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滄東：探測人性的深度
在不久前的戛納電影節上，韓國導演李滄東八年磨一劍的《燃燒》取得了3.8分的最高場刊評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最終的評獎中卻顆粒無收。大眾的口味與評審團的評價相距甚遠，成為本屆戛納電影節有趣的現象。
李滄東是韓國導演中少有的作家出身，屬於典型的作者型導演，他的作品多關注時代變遷中的小人物，尤其喜歡聚焦邊緣型人物——小混混，刑滿釋放人員，自殺者，都能成為他電影的主角。《燃燒》是他第一次改編他人作品——大名鼎鼎的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燒倉房》。原著類似於壓縮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敘述人「我」認識的一位富二代公子哥有燒塑料棚的癖好，就好像為社會清理垃圾一樣，文中暗示這位公子哥殺害了「我」的一個女性友人。小說寫得輕巧，含蓄，更偏重哲理的思辨性，「我」屬於客觀的敘述者。而在李滄東的鏡頭下，《燃燒》里的「我」變成了戲份最重的男主角，身上背負了沉重的枷鎖——父親因為犯罪被判入獄，女友被富二代搶走，這幾乎是李滄東電影人物背景的標配，最後男主角在長期的壓抑爆發後殺害了富二代，這一點，也非常的「李滄東」。
早期是電影社會學家
李滄東的處女作是很少被人提及分析的《綠魚》。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韓國處於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農村田園式的生活狀態被打破，高樓大廈取代了童年的老槐樹，政府官員和黑社會勾結搞開發，成為《綠魚》的故事背景。男主角莫東剛剛從部隊退伍，在回家的火車上看見流氓欺負孤身女人挺身而出，不想卻被流氓合夥揍得鼻青臉腫，從電影的開始就能看出世道早已發生變化。接著是比較俗套的黑社會小弟愛上大哥女人的故事，新意不大，而真正讓這部電影產生震撼力量的是對親情的描寫。莫東共有五姊妹，成年後生活都不如意，城市化進程讓原本和睦的大家族四分五裂，相互之間關係冷漠。莫東最後為大哥出頭殺人，他在絕望和緊張中給家裡打了電話，回憶起他們兄妹小時候在河邊釣到一條綠魚的溫馨場面——殘酷血腥的殺人場面和不合時宜的親情回憶形成強烈的對比。
小人物在努力適應社會變化的左衝右突，但是毫無出路，原本單純善良的人性在經歷了複雜的世事滄桑後變得麻木極端，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是李滄東早期電影里主要表達的主題。《綠魚》之後，李滄東拍出了技驚四座的《薄荷糖》，簡直是韓國上個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初這段時間社會變遷的最好註腳。電影採用倒敘的方式，回顧了男主角在人生轉變中的幾個重要時刻。電影開篇就是男主角沖著呼嘯而來的火車大喊：我要回去！隨著火車向前行駛的鏡頭，依次講述了男主角破產、離婚、出軌、刑訊逼供等不堪節點，時代的碾軋讓人無處可逃，電影讓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到男主角為何會墮落至此，社會的醜陋和陰暗如何侵蝕他的良知，如何使他一步步陷入生活的泥潭。電影不動聲色，讓觀眾尋找答案，其批判力度至今也不過時。
有人說李滄東屬於韓國電影「新浪潮」中的代表人物，而韓國「新浪潮」運動時間和中國第六代導演崛起時間相仿，這兩撥人似乎就存在了某種可比性——他們都願意將鏡頭對準被時代巨大離心力拋出來的邊緣人物，他們在早期都屬於電影社會學家型，電影里的主角們人性中曾經美好的一面與社會的殘酷總是形成鮮明的對比，而這種將美好的事物撕裂的瞬間，就是電影最動人最震撼的時刻。
