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雁門 炫耀著玉石的高貴與絲綢的柔美

原標題：千秋雁門 炫耀著玉石的高貴與絲綢的柔美

早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就發現玉質晶瑩圓潤，質地堅硬，擊之發聲，可以作為觀賞和勞作的工具，最為重要的是古人把玉看成神器。《越絕書》曰「夫玉亦神物也」，指玉器可以禘上帝和百神。《說文解字?玉部》說：「巫以玉事神」讓神與人溝通，巫師就用玉來祈求神靈。再到後來，玉成為了權力的象徵，富貴的代表，功勛的獎賞，人們生要帶來，死要帶去，由此產生了影響深遠的玉文化。舜攝政時把不同的玉圭頒給不同級別大員，以示級別；大禹治水成功，堯以玉圭賜之，以示獎勵。大禹征苗，所帶信物便是天子所授之玉，夏啟曾戴玉環，佩玉璜；商將鼎與玉視為國之重器，商紂王登鹿台焚身，佩戴玉器有千件之多，中國古代君王、貴族下葬往往以玉石陪葬，最為著名的是漢代金縷玉衣。中國古代的玉石，主要有產於昆崙山麓的和田玉，河南南陽的獨山玉和遼寧的岫山玉。其中知名度最高、最為美觀大氣的就是和田玉，從商代開始一直到清代，3000多年間一直佔據著絕對優勢的地位,成為華夏文明文明高貴典雅的象徵，精神寄託之所在。

石峁遺址出土的玉璧

位於陝西省神木縣高家堡鎮海拔1300的石峁村，有一處面積超過4平方公里的石城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在石峁城的石牆之間發現6件玉器，包括玉鏟、玉璜，這些玉器與和田玉驚人的相似，大膽地說就是和田美玉。陝西神木一帶，甚至以此輻射向四周很遠，也沒有玉石的存在，這些玉器從何而來？ 197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中發掘出殷王武丁（公元前1324——前1266）之配偶婦好之墓，出土隨葬器物1927件，有禮七、儀仗、裝飾、赫然日用品等，玉器有青玉、墨玉、白玉、黃玉等，數量頗豐，造型優美，雕刻細緻，玉之圓潤，經考古專家考證和研究，這些玉來自遙遠的新疆和田一帶。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被後人謂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書中記載先秦之際有西域玉石東運的史料，《史記 趙世家》有蘇厲給趙惠文王的信：「……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己。逾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著亦非王有己。」上黨（註：晉東南地區，今長治、晉城一帶；句注、常山為今恆山至太行山一帶）。蘇厲的話是說：如果秦國虎狼之師一旦出兵趙國北部邊疆一帶，代馬（代郡之馬，泛指今雁北以至今內蒙古草原之良馬）、胡犬（胡地出產的名犬，胡人崇拜狗，以狗為圖騰）、崑山之玉（新疆和田之玉）這三件寶物，趙國就得不到了。這足以表明，早在戰國時代，新疆和田美玉已經通過一條比較穩定的路線（草原絲綢之路）運往中原各地了。儘管《山海經》深奧難懂，儘管《史記》惜墨如金，對這些西域地名記載十分簡略，其中還摻滲著神話傳說和一些想像，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歷史、地理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卻反映出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那就是在遙遠的古代，甚至更遠的上古時期，在悠久的中華文明起源之時，中原與西域（新疆）早就有著深刻、密切的聯繫，兩者之間已經有一條或幾條穩定的玉石之路，從昆崙山沿著一條固定路線東進南下中原各地。

最先的商品交換起源於原始部族，由於各地物產不同，人民各有所需，草原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遷的生活習俗，部落或王朝之間為了自身利益衝突不斷，兼之使臣和談與政治聯姻，商品交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草原絲綢之路上商品交換的需求就是起源於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中原地區以農業為主，盛產糧食、麻、絲及手工製品，但缺少馬、牛、駱駝等畜力，而農業的發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恰好北方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盛產牛、馬、羊、駱駝及皮毛、肉乳等畜產品，但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製品等。這種中原地區與草原地區在經濟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關係，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發展的基礎條件。在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歷史上，除了商品交換以外，還會出現不同民族間的和親、朝貢、戰爭等複雜的文化現象。到了青銅時代，這種交易就更為頻繁，夏商時期已經有了固定的行進路線和交換地點，史載商的始祖名「契」，自契至湯歷14代，商族大規模遷居8次，逐漸從北方草原地帶進入中原腹地。

