌打扮大概也都相似。當佛教處在風口的時候，許多沙門加入僧團，或許是為了獲取資源，又或者並不清楚彼此的區別何在。
思想領域，不易把握。佛教僧團中混跡了不少「外道」，他們仍然堅持自己原有的思想，並說成是佛陀的教導，這就導致了混亂。佛教僧眾拒絕與其一同布薩。可是，佛教的教制過於鬆散，全憑自身力量，無法實現隊伍自清。
阿育王聽從目犍連子帝須的建議，舉辦了超大規模的法會。通過這次集會，有六萬名左右的異教僧侶被逐出僧團。目犍連子帝須選出一千位阿羅漢，用九個月的時間集成教法，完成第三次集結。（此為南方說。）
其後，阿育王便送出傳教團，四處傳播佛教正法。其中一支（以室利房為首）來到中國，當時秦始皇剛剛統一全國，將前來佈道的異族僧侶關押、遣返。（此說僅有孤證。）另外一支由摩哂陀帶領的團隊，將佛法傳入斯里蘭卡。
據赤銅鍱部《善見律毗婆沙》所載，摩哂陀是阿育王的長子。他以目犍連子帝須為和尚而出家，以大眾部摩訶提婆（大天）為阿闍黎受十戒，以說一切有部摩闡提為阿闍黎受具足戒，反映了阿育王處理宗教問題時所表現出的靈活。
（有關於第三集結的始末，為南方特有的傳說，僅見於蘭卡傳承的資料。在《阿育王傳》與新近破譯的《阿育王摩崖法敕》中，全都沒有反映。）
第四次集結，在西元二十九年，地點在斯里蘭卡。（此後都是銅鍱部說，與此相對的是印度的二時、三時教法興起，與中國佛教的叢書編訂。）那時已經沒有多少僧侶能像早期阿羅漢一樣，可以將全部經典記入腦中，於是決定將經典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留存後世。
五百位阿羅漢，用與第一次集結同樣的方式重述經典，並將之寫在貝葉上。大會圓滿結束，經典被寫下，得到小心保存。從此以後，「葉片書」傳播和出現在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地。
第五次集結在西元一八七一年，得到緬甸國王敏東的支持，地點在曼德勒。目的是要重述、驗證和比對經典，以確保一切無誤。由三位阿羅漢主領，更有兩千四百位比丘，共花了五個月的時間，方式也和第一次集會一樣。這次集會後，國王將所有經文撰寫在七百二十九塊大理石板上，將其建成佛塔。
最後一次集結，在西元一九五四年，地點在緬甸仰光。由緬甸政府贊助，模仿七葉窟，建造大山洞。大會於五月十七（月圓）日開始舉行，由八個不同國家（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印度、斯里蘭卡、越南、尼泊爾）的兩千五百位長老比丘們共同參與。
由尊者馬哈希長老擔任首席顧問，負責問證工作。經典以七個國家的文字寫出（除了印度），整個過程用了兩年時間（翻譯與校對工作的時間較長），終於在佛滅後二千五百年的（西元一九五六年）五月完成。
這次經典結集，被公認為有史以來最嚴謹的一次。以巴利語為正宗（據說最接近於佛陀使用的語言），另外還有僧伽羅文、高棉文、寮國文、傣文等不同方言的文字譯本。近代還增加了天城體梵文本、拉丁字母本和日文譯本等數種版本。
元亨寺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陸續出版了《漢譯南傳大藏經》，將巴利語三藏完整翻譯成漢語。此版本是根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出版之日譯本重譯，並參照Pali Text Society原本，即Hermann Oldenberg刊行本（London，1881）加以修訂。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崇拜似乎與佛陀的實證主義風格相去甚遠。且南傳經典在文字記錄以前，已經有了數百年的口耳傳承。之前是否有過增減，未能定論；之後能否順應時代，要看實踐。目前有一種非理性的意見，認為南傳經典是確定為佛說的，我看也未必盡然。只能說，傳入斯里蘭卡的赤銅鍱部佛法定格在了西元一世紀初的發展狀態。）
後四次集結說，為南方（銅鍱部）蘭卡僧團所述，被奉為「古老」，也是相對而言。在印度次大陸的情況，由於抄本經典的流通，部派百花齊放。為了闡述意見，各自編訂論藏，反而使得復誦集結之形式走入歷史。
印度佛教發展到後期，大乘行派脫穎而出。相關論書代表了兩大陣營，分別對時代佛法（所有部派與教法）總體繼承。不過龍樹偏於掌舵，而彌勒偏於組織，這一判斷基於《大智度論》與《瑜伽師地論》的不同風格。
其中，編纂《瑜伽師地論》的彌勒、無著二大士，與編纂《清凈道論》的覺音尊者一樣，論師們站在高地，對舊有教法系統抉擇與總結。將駁雜的諸多教法，糅集成宗；為後人的學習，開出一條便捷大道，這是非常值得感念的。
我國的「集結」情況，有不同於印度現實的特殊實踐。由於一開始傳入即有文本，經典零星傳來，時間跨度大且不成系統；許多經典有不同譯者的不同譯本（重複翻譯），甚至還有經文開合與譯者加撰的情況。