始終保持對人性深度的探幽
放眼韓國電影導演圈，就對社會問題的表現方面很少有人能超過李滄東。在《薄荷糖》之後，李滄東的電影風格發生了變化，他的探索方向更多地聚焦於複雜多變的人性，家庭關係處於更重要的位置。但是這些家庭始終處於破裂的狀態，主人公內心渴望的是過去式的和睦的家庭環境——這就成為一種根本性的矛盾，人物的悲劇大多來源於家庭。
《綠洲》是「綠色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它像一部中間式作品，開始關注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當社會對邊緣人物強力擠壓後，李滄東鏡頭下的人物依然會非常有生機，人性的美好並沒有被摧殘，沒有被苦難生活湮滅，反而像懸崖上開出的花朵，在搖曳中楚楚動人。這部電影是關於「兩個傻子的愛情故事」，男主角洪忠都頭腦簡單傻裡傻氣，讓人生厭，但是他內心卻極為善良。他替哥哥頂包入獄，出獄後不忘記為母親買一件衣服作為禮物，他愛上了一個腦癱女人。和他形成對比的是哥哥的虛偽冷漠，包括腦癱女人哥嫂的自私醜陋，社會對於腦癱病人公然的歧視等等。這部電影里的「惡」大於「善」， 洪忠都和女主角只能相互依偎在兩人共同築造的狹小的「綠洲」中。李滄東拋出一個問題：心智的成熟和人性善惡是成正比的關係嗎？導演也沒有站在制高點對這些人性惡進行批判，相反他為每種「惡」都設定了合理的解釋，就像我們身邊的普通人一樣，這才是最可怕的。
他的電影《詩》，從名字上看就更加形而上。女主角喜歡寫詩，但是殘酷的生活毫無詩意可言，她的女兒將外孫扔給她撫養，她要不停打工掙錢，而她的外孫卻和同學一起強姦女同學。她參加寫作班，眼看著其他學員都寫出了精彩的詩句，她卻遲遲無法動筆，因為她的內心處於一種煎熬掙扎中：是選擇繼續庇護不爭氣的外孫還是大義滅親？最後她看到外孫人性中無法逆轉的冷漠之後，將外孫交給了警察。李滄東在複雜人性的探索上又進了一步——他早期的作品關注男性如何被世界吞噬改變的人生狀態，而到了中後期，開始關注不同年齡段女性的內心世界，探索之廣、之深在韓國導演中非常少見。
對宗教的審視
隨著時代的推移，在李滄東的電影中對客觀世界的關注開始變少，更多向人物精神世界縱深行進，對宗教的審視越來越多。在《綠魚》中，教會的執事因為勾引婦女差點被男主角活埋，在《薄荷糖》中，男主角和妻子在家中招待來客，妻子在餐前祈禱，卻將兩人感情破裂的事實暗示出來，宗教的形象始終不太正面。
在《綠洲》中，宗教也是一種尷尬的存在。在電影結尾，男主角洪忠都被冤枉進了警察局，在他即將入獄的時候，家人請牧師來為他禱告，而他趁這個機會逃出去為女主角砍掉了恐怖的樹椏——宗教的力量始終是虛無的，在關鍵時刻還是靠自己的行動。到了《密陽》，女主角李申愛在失去丈夫和兒子後，在痛苦中轉向宗教尋找安慰。經歷心靈的種種折磨掙扎後，她選擇原諒，主動去監獄寬恕兇手。但是她發現兇手也皈依了宗教，也得到了寬恕，她終於忍不住，選擇對世界復仇，勾引神父，破壞教會的祈禱大會，像一張緊繃的皮筋猛地反彈。在這部電影里，李滄東探討了宗教對人的情感的感召力與人自身基於世俗情感的選擇之間的矛盾，最後李申愛不是靠宗教而是靠自己的內心救贖了自己。
而在電影《詩》中，宗教元素也有重要作用。女主角美子的外孫強姦女同學導致她自殺身亡，美子獨自前往教堂參加女孩的葬禮。女孩的同學們盯著她看，讓她如坐針氈，落荒而逃，這成為她最後將外孫交給警察重要原因。這部電影里，她把詩作為自己精神世界最後的保留地，在某種程度上，寫詩成為她的一種信仰和寄託，正是因為她認為自身達不到信仰的要求，不敢褻瀆詩的神聖，所以她無法動筆寫詩，而交出孫子後，她終於寫出一首優秀的詩。在這部電影里，人物的精神世界和行為達成了一致，影片在內容和形式上也終於達成和諧統一，雋永而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