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通道，它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路線由中原地區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長城沿線，向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歐洲地區。草原絲綢之路與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相比，分布的領域更為廣闊，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久而久之，在草原沿途建有客棧，掘有水井，集市，商鋪，為沿途商旅駝隊打尖休息，交易貨物提供便利。 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自然生態環境也有著密切的關係，考古學資料研究表明，歐亞大陸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才有利於人類的東西向交通，而這個地區就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所在地，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匯的核心地區，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鏈接點。草原絲綢之路從文化的角度上呈現出多樣性與複雜性，游牧民族的經濟受自然環境的制約極不穩定，遇到天災人禍都會形成大的波動，也會產生為謀求生存而與他族爭奪自然與社會資源的戰爭。大約三千多年前，亞洲北部草原曾出現大面積乾旱，游牧部落大規模向西南遷徙，自此開闢了東起額爾古納河流域，西至中亞、西亞和東歐的亞歐大陸大通道，這條路線的東連中國，最遠延伸至遼海，西去中亞、西亞和東歐。

草原絲綢之路分為北進和西行兩種大的方向，北上直至今天的蒙古國和俄羅斯，在蒙古國諾言烏拉、高樂毛都匈奴墓葬中出土的玉飾件、漆耳觴、漢式銅鏡以及棺槨葬具，還有寫有漢字的絲綢與青銅鍑等文物，都是草原絲綢之路上商品交換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例證。一路西行，在今天內蒙古草原陰山一帶有不同形制的車輛圖案，甘肅馬鬃山地區的岩畫，新疆巴里坤古城遺址，阿勒泰粗獷原始的人面雕像，噶爾盆地東北部、阿爾泰山的東南麓青河縣阿尕什敖包鄉的薩木特墓地石人，以及草原深處那些鹿石、石堆墓、石圍墓、古城、驛站等古代文化遺迹，足以說明此時已經具有商品遠距離交換的能力，形成若干條較為穩定的貿易通道。草原絲綢之路沿線經過的主要古代城市有遼上京（今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元上都（今正藍旗元上都遺址）、集寧路（今集寧路古城遺址）、天德軍（今豐州古城遺址）、德寧路（今敖倫蘇木古城遺址）、哈喇浩特（今額濟納旗黑城遺址）、哈拉和林（今蒙古國前杭愛省哈拉和林遺址）、訛答剌（哈薩克奇姆肯特市）、托克馬克（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市）等地。草原絲綢之路東端起點在中國北方長城地帶，自東向西分布有一系列的古代城市遺址，這些古代城市遺址是草原絲綢之路重要的實物載體，以此為中心，多民族文化產生、發展、碰撞、融合、升華，從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絲綢之路不僅是中華文化向外傳播的紐帶與橋樑，也是草原文化的結晶，中華文化的精粹。

匈奴一統草原之後，在西漢年間的相當一個時期，河西走廊、北部的草原絲路和西域一帶曾被匈奴勢力所控制，絲綢之路出陽關走玉門關也常常被阻。漢帝國最初打不過匈奴，一面以和親政策拉攏匈奴，一面暗自休養生息，積蓄力量，到了漢武帝時期，已是國富兵強，具備了和匈奴一決高下的實力。雄才偉略的漢武帝先後派李廣、衛青、霍去病、李陵等進行遠征，驅逐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兵鋒直指西域，攻破了樓蘭，進佔車師，在輪台、渠犁駐兵屯田，同時在居延至明水一線建立了防禦要塞，修築烽火台，形成了「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的防禦工事，使從居延要塞與明水遙相呼應，一旦發現匈奴進犯，便立即點起烽火報警，以狼煙為信號，快速傳遞，做好迎敵準備，使匈奴南下嚴重受阻，一度起到了保證草原絲路暢通的巨大作用，有效防止了華北至西北一線草原少數民族的襲擾。到公元前60年，漢王朝又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使西域從此歸屬大漢王朝的統一版圖。

