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文人寫詩奉迎年羹堯 雍正看後大怒：把他拉下去凌遲

年羹堯是雍正朝早期權勢最大的權臣之一。他本身是雍正潛邸的包衣奴才出身，而後因為辦事幹練，富有將才，一路做到了陝甘總督之位。在雍正的繼位大戰中，又是年羹堯控制了大將軍王允禵的西北大軍，立下汗馬功勞。繼位以後，年羹堯獨攬西北軍政大權，成為了事實上的西北王，雍正對他的寵信也無以復加。

雍正對年羹堯的寵信到了什麼地步呢？舉一個例子，當時在選取庶吉士，雍正卻把試捲髮給遠在西北的年羹堯看，聽聽他的意見，要知道年羹堯可不是什麼翰林文人，在諭旨中還叮囑：「不可令都中人知發來你看之處」，宛如熱戀中的小情侶。

然而好景不長，雍正即位不到三年，這位功臣就被雍正賜死，至於究竟是雍正誅殺「功狗」還是年羹堯太過專擅跋扈，這裡略去不談。但這位權臣的倒下，卻也連累了追隨他的一幫人，今天要講的就是其中一個無恥文人-汪景祺。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其父汪霖曾任戶部侍郎，其兄汪見祺曾任禮部主事，可以說是官宦世家，書香門第。汪曾祺也是少年才子，但是在科舉上並不順利，42歲才中了舉人，然後一直沒有考上進士。雍正二年初，仕途無望的汪景祺想走終南捷徑，於是先去投了西安布政使胡期恆，再以此為跳板到了年羹堯門下當幕僚。到年羹堯案發後，汪景祺也受到牽連，被判斬首。

其實以汪景祺在年羹堯底下做的事，是遠不至於判死刑的，而雍正之所以要重懲汪景祺，主要是這人實在太無禮儀廉恥。

汪景祺在年羹堯帳下當幕僚時，閑來無事，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一書，這書也是汪景祺招致災禍的主要原因。年羹堯下獄後，負責查處的官員到他家抄家，搜得此書，雍正皇帝看後大怒，批示：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弗使此種得漏網也。」雍正皇帝為何痛恨汪曾祺，只是因為這本書的內容實在太荒誕不經。

書的序言，汪景祺回憶了自己的人生，「余今年五十有三矣，青春背我，黃卷笑人，意緒如此其荒蕪，病軀如此其委頓感。間關曆數千里，貧困飢驅，自問平生都是是處。」這些話語倒也可能是汪景祺的心聲，然而再往下看，卻不難看出他狂放自負，不把道德規矩放眼裡的心態。

在書中，汪景祺寫了他自己的兩次「艷遇」，一次是收錄在《步光小傳》中，記敘了他與一個出身武將世家、會武功的妓女步光的一夕之會。文人遊離於青樓妓館，在古代也並不奇，可第二次「艷遇」就比較出格了。

第二次艷遇記記錄在「遇紅石村三女記」中，講他在路過紅石村時與三位女土匪調情之事。這三位女子是當地出了名的土匪，但看汪景祺是貧窮書生的分上，便放了他一條生路，還加以「調戲」。可汪景祺不僅不以為恥，還用寫情色小說的手法記敘了與三人的親昵舉動。最突破三觀的是，「皆發乎情止乎義，以禮自守者……嗚呼，可謂賢婦人矣！」，他還認為這三個行為放蕩的女土匪是「賢婦人」，這個觀念實在與傳統思想大相徑庭。

上面所述只能算是個人作風問題，真正要汪景祺命的是《讀書堂西征隨筆》其他內容。

首先，為了得到年羹堯的寵信，他大肆吹捧以至了肉麻的地步，「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大將軍哉」，汪景祺認為年羹堯的功勞已經超過了歷史上的郭子儀、裴度，簡直是古今中外第一名將。如此吹捧年羹堯，不知他把雍正這個領導放在哪裡了？

其次，在《讀書堂西征隨筆》還有一篇叫《功臣不可為》，在這篇文章中，汪景祺引經據典論述了中國古代功臣為什麼會被皇帝殺戮的原因，說功臣被殺不是因為他們跋扈，而是因為他們的功勞令皇帝害怕，擔心皇帝位子被奪。文章還用「可勝慨哉，可勝慨哉」八字結尾，不由讓人揣測他寫這篇文章的意圖是想告訴年羹堯自古功臣沒有好下場，你還不如就此反了算了。

《讀書堂西征隨筆》中其他幾篇文章也都存在一些被認為是影射清朝，心懷不軌的思想。比如汪景祺認為吏治敗壞是因為滿族官員過多，這些滿族官員沒有學識，辦事都靠下屬，自己沒有主張。汪景祺的話雖是實情，但是清朝建立本就是以滿族人為根基，這般直白說滿族官員壞話，未免有向清朝挑釁的意味。

汪景祺的書在年羹堯家抄出來以後，不僅把年羹堯害慘了，也誤掉了自己的性命。雍正親自下旨，「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這裡的極刑並不是今天所說的死刑，在清朝來說那就是最慘重的刑罰-凌遲。將一個文人處於凌遲之刑，可見雍正對汪景祺的厭惡了。

不過最終「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在其他官員的求情下，從凌遲改為斬首，妻、子發配給披甲人為奴，五服以內的族人凡是有官位在身的，統統革職。攤上這麼一個親戚，也只能說汪氏家族也是倒了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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