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與偉大之間的距離

為了幫人而違法，該如何處置?

中國古時講的是原心定罪論，即根據犯案者的動機量刑，也就是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

古時審案時，多引儒家典籍為法律判例，因此在二程和朱熹之前，儒家政治思想核心是在《春秋》而不是《論語》。錢穆先生梳理過這個脈絡：隋唐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於《論語》。西漢《春秋》列博士，而《論語》與《爾雅》、《孝經》並列，不設博士。以今時為例，《論語》在當時就是小學教材，而《春秋》才是大學講座課程。

究其原因，大概是傳說孔子曾自道：「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這麼看起來《春秋》是孔子在意的東西，而《論語》不過是後世弟子紀念他學習他的一種參考書罷了。

其實這種理論頗有漏洞：

1、《春秋》是否為孔子所著，學界尚有疑問；

2、孔子應該早有不朽的自覺，所以《論語》記載孔子有次感慨說自己不想說話了，他給出的原因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應該是預料到了後世會引他的話作為論據，因此不想多說那些容易被篡扭的深奧道理。孔子一生，講的無非是仁和恕，孝經倒是沒那麼高地位。

於此類似的有胡適，胡適年輕時就暴得大名，可正因為此，他才惜字如金，並沒能寫出基本像樣的著作，反而在日記里玩弄讀者，說：1號，打牌；2號，打牌，3號，打牌；4號，胡適啊胡適，你不能如此荒廢下去了！5號，打牌。

3、這句話本身就是訛傳，怕就是後人為表達自己的意見，假借孔子之口，說說而已。

無論如何，儒家雖然不反對依法治國，但還是堅持要以德治為主，法製為輔。漢武帝時董仲舒退居二線，朝廷每遇大事不決，變派張湯去找董討主意，後來這些主意被編成了法典《春秋決獄》，張湯是當時的大法官，而董為大儒，德主刑輔，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照著這個傳統來看，《我不是葯神》里的程勇，為了幫病人而走私藥物，應當是無罪的。

可是拜託，在這種理論里聞不到夾雜著千年的餿味嗎？

首先，一個人的動機很難被衡量，而即使他的動機真的很純良，但好心辦壞事這種情況絕不是孤例。

其次，法制客觀，而拷問良心則過於主觀，以人凌駕法律之上，是開歷史的倒車，對於社會穩定絕沒有好處。

三，雖然現在有這樣情與法矛盾的例子，但我們應該相信法制是可以不斷健全的，通過這些事件，是會把法制引向一個更完美的境界的，而人治，做不到。

所以雖然網路上鋪天蓋地的說《我不是葯神》如何好的神乎其技，好的天地泣而鬼神驚，但我倒覺得電影里並沒有什麼超前的見解和解讀，不過是順從大眾的心理預期，講了個感人的故事。

對我這樣的法盲，十多年前《神經俠侶》才沖刷了我對法律的認識：便利店老闆報警有男子偷奶粉，警察陳奕迅和容祖兒趕到，見中年男子十分可憐，孩子又無依靠，於是新紮師姐容祖兒同老闆說，要不我替他給錢，你不要告他了。老油條陳奕迅大驚，趕緊打斷他，說你這是妨礙司法公正，是違法的。

在那一刻起，我才知道該毅然的站在情與法的那一邊。但可惜《我不是葯神》里也有這樣一個闡述情法的機會，只可惜這機會就像一尾狡黠的魚，在導演已經摸到他時，又輕輕的溜走。

我們不該奢求電影變成一個說教的手段，但植入價值觀，才是作品成為不朽的基本。竊以為，這也是《我不是葯神》的唯一一點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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