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不當行為」，我的老闆被學校解僱了

一周前，一篇題為《她曾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刷屏，舉報中山大學社會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張鵬曾對多名女生和女教師進行性騷擾。隨著事件的發酵，中大校方迫於輿論壓力，於 7 月 10 日發布 「情況通報」，表示由於「存在有違師德師風的不當行為」，張鵬已被校方停課，導師資格被取消，其青年長江學者的學術頭銜也將被撤回。

中大校方的謹慎措辭成功地規避了「性騷擾」之類的字眼，然而這類來自學術界的「不當行為」，真的能靠文字遊戲來掩蓋嗎？

一位遠赴海外求學的留學生，在幾個月之前，親身經歷了一場課題組老闆因為「不當行為」而被校方解僱的風波。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改變的不止是涉事教授一個人的命運。

撰文 Ryn

編輯 菡萏

禍從天降

那是一個星期一的早晨，如往常一樣，我在九點半的時候坐在了實驗室自己的桌子前，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令人稍稍意外的是，一直以來因為身體原因在家休養的老闆（課題組 PI）出現在了實驗室里。就在我以為一切都將步上正軌，大家終於可以擺脫只能通過 Skype 跟老闆交流數據和探討實驗計劃的尷尬現狀時，卻發現所有人都刻意壓低了聲音，竊竊私語著什麼。實驗室里瀰漫著一股令人不舒服的詭異氛圍，好像有什麼大事發生，但只有我不知道。

M 是我們實驗室的 lab manager。因為實驗室的空間有限，我被迫跟 M 共享一間狹小的辦公室。距離我半米不到，老闆小聲地在跟他說些什麼，隱約只聽見「Did you find out by yourself?」, 「Does anyone else know about this?」, 「You have to tell them.」。

在老闆離開 lab manager 的辦公時候後，實驗室的其他人也陸陸續續來到辦公室跟 lab manager 談話。無一例外地，大家都壓低了聲音，說話間透露著憂慮，彷彿這是某種今天才開始流行的備受大家喜愛的說話新方式。那個時候，我以為大家竊竊私語的是諸如滿滿當當養了三個鼠房的老鼠們終於把實驗室吃窮了之類的「小」事情。在我做好了「實驗室需要節衣縮食一段時間「的心理準備後，M 告訴我，老闆被學校解僱了。他說話的語氣太平靜了，以至於我一瞬間以為他不過是說了句今天天氣真好。

我的老闆就這樣被學校解僱了。在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已經在學校里身居要職，同時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美國國家醫學院院士。去年，老闆作為領導者之一幫助其所在的研究所拿下了一個 5 年資助 1500 萬美元的大項目。

「那實驗室呢？會怎麼樣？」我問 M。

「實驗室會持續運作一段時間，然後關門。」M 這樣講。

當時，實驗室總計有 25 人，包括博士後、研究生、技術員、實驗室經理、老闆的個人行政助理和正在做輪轉的我。他們之中有人已經在實驗室工作了近 20 年。而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在在毫無預料的情況下面對著老闆被解僱和實驗室要關門的現狀。

那個早晨，沒有人有心思工作。與我合作同一個項目的師兄 F 從實驗室消失了一個上午，他在回復我的郵件里說，「今天早晨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我必須和同事們離開實驗室，出去清醒一下，把事情想通。」那個早晨，我們知道了許多既定事實：老闆被炒了，實驗室要關門了。校方姿態做得很足。至於解僱的理由、後續的解決措施、實驗室里受到影響的每個人該何去何從，內容也就跟那些既定事實一樣短。

不能被公開的真相

周二，我從師兄 F 口中聽到了一個版本的「真相」，說老闆多年之前曾經在工作中對下屬投入了不合適也不正當的感情，維繫一段不正確的關係，後來被當事人舉報，現在受到了學校的處理。有趣的是，三個月之後，我又從另一個實驗室前成員的口中聽說了一個不同版本的「真相」。而告訴我這兩個不同故事的人都跟我說，「事情就是這樣的。」

周三，校方發表了公告，官方宣布了此事。是校級的公告，並未有具體部門和負責人的落款。公告非常簡短，而且語焉不詳。校方既沒有指明他到底因為何事違反學校政策，也沒有公布他違反的到底是哪條學校政策，甚至沒有公開該事件的調查開始時間和參與調查的人員，唯一被提及的解僱理由是老闆「違反學校政策和學術界價值行為準則」。這一做法激怒了許多認為此事應當被透明處理的人，學校的學生們組織了請願活動，希望校方可以公布更加具體的解僱理由。這個活動受到了大量的聲援和支持，「我們想要學校更加嚴肅地對待此類事情，並且更加公開地處理它。」請願活動的發起人之一，Bianca，在接受 STAT 採訪的時候這樣說。

針對此事，學生們還有更深的憂慮。「如果不公布他被解僱的理由，其他可能考慮僱用他的研究所該如何評判他？他新的同事該如何知道他們應該提防什麼？他們又承擔著多大的成為潛在受害者的風險？」Michael Balter 在學校學生新聞的 Blog 下面這樣評論。事實上，評論中所提及的情況絕不罕見。

