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德·朗茲曼去世，他記錄了人類歷史上最墮落的《浩劫》

最新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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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法國知名導演、作家、記者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在巴黎去世，享年 92 歲。他執導的紀錄片《浩劫》（Shoah），是記錄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最重要電影作品之一，曾被喻為「英國奧斯卡」的英國影視藝術文化學院電影頒獎禮（BAFTA Film Awards）頒下最佳紀錄片獎。

美國已故的著名影評人羅傑·伊伯特曾評價說：《浩劫》傳遞的訊息在於，這些罪行是由和我們一樣的人犯下的，受害的也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今天與大家分享這篇文章。

《浩劫》：我們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文｜羅傑·伊伯特譯｜黃淵

摘自｜《在黑暗中醒來》

- 聲明：如需轉載先請私信聯繫 -

超過九小時的時間裡，我就坐在那裡看著一部叫做《浩劫》（Shoah）的電影。等它放完後，我又花了一段甚至比那更長的時間，干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做——我想要把自己的思緒理理清楚。我看到的是關於人類歷史上最墮落的那個章節的回憶，我看到的也是一部對生命如此熱情肯定的電影，以至於我不知道該如何來應對這糾結的情緒。對於這樣一部電影，什麼樣的回應都不算是恰當的。它是一個浩瀚的真相，是面對種族清洗時，長達五百五十分鐘的痛苦和憤怒的嗥叫。它是影史上最令人高山仰止的電影之一。

《浩劫》（Shoah）電影海報

影片片名是一個希伯來文詞語，意思是混亂或滅絕——在這裡指的是二戰時納粹施行的恐怖大屠殺。這是部紀錄片，但裡面卻沒有來自四十年代的畫面。既沒有舊新聞片畫面，也沒有死亡集中營倖存者的訪談，或是審判戰犯的報道。整部電影都是由一個名叫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人在過去五六年里拍攝的。他花了不少時間，尋找希特勒「最終解決方案」的見證者。結果令人吃驚：他成功地找到了當時就在那兒，看到聽到這一切的當事人。集中營的猶太人倖存者只佔了其中很小一部分，剩下大部分都是些德國老人和波蘭老人，有些當時在集中營里幹活，還有些是旁觀者。

他們不斷談論著。這是部充滿了話語的電影，但是，影片結束時你感覺到的卻是一片沉寂。朗茲曼在兩種畫面間來回剪切。一是證人們的面孔，二是當初發生慘劇的那些地點如今呈現出一派田園風光。蒸汽機車轟鳴著開過波蘭鄉間，就在這同一條鐵軌上，當年開過的是裝載著無數猶太人、吉普賽人、波蘭人、同性戀以及其他所謂危險分子的火車，火車將他們帶向死亡。鏡頭靜靜掃過牧場，看似安寧的表面之下掩埋著無數具屍體。還有些時候，畫面中只是出現一大群人，他們或聚集在門口，或是在教堂前，或是在飯店廚房裡。

朗茲曼是位有耐心的訊問者。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他出現在鏡頭角落裡，他是個瘦高個，穿著隨意，煙不離手。他想要知道細節。他提出的問題非關殺戮幾百萬人意義何在那樣的宏大主旨。他問的都是些小問題。全片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數個場面中，有一處便是他與亞伯拉罕·本巴（Abraham Bomba）的對話。他是生活在特拉維夫的一名理髮師，當年在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納粹在處死猶太女人之前會讓猶太理髮師把她們的頭髮剪下來，本巴就是理髮師之一。他的工作暗示著一個讓人崩潰的問題：一個女人的頭髮怎麼可能比她的生命還要值錢呢？但朗茲曼提出的並不是這種壓力巨大，讓人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

「你是用什麼來剪的？剪刀？」

「不用鏡子嗎？」

「你說過大約有十六名理髮師，那你每次要替多少名婦女理髮？」

理髮師嘗試著作答。他說話時手裡正在替一位顧客理髮。他近乎著魔般地忙於替那人理髮，用剪刀做出各種細小動作，彷彿是想用理髮這事作為擋箭牌，可以不理會朗茲曼的提問。他說自己沒法再回答什麼了，這時候，兩人的對話終於走到了這一步：

