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開始前四年多時間，井岡山就已經不屬於紅軍了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位於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是全國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黨、政、軍首腦機關所在地。
為何中央革命根據地不包括井岡山，因為此時的井岡山已在四年前就已經不屬於紅軍了。
井岡山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從1930年4月以後，這裡淪陷成了白區。
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永新縣城，井岡山農民武裝首領袁文才、王佐被「左」傾領導者錯殺，其帶到永新的部隊被改編。這件事迅速傳遍了湘贛邊界，在敵我雙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一方面，是袁文才、王佐的余部，包括井岡山的客籍黨員、幹部與群眾，都感到巨大的憤慨和不服。許多人認為這是土籍領導們做下的壞事，公報私怨，為了打擊客籍人。於是，他們提出要向上級黨組織提出控告，由上級來評判是非，作出處理。
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以謝角銘、謝益謀、陳次謀、曾李生牽頭，聯名客籍黨員幹部劉克猶、朱開卷等16人，寫信給彭德懷並轉贛西南特委和軍委、各路行委各黨部，希望上級能主持公道，為袁、王等人的妄殺作出嚴正處理。認為特委「設此圈套」，將「袁、王等包圍處死」，「殊令人犀疑滿腹，切齒痛心」，是「不正確之執行」。信中懇切地表示「舍共產而無他從」，「若得奉命，自當然加倍工作」，「期待上級之明了我們苦衷也」。
在當時用信的方式，向上級反映湘贛邊界特委誅戮袁、王的嚴重錯誤，完全是符合黨內組織原則的，也說明了這些人對彭德懷的信任。但最後結果與他們的期待大相徑庭，信有沒有送達都不得而知。事實情況是，包括彭德懷在內的上級黨組織，並沒有派人向他們作出解釋或進行安撫。相反，在當時的宣傳上，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仍堅持說袁文才、王佐有罪，是革命的敵人，理應被殺。這樣一來，袁、王舊部覺得咽不下這口冤氣，從內心無法理解和接受這一現實，憤怒之情可想而知。許多普通的客籍民眾也感到非常痛心，有的甚至對共產党進行重新審視，原來都說共產黨好，可這不禁使他們在心裡產生質疑：共產黨怎麼也自己人殺自己人啊？由此對共產黨的信任也產生嚴重動搖。
另一方面，國民黨則大做文章。湘贛邊界各縣的反動政府和豪紳階級，則看準了這一機會，利用各種途徑造謠生事，大肆離間袁、王舊部和客籍民眾與共產黨、紅軍的關係。茶陵、寧岡的土豪劣紳派人在很多圩鎮貼出了「反對共產黨過河拆橋」「反對共產黨恩將仇報」之類的口號。寧岡、遂川兩縣的國民黨政府派人來井岡山，給農民免費送來了糧食、食鹽等物資，其中還有耕牛，尤其對袁、王舊部排長以上的家庭給予更為優厚的「撫慰」。
一邊是共產黨上級組織的不理會，一邊是國民黨政府不惜財力的撫慰，人心自然發生了轉向。3月中旬，袁文才舊部以謝角銘為首，將一直關押的羅克紹放回湖南茶陵。謝角銘他們等了幾天，見西路行委仍然無人來找，心感失望。3月下旬，謝角銘聯絡王佐部下王雲隆，聯名給湘贛兩省政府「電告反赤」。兩省政府分別於第三天派出「撫慰大員」來到寧岡龍市，策劃袁王舊部的「反共大業」。4月上旬，寧（岡）遂（川）邊防保衛團在茅坪成立，謝角銘為團總，王雲隆為團副。保衛團以袁、王舊部為主，又招收了200餘名團丁，加上國民黨吉安駐軍撥來的一批槍彈，使保衛團擴充到700多人槍，實力與以前的紅四軍第三十二團相差無幾。保衛團分別盤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山區，在客籍民眾中實行反革命的軍事化控制，掌控了紅軍苦心經營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正由於保衛團基本上控制了井岡山區域的客籍民眾，控制群眾通風報信，與紅軍為敵，導致了紅軍尋機奪回井岡山的幾次努力都先後失利。
由於湘贛邊界特委錯誤地殺害了袁文才、王佐，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惡果，井岡山的老百姓在一段時間裡被蒙蔽了，紅軍的群眾基礎喪失了，威信也下降了。從1930年4月開始，井岡山軍事根據地的核心區域——茅坪、大隴和大小五井一帶山區一直處於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共產黨始終沒有忘記它，但紅軍幾次派部隊攻打井岡山，均半途而返。直到1949年8月才由前身為朱毛紅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四十八軍的部隊全部收復，革命的紅旗重新插上井岡山。
全國解放後，中共江西省委才作出平反決定，追認袁文才、王佐為烈士。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曾接見了袁文才、王佐的妻子，表達了對袁文才、王佐的懷念之情。但此事長期鮮為人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許多史學工作者經過深入的調查和訪問，才將整個事件的前前後後公之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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