大家熟知的從長安一路北上，經過銅川、延安、榆林，可以到達塞外，直到今天子午嶺上還有秦始皇修築的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從中原腹地沿著黃河、汾河谷地一路北上，來到天下九關之首的雁門關。雁門關又名西陘關，位於雁門山之咽喉要道上。這裡群峰挺拔、地勢險要。有「外壯大同之藩衛，內固太原之鎖鑰，根抵三關，咽喉全晉」之稱。早在漢代以前，雁門關就是中原同塞外與西域和歐、亞、非諸國交流的一個重要文化、物流集散地。這裡是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交融的前沿陣地。雁門關腳下的阜戈寨，曾是戰時的趙國的後勤保障基地，也是蒙漢貿易的集散地。雁門關下的代州城是南北商旅屯集之地和商業貿易中心。北方的胡馬滿載玉石、珠寶、香料、皮毛從這裡走向中原；南方運載的茶葉、絲綢、瓷器的商隊從這裡通過雁門關，北去漠北，把生意做到蒙古和俄羅斯，西行西域各國，直通西亞、歐洲。直到明清之際，依然熱鬧非凡。其時客棧、商號、各種手工、糧食加工作坊林立、集市商旅雲集，邊貿活躍，景象繁華。因而有「商阜經濟多門路，財源如水流代州，東口至西口，喇嘛廟至包頭，西寧庫侖京津滬，走遍天下不發愁」之說法。

出了雁門關就到了馬邑（今山西朔州），再到大同，北上蒙古高原，到達和林格爾、呼和浩特，然後折向包頭，巴彥淖爾、杭錦後旗，到達居延海，走馬鬃山，出明水，快速直達西域。這一線都有長城護衛商旅，不但有兵士防守，而且在周邊加強了各種防禦建設。到了東漢時期，漢王朝為了徹底擊敗北匈奴的侵犯，又先後遣車騎將軍竇憲、奉車都尉斗固、駙馬耿秉、假司馬班超、敦煌太守裴岑、漢將任尚等，或經伊吾翻越東天山，或經居延過明水，主動出擊，直下蒲類，大破匈奴呼衍王，迫使匈奴西逃，匈奴逐漸衰落之後，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南下。南下附屬中原漢王朝，使得疆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與鞏固，為中華民族大一統做出了貢獻；西遷匈奴促使歐洲民族大遷徙，導致了羅馬帝國的崩潰，匈奴的南下與西遷，將草原地帶的貿易路線進行了強有力的連接與拓展，逐漸開闢出了一條偉大的國際通道。等到張騫出使西域時，這些少數民族地區已經早已定居於西域地區，成為大大小小雄霸一方的地方勢力。

崛起於大興安嶺北部嘎仙洞一帶的拓跋鮮卑族，一路西進南遷，再一次統一蒙古草原，定都盛樂（今和林格爾盛樂古城），建立北魏王朝，後來又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北魏孝文帝時期，為了順應潮流，學習先進技術，改穿漢服，改姓漢姓，與漢族聯姻，鮮卑族逐漸漢化，孝文帝覺得這樣還不足以完善漢化制度，促進文明，力排眾議再次遷都洛陽，完成了鮮卑族漢化的偉大歷史進程。唐帝國對漠北草原的統一，使得草原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唐軍破突厥、鐵勒汗國，漠北草原部落在回紇率領下歸附大唐。貞觀21年（公元647年），唐以鐵勒、回紇諸部設置六個都督府和七州，並給諸部首領玄金魚符為符信。「於是回紇等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總六十六所，以通北荒，號為參天可汗道，俾通貢焉。 」回紇汗國的牙帳位於鄂爾渾河上游（今蒙古國哈喇和林西北），「參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關內道北部軍事重鎮豐州（治所在今內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紇牙帳的交通要道。

宋代以來，雄踞草原的契丹族建立了遼朝，使草原絲綢之路更加貫通。北宋與遼在邊境地區設置榷場互通有無，主要有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新城、朔州等榷場。此時西夏佔據河西走廊，切斷了宋王朝與西域諸國的貿易交往，只能借到北上，然後沿著陰山北麓，天山北麓西進。宋、遼與西方國家的往來主要依靠草原絲綢之路，遼朝以上京（今巴林左旗林東鎮南）、中京（今寧城縣大明城）、東京（今遼陽市）、南京（今北京城）、西京（今大同市）為骨幹，形成了北達寶韋、烏古，東北至黃龍府、渤海國、奴兒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渾，西至豐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各地的交通網路。雁門關此時的作用非常巨大，它時而是抗遼的前沿陣地，金戈鐵馬，悲壯激揚；時而是茶馬互市的開放窗口，互通有無，一片和諧。遼朝政府還在上京城內的同文館設置驛館，為諸國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條件。1124年，契丹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絲綢之路西遷至中亞地區，征服了高昌回紇、喀喇汗王朝，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政權，史稱「西遼」。西遼政權在保留正統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時，還將東方漢文化的儒家思想、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及先進發達的生產技術帶到中亞地區，促進了這一地區的發展。