理髮師：「我做不到。那太恐怖了。求求你。」

朗茲曼：「我們必須要談下去。你知道的。」

理髮師：「我不能繼續下去了。」

朗茲曼：「你必須做。我知道這很難，我知道而且我向你表示道歉。」

理髮師：「別讓我繼續了，求求你。」

朗茲曼：「我求求你，我們必須繼續。」

朗茲曼是殘酷的，但他也有他的道理。他必須繼續下去。在大屠殺的所有見證者最終全部死去前，有必要做這樣的紀錄。

他完成採訪的方式有時候是帶有欺騙性的。他會用隱蔽式的攝影機來記錄受訪的某些前納粹軍官的面孔。一輛麵包車停在他們居住的大樓外，我們從車裡坐著的拍攝人員身後看過去，看那些老人毫無戒備地解釋著死亡集中營的構造，我們聽見他們的聲音。當一位前納粹再三確認自己說的話不會被公開時，朗茲曼向他做了保證。為了得到這些證詞，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不過，他並不想把這些材料按時間順序組織起來，組織成一份關於「最終解決方案」如何開始，如何進行，最終又如何在戰爭結束前被執行的客觀、真實紀錄。他用的是一種更詩意，更鬆散的手法，以一種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的節奏，在影片僅有的三種面孔間來回移動：倖存者、殺人犯、旁觀者。朗茲曼將他們的證詞與鐵軌、機車、廢棄建築物、空地的畫面串在一起，給了我們足夠時間去思考、去疑問。這是部漫長的電影，但節奏卻絲毫不慢。依靠片中的話語它製造出某種效果，和我當初看《與安德烈共進晚餐》時體會到的一樣。話語本身創造出了想像中的畫面，就像是廣播劇那樣。例如被指派去毒氣室門口工作的捷克人菲利普·穆勒（Filip Muller），他在奧斯威辛歷經了五次大清洗，我們不妨想像一下他這些話語能夠喚出的畫面：

穆勒：

「毒氣放進去後，情況是這樣的：它是從下往上升的。緊接著是恐怖搏鬥——因為那真的是搏鬥，那時毒氣室里的燈都滅了，一片黑暗，沒人能看得見，誰最強壯誰就會爬得越上面，可能因為他們覺得越靠上空氣就越多，人就越能呼吸。於是就有了這樣的搏鬥。其次，大部分人都會拚命向門那邊擠過去，這是人的潛在心理；他們知道門的方向所在，以為自己或許可以衝出去。這是人的本能，垂死掙扎。所以小孩子，還有體弱的人和老人最後都被壓在了底下。最上面的是最強壯的人。在垂死搏鬥時，父親腳下踩著自己的兒子，他也不會知道。」

朗茲曼：

「門打開的時候呢？」

穆勒：

「他們跌落出來，就像是從卡車上卸下來的一堆石頭那樣。」

由這些話語而聯想到的畫面真是令人痛苦至極。但值得注意的是，仔細一想你就會發現，穆勒描述的景象其實是他乃至所有活著的人都從未親眼見過的。聽完他的講述，我意識到自己對於毒氣室的認知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以前讀到或聽到的那些關於毒氣室的內容，我們的視角總是在外頭的，現在穆勒讓我進到了裡面。

這也正是整部《浩劫》所做到的，可能也是它最重要的意義所在。它改變了我們看大屠殺的視角。經歷過《浩劫》的這九個小時，大屠殺不再是一個話題、一個歷史章節、一個事件。它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包圍著我們。朗茲曼讓普通人用普通的語氣講述對他們來說已經變得很普通的那些日子。他問一位負責開火車去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鐵路工人，是否能聽見身後那些車廂里傳來的尖叫聲。

