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我是「醫聖」
「最近熱映的電影《我不是葯神》可謂是叫好又叫座，賺足了觀眾的笑聲和眼淚。」
有人說，優秀的文藝作品應該反映現實。無疑，《我不是葯神》做到了這一點，它深刻揭露了我國看病難，看病貴等社會現狀，成功地為慢性白血病患者吸引了全社會的關注。
不過《我不是葯神》雖然踐行了「現實主義路線」，卻也有一個不足之處，那就是它簡單地把原研葯公司的代表跟反派掛鉤。
事實上，正如《我不是葯神》電影中研葯公司的律師所說：「救了病人性命的，既不是主人公程勇，也不是印度格列寧，而是瑞士格列寧。」
若是沒有原研葯，又怎麼會有仿製葯?
主人公程勇從印度「代購」假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白血病人，卻也不能改變他的行為違反刑法這一事實。或許，這就是電影名之所以為《我不是葯神》的原因吧。
「神」這個字，離我們太遙遠，它寓意著無所不能，彷彿能徹底消弭病痛。
塵世里沒有神，只有芸芸眾生，只有每個努力生活著的人，而那些到達了「至善」「至美」的人，我們稱之為「聖」。
今天，小編為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國歷史上有著「醫聖」之稱的張仲景。
張仲景，名機，字仲景，是東漢末年著名的醫學家。
說起東漢末年的醫生，想必大家腦海里冒出的第一個名字都是「華佗」。的確，華佗在國人心目中已成為了醫術高明的代名詞，可是，你知道為什麼知名度不如華佗的張仲景，反而擁有冠絕古今的「醫聖」稱謂嗎?
這還得從三國時期的疫病說起。
三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動蕩年代，戰火連綿，百姓流離失所。據史書所載，東漢末年疫病橫行，無數的人們被疫病奪去了寶貴的生命，以至於十室九空。
張仲景就在他的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里寫道，「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又二，傷寒十居其七。」
張仲景筆下的「傷寒」可不是我們現在說的「感冒」那麼簡單，它是一種具有傳染性的流行疫病，死亡率極高，相當於是東漢時期的「非典」。肆虐的疫病帶走了親人的生命，也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張仲景痛定思痛，下決心潛心研究傷寒疫病的破解方法。
公元三世紀初，經過數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博覽群書、廣積眾方的張仲景終於寫成了《傷寒雜病論》一書，攻克了疫病，一舉奠定他在中國醫學史上「醫聖」的地位。
「醫聖」張仲景的「聖」，不僅在於他的醫術「至善」，還在於他的心腸「至美」。
這不，我國傳統食物餃子的起源，就和張仲景救治百姓有關。
時值冬日天寒，許多貧苦百姓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耳朵生滿了凍瘡。張仲景知道了，心裡很是難過，縱然公務繁忙，還是抽時間研究出了一個用於禦寒的方子——「祛寒嬌耳湯」。
張仲景讓自己的徒弟買了羊肉和一些可以暖體祛寒的藥物放在一起煮，做成餡料，用麵皮包成形狀類似耳朵的「嬌耳」，再用之前的葯湯將「嬌耳」煮熟，分發給窮人吃。吃了「嬌耳」的窮人渾身發暖，耳朵上就再也沒有長凍瘡了。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大醫精誠》里論述了「大醫」的兩個標準：
第一是「精」，即醫者要有精湛的醫術；
第二是「誠」，即要求醫者要誠心救人，把病人當成至親救治。
若有「大醫精誠之心」，每一個醫者，都是「醫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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