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說理」性芻議
本文系精簡版，原文刊於
《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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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中國傳統史學敘事的「說禮」性，在近代受到挑戰，由於社會發展、技術進步、思想更新等多方面原因，歷史研究的「說理」性需求不斷上升。藉助跨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轉換思路，擴大視野，可增強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說理」效果，有助於展現歷史的多重面相與複雜機理，這也是史學研究創新的路徑之一。
中國傳統史學主旨與主要功能就在於說「禮」，正如柳詒徵在《國史要義》中所言：「史官掌全國乃至累世相傳之政書，故後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國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幹，為史法、史例所出，即禮是也。」
傳統史學所說的「禮」包括「教」、「政」與「情」等內容，教就是儒家提倡的綱常名教、倫理道理，即是所謂的道統；「政」就是歷史執政者的合法性，就是所謂的政統；「情」就是所謂的人情、人性，往往附著於名教之上，這或許可稱之為「人統」。這些無疑是歷代正史、別史，乃至雜史書寫的旨趣之一。
傳統史學在近代的發展，雖然呈現多元化趨勢，除了史論之外，「考據」、「訓詁」、「音韻」、「文字」、「金石」、「考古」等學科均有所成就，而且據梁啟超和錢穆講，尚且有了一定的「科學化」表現。但是，所謂的「新史學」，仍以政治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築其主體，注重是非、對錯與得失評價，決定了「說禮」仍是「新史學」的主要功能。梁啟超提出治史當以「民統」代替「君統」，其所說之「禮」也由傳統的「君禮」變成「民禮」。
但相較古代而言，近代史的「說理」需求越來越大，主要是原因歷史內涵的不斷擴大。社會演進是一個生活越來越豐富、生產越來越複雜的過程，物質形態與技術手段，以及由此產生的生活方式、政治儀式較前變得更為豐富和繁雜，社會生活、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中需要記載與研究的內容不斷增加，尤其是物質形態與技術層面的重要事物對於歷史前進的推動力越來越大，需要加以研究，否則難以對歷史進行全面評價。
近代社會區別於古代的地方當然有很多，但科技進步的意義無疑是非常巨大的，正如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在它誕生之後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創造了比過去各代加起來還多的生產力。自然力的征服，機械、化學在工業與農業上的應用，輪船運輸，鐵路、電報，整塊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魔法似地突然湧現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曾經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沉睡在社會勞動的懷抱里呢？」[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成仿吾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9-30頁]不管是科學還是技術，不僅擴大了社會生活的內涵，而且極大影響著政治、文化與思想。尤其是隨著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的相繼發生，技術的支配作用越來越明顯，技術的壟斷性、控制性越來越強。單就記錄人類活動軌跡的原初功能而言，史學研究也當給予「技術」更多的空間。例如對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西方的「堅船利炮」，無一不是工業革命之後新技術的產物，中國落後挨打，首要原因就在於技術實力不濟。從「師夷長技」到「趕英超美」，到「四個現代化」，再到今天的信息化、全球化，無一不折射出技術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性越來越強。
技術改變歷史不僅表現在宏觀方面，更體現在微觀方面。近代以降，新工藝、新材料、新方法等逐漸通過各種途徑影響著人們的衣食住行，從而改變著民眾的思想與習慣。例如鐘錶等精密計時手段，使民眾有了生活方面最大的「公約數」，也使得社會的「精確動員」成為可能；鋼筋、水泥、瀝青、玻璃等新材料的廣泛使用，不僅使民眾的生活無論在平面還是立體均實現了革命性的轉變，這些基礎設施的改進，同時伴隨著電燈、煤氣、自來水、電報、電話、無線電、汽車、火車、輪船的推廣與應用，以及造紙、印刷技術的改進，從而為公共空間的拓展、社會環境的改變、交往範圍的擴大、學習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極大便利。這些「硬技術」，加上公司制度、工廠制度、會計制度、保險制度、審計制度、銀行制度、證券制度，乃至於拍賣制度、招標制度等「軟技術」，無疑使民眾的觀念、習俗與行為方式發生相應改變，從而推動著社會近代化的步伐。而這些「硬技術」與「軟技術」的發展水平與質量，也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實力，乃至其在國際處境中的地位與遭遇。因此，無論是各項「硬技術」，還是「軟技術」，理所當然應當成為歷史研究的主體之一。也就是說，歷史研究首先應當搞清這些具有重要意義的技術本身的歷史演進。這自然是一項「說理」性較強的工作。
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倡導「新史學」之時，就指出地理、地質、人種、人類、考古、語言、政治、社會、宗教、經濟，乃至天文、物理、生理、化學等學科，皆與史學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梁氏實際上已經為預言了隨著社會技術進步而陸續出現的農業史、醫療史、環境史、技術史、工藝史、交通史、材料史、心理史、服飾史、色彩史，以及數學史、化學史、農學史、物理學史等專業性強、「說理」性高的學科門類。這些專業史學的發展也不斷改變著史學研究「重文輕藝」的局面。
當然，歷史不單純是科技史、材料史、機器史、工藝史、制度史，社會生活、思想文化、政治鬥爭、民族問題等自然也佔據重要位置，是史學研究不可輕視的內容，但這些議題與史學「說理」功能並不對立，傳統的革命史、政治史、文化史論述之所以感覺「說禮」多於「說理」，就在於研究者本身感性多於理性，在研究過程中「證明」少於「說明」。
歷史研究理論或者說歷史哲學不是停滯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近代以降，隨著新史學思想的產生、發展與應用，史學研究的主旨漸從「政治化」向「科學化」演進，從而為歷史著述「說理性」水準提升鋪墊了一定的基礎。正如研究者指出，近代科學技術、科技成果與科學思想對於歷史研究的影響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鼓勵人們對歷史的演變作出科學的解釋」，其二是「號召人們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第133頁]。於是，「歷史」與「科學」的關係不斷密切。馬克思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而其他學派也不斷探索歷史科學的內涵與研究理路，蘭克學派、年鑒學派、計量史學派莫不在這方面做過相應的努力。
借鑒其他學科的範疇、概念、視角、理論與方法，無疑有助於提高史學研究的「科學理性」或「技術理性」；經濟學、心理學、統計學、博弈論、決策論、工商管理、貨幣金融、會計審計、社會治理、行為科學、組織理論，乃至數字人文、地理信息系統等學科理論與方法，無不為歷史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借鑒，助推史學研究提升「科學化」水平。
在借鑒跨學科理論以提升史學研究「說理性」方面，單就中國近現代史學術領域也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諸如經濟學上的「偏好理論」、制度變遷學說中的「路徑依賴」理論，就會使我們對於近代中國的保守派、頑固派的言行產生「同情的理解」。而「溢出效應」理論則會使後人對於近代租界與外國企業的理解更加客觀。黃宗智教授關於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內卷化」（即「沒有發展的增長」）的論述，是對經濟學邊界效應學說的借鑒與運用。杜贊奇研究華北農村近代遭際之時提出「權力的文化網路」理論，體現了典型的跨學科分析視閾，尤其是將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理論運用歷史案例研究。而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理論已被杜恂誠教授成功地運用於對近代上海金融業變遷的研究。近年來日益興盛的計量史學研究，則更增加了史學研究的科學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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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丁 遠
美 編 | 雲 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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