在學生和教授以及校方巨大的權利差別之下，諸如性侵害這樣的事情很少可以被公平、公正、公開地處理，尤其是當其中涉及到那些被我們稱為「大佬」的教授時，校方往往會試圖大事化小地掩蓋起來或者直接保持沉默，直到不得不有所作為，比如，被拖進一場官司，或者被知情者公開披露事情真相。1998 年，時任北大副教授瀋陽對中文系 1995 級本科女生高岩進行性侵行為，後者於 1998 年 3 月 11 日自殺身亡。同年 7 月，瀋陽因「與高岩的交往中行為不當」被給予記大過處分。但是，根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兩名北大中文系教師回憶稱，調查結果中並未明確地將瀋陽的行為定性為性侵，「當時僅說是不符合師德行為」。2011 年，瀋陽獲聘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並於同年就任南京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主任，當年的處分並未對他的升遷和評獎有任何影響。如果不是 20 年之後，與高岩同一級的同學們站出來發聲，揭露當年發生的事情，反抗學校的不透明處理，逼迫校方複核實情和重新評估，或許瀋陽永遠都不會為他的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

圖片來源：io9.gizmodo.com

學校和學院仰仗著這些「明星」教授的名望和資源——申請大型科研項目、發表高水平論文、吸引學生，實驗室內的博士後、學生等群體也因為成績、論文、項目、工資、推薦信等原因依靠著教授，形成非常緊密的工作關係。科研學界這種權力差別和緊密的工作關係給了性侵害在暗處滋長的天然溫床。看不見，聽不到，不代表不存在。然而，一旦「低權力群體」選擇將性侵害揭露出來，則要承擔過於沉重的風險——或許會被強迫離開做了一半的項目，或許老闆會壓制你發論文畢業的機會，或許老闆會寫一封足以毀掉你科研生涯的推薦信，或許學校會直接無視或無限期拖延回應你的舉報……北航博士生羅茜茜在畢業之後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在舉報文章中，她說「我一直很後悔為了學位當時沒有勇敢地站出來，否則也不會有後續那麼多其他受害者。」這樣的事件是學界權力過分集中和權力差別過大帶來的惡果，而「權力」本身就是扼住受害者喉嚨使之禁聲的那雙手。

事情結束了？

老闆被學校解僱的官方公告發布兩周之後，這件事情的熱度就漸漸降下去了，大家不再熱衷於討論他到底做了什麼，也不甚關心事情的後續進展。然而對於依然陷在事情之中的我們來說，磨難才剛剛開始。老闆的實驗室就像一艘已經宣告即將沉沒的大船，船上的人都在努力地尋找出路。

學院里的項目導師找我談話，建議我儘快結束在老闆實驗室的輪轉，離開那裡，重新找別的實驗室做輪轉。實際上，重新找一個輪轉實驗室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被迫重新開始尋找輪轉實驗室的時間點正好是在兩個正常的輪轉周期中間，那個時候能接受輪轉學生並可以立刻讓我開始輪轉的實驗室並不多。就算是在項目導師的大力幫助下，我找到新的輪轉實驗室也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同樣的時間裡，實驗室其他人——博士後，研究生，技術員——也和我一樣，每天寫信給不同的教授，詢問是否有機會可以轉組。博士後師兄 A 比較幸運，他已經有兩篇並列一作的文章在手，自己獨立負責的課題也已經進行了一半，他沒過多久就帶著課題順利轉組到了學校里另外一個做相同方向的教授那裡；相比之下，跟我合作同一個課題的師兄 F 就沒有那樣的運氣，他剛剛加入老闆實驗室還沒滿一年，課題也只是剛剛起步，但是他依然堅持想要帶著課題轉組，在我已經找到新的輪轉實驗室的時候他還沒有在這個城市裡找到他的出路。後來，我在學校書店裡偶然再遇到他的時候，他說他下個月要回歐洲了，那邊有課題組可以接收他和他的課題。那一瞬間，我只感到世事無常，人生如戲。師兄 F 一年前在老闆實驗室找到博士後位置的時候，帶著妻子從歐洲來美國定居。這對他們兩個人都不是小決定。而如今，不滿一年，他又要再帶著妻子回到歐洲去。當然，也有人選擇堅守在實驗室里，比如師兄 D。當我問起他之後決定怎麼辦的時候，D 說他想繼續留在實驗室，在它關門之前做完自己現在的課題，然後再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所幸學校會繼續支付他們一年的工資，讓受到實驗室關門影響的人可以更加平穩地度過這一段時期。

實驗室的技術員們不像博士後那樣依賴課題和文章，所以轉組會稍微容易一點。N 在知道老闆被解僱之後的第二周就投奔了同一層樓的另一個實驗室，K 則追隨師兄 A 去了科研方向大致相同的另外一個課題組。然而 K 和 N 都打算今年秋季開始申請醫學院，他們或許更關心此時老闆給他們寫的推薦信是否還有以前那樣的分量，是否還能成為他們求學路上的敲門磚。

紛紛擾擾的春天過去，天氣慢慢熱起來了，老闆被解僱以及後續的事情似乎也慢慢沉寂下來，我不會再收到從老闆實驗室 mail list 里來的郵件了，但是實驗室的死亡依然在平靜而緩慢地進行著。老闆時不時還會出現在實驗樓里，大部分時間都是安靜地待在自己的辦公室中，他的辦公室總是開著門，只不過再也不會像以前一樣永遠都有人去找他聊天了。我再一次見到他是在實驗室旁邊的會議室里，當時正值世界盃小組賽的時候，會議室的大屏幕上在公放德國 VS 韓國的比賽。會議桌旁圍了一圈來看球的人，老闆坐在離門口最近的最後一排的椅子上，像他之前一樣，面無表情，一言不發，跟會議室里熱鬧的看球氛圍格格不入。最後德國輸了，輸得很丟臉，一眾德國球迷們離開會議室回去工作的時候情緒都有些低迷。老闆在比賽結束之後離開了會議室，像德國隊離開了綠茵場，一個是曾經的世界冠軍而今小組墊底出局，一個是曾經的科研界巨擘而今晚節不保，不知道他和德國隊離場的背影，誰更加落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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