司機：

「答案很明顯，我所在的機車和車廂是掛在一起的，他們發出尖叫，想要喝水。距離機車最近的那節車廂，那裡傳來的尖叫聲我能聽得很清楚。」

朗茲曼：

「會聽習慣嗎？」

司機：

「不會，只會極度不安。」

他知道背後那些也都是人，和他一樣的人。德國人給了他還有其他工人伏特加喝，不喝酒的話，他們都干不下去。

片中最奇怪的那些段落來自朗茲曼對那些前任納粹軍官的採訪，他們正是負責管理集中營的那些人，也正是他們的工作令「最終解決方案」得以順利、有效地執行。但他們中任何一個都沒有見證事件全貌，至少，他們在證詞里是這麼說的。他們都只參與了其中一小部分，只幹了屬於自己的一小部分工作。如果他們的說法可信的話，他們沒有親手殺死過任何一個人，他們只是在一個龐大的任務中扮演了屬於自己的小角色，當所有這些小工作累積在一起時，得到的就是大屠殺的結局。讓我們聽聽這個人是怎麼說的，他負責調度安排那些將猶太人送去死神懷抱的火車。

朗茲曼：

「你一輛火車都沒見到過？」

文員：

「沒，從沒見過，我們手裡有很多活，我從沒離開過自己的辦公桌。我們日日夜夜不停工作。」

再聽聽這個男人的話，他住的地方距離教堂只有四十五米距離，猶太人就在那所教堂里被集中，然後帶上毒氣車毒死，再被送去火化爐。

朗茲曼：

「你看到過毒氣車嗎？」

男子：

「沒……看到過，從外面看到過。它們來回行駛著，我從沒朝裡頭看過；我沒見過裡面有猶太人。」

《浩劫》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聽到了這些人的聲音：他們真的看見，真的理解，真的懂得這些，他們當時真的在那裡，他們知道大屠殺發生了，他們用自己的話語和眼睛告訴了我們，在我們這個時代，在我們的文明中，曾發生過種族滅絕這樣的事。

觀看《浩劫》的過程中，看到銀幕上呈現的那些事，你會想要拉開與它的距離。畢竟，那些都是四十或四十五年前的事了。現在這一代人也都是在那以後才出生的。看的時候有那麼一刻令我感到不寒而慄：字幕里出現了一個名字，特雷布林卡集中營里一位指揮官的名字，開始我以為那是「伊伯特」——和我一樣，隨後才意識到那其實是「伊伯爾」。我一下子感到心情輕鬆了下來，但隨即便產生了內省的念頭，那名字究竟是什麼其實並沒有分別。《浩劫》傳遞的訊息在於(如果我們相信普天之下皆手足的道理的話)，這些罪行是由和我們一樣的人犯下的，受害的也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但片中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訊息，它藏在了菲利普·穆勒的證詞中。他是個猶太人，他站在毒氣室門口，眼睜睜看著他們進去受死。有一天，集中營里有些捷克猶太人唱起歌來。他們唱的是兩首歌，以色列國歌和捷克國歌，強調自己既是猶太人，又是捷克人。他們斥責希特勒，希特勒只允許他們做捷克人，而不允許他們做猶太人。

穆勒：

「那一切都發生在我的同胞身上，我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也失去意義了。(他的眼中充滿淚水)為何還要繼續苟活？為了什麼活著？所以我和他們一起走進了毒氣室，決心一死了之。和他們一起死。忽然，有些認識我的人也走了過來……一小隊婦女走了過來。她們看著我，看著毒氣室里的我，對我說……」

朗茲曼：

「當時你在毒氣室裡頭？」

穆勒：

「是的。她們中間有個人對我說，『你是想死嗎？但那是沒意義的。你的死並不會令我們復活。那不可能。所以你必須活著從這裡出去，必須為我們遭受的痛苦和冤屈作證。』」

這正是這部超凡出眾的電影傳遞的終極訊息，它不是紀錄片，不是新聞報道，不是宣傳片，也不是政治片。它是一次作證。在這裡，克勞德·朗茲曼歌頌了人類那無價的財富，它令我們有別於動物，它令人之所以為人，它給予我們希望：那便是人類能做到將自己得到的教訓代代相傳下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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