所以我國的「集結」活動，皆以經典（目錄）彙編之形式進行，這更像是一種大型叢書的編纂工作。在歷史上，各種《經錄》有近五十種之多，流傳至今尚有二十餘種，收錄的經籍數量不等。
在此基礎上編纂的大藏經，各個時代的形式和內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經外，宋代以前的基本都是捲軸裝幀的書寫本。北宋開寶（西元九六八至九七五）年間，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經問世後，曆元、明、清、民，共出版過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有近二十種之多。
現存公私刊印的大藏經，宋有《開寶藏》、《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遼有《遼藏》；金有《趙城金藏》；金元之際有《磧砂藏》；元有《普寧藏》、《官版藏經》；明代有《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武林藏》、《萬曆藏》、《徑山藏》；清有《隆藏》。
遜清之後，還出版過兩種鉛字排印本藏經：《頻伽藏》和《普慧藏》。在國外，漢文版藏經有《高麗藏》（根據北宋《開寶藏》翻刻，經版兩次被毀，今本《高麗藏》已非原貌）、《弘教藏》、《卍續藏》、《大正藏》等。
漢文大藏經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叢書。其中經典絕大部分是在東漢、魏晉南北朝、唐朝時期譯出的。包括從兩晉南北朝開始，中國僧人及佛教信徒寫下的不少著作，有經序、註疏、論文、工具書、史料編輯等。（還有一些假託流出的佛經，被稱為「偽經」。）
這些大量的中土著述，豐富和發展了佛教傳統「三藏」（經、律、論）的內容，使大藏經成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百科叢書。
綜觀國內外各種版本的漢文大藏經，都有收錄不全、排印錯漏等缺點，均非理想版本。為彌補這一缺憾，一九四九年後，《中華大藏經》的編輯出版工作被提到日程上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呂澂先生還為此專門編纂了目錄，即六十年代出版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該設想其後沒有真正落實。）
一九八二年，時任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的任繼愈先生，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會議中，建議整理出版《中華大藏經》。分別漢文、藏文等不同文字，統一採用《中華大藏經》這一名稱，這在藏經史上屬於首創。
同年八月，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正式決定，委託任繼愈先生負責，開啟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編輯出版工作。
四年後，季羨林、任繼愈、多吉才旦、土登尼瑪等漢、藏學者一致建議應儘快整理出版《中華大藏經》的藏文部分。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組建「大藏經對勘局」，在四川成都展開《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的整理出版工作。
藏文大藏經分《甘珠爾》、《丹珠爾》兩部分；甘珠爾又稱正藏，丹珠爾則為副藏。前者是佛經總集，包括經藏與律藏兩大部分。後者是歷代高僧大德對佛陀說教的解說與論述。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編印工作，動員了約一百六十人參與。歷經十三年，最終於一九九四年底編纂完成，一九九七年由中華書局全部出齊。這部大藏經共收經籍一千九百三十九種，分一百零六冊。二〇〇四年出版《總目》一冊，共計一百零七冊。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出版，同時也推動了藏文部分的整理工作。《甘珠爾》選擇了八種木刻版本進行對勘，《丹珠爾》選擇了四種木刻版進行對勘，總計二百三十二卷。從最初對勘到最後出片，一共經歷了十二項二十四道工序，是目前為止校對最精良的「藏文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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