蒙元時期，疆域遼闊，社會繁榮。以上都、大都為中心，印度、緬國、尼波羅等國的使者，僧侶、工藝家、商人等都曾來到過元上都，元上都一時成為國際性的大都會。放眼望去，驅馬飛馳，儘是大元疆域，不用擔心他國襲擾，也無需考慮劫匪肆虐，商旅大行其道，駝隊絡繹不絕，一鞭斜陽里，絲路塵煙滾滾來，此時的草原絲綢之路發展與繁榮達到了空前盛況。元王朝設置了帖里干、木憐、納憐三條驛路，構築了連通南北，直至漠北，再到西伯利亞的北上通道，也可西經中亞達歐洲。向東可抵達東北，直至大海。向南通向中原各地，越過嶺南，到達南海。元代的草原絲綢之路不僅是對外商貿往來的主要線路。也是政令、軍令上傳下達和平息叛亂，快速派兵的重要通道。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在至元12年（公元1275年）來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回國後寫下了《馬可?波羅行紀》，向西方詳細介紹了中國生活和禮儀、民俗、物產等諸多方面的見聞。

明朝時期北方草原地區戰亂頻仍，草原民族不斷入侵中原，明王朝被迫關閉邊境，加固長城，草原絲綢之路一度阻斷，但隨之又悄然興盛起來。後來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草原絲綢之路冷寂了下來。清王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阻滯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在這種背景之下，草原絲綢之路依然沒有衰落。到了民國年間，草原絲綢之路依然興盛，1927年12月，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黑戈壁地帶考察時，瑞典科學家斯文?赫定因病滯留謝別斯廷泉，在他所著《亞洲腹地旅行記》的描述中，位於草原絲綢之路咽喉部位的黑戈壁雖然時常風雪瀰漫，時常野獸光顧，但是一路上駝鈴聲聲，商旅不絕。在他的記述中，僅在12月份，他就在營地附近遇到了5撥駝隊。其中12月10日，一天就遇到了兩支商隊，最大的一個商隊竟有1200峰駱駝。那一夜，駝鈴聲整整響徹了一個多小時。想想看，1200峰駱駝，行走在黑戈壁上是何等壯觀。斯文?赫定曾被這盛大的場面所震撼，更為那商隊的組織工作之完善而讚嘆不已，1200峰駱駝的隊伍紮營、打尖、休息、出發，一切都有條不紊，準確而迅速。路經此地的這支擁有1200峰駱駝的商隊是從歸化（今呼和浩特）方向來的，打算到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和奇台去。從居延海西行，穿越馬鬃山，出明水是當年從北京到新疆最近的一條路線。斯文?赫定把這個讓他永生難忘的地方理所當然地標註在了他們繪製的地圖上，並在「謝別斯廷(音譯為SEBESTEI)」泉的前面加上「那林(NORIN)」，這是與他一起堅守的瑞典地質學家「那林」的名字，因為這個泉的經緯度是「那林」測定的，按照慣例，斯文?赫定總是把測定泉水經緯度人的名字放在泉名的前面。在斯文?赫定繪製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地圖上，謝別斯廷的正式名字就成了「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

和田美玉產自巍峨的昆崙山，由於山洪沖刷，搬運到和田玉龍喀什河一帶，世人謂之「和田玉」。中國地理志鼻祖《山海經?大荒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丘」，這裡所說的「崑崙丘」指的就是西域之南山，即現在的昆崙山。《山海經?西山經》載：「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晉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雲。）和田玉是從昆崙山輾轉運抵中原，走的正是今天的草原絲綢之路。《穆天子傳》則明確記述了周穆王西巡會王母的路線。他從今河南沿漳河進入山西，又到達滹沱河流域，「絕隃之關隥」(登上雁門)，出雁門後抵「陽行之山」(今內蒙古包頭一帶)，越流沙(今居延海一帶戈壁沙漠)，到文山(今新疆哈密)、「長沙之山」(天山焉耆一帶)、「黑水之上」(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的塔里木河)，之後到達「崑崙之丘，群玉之山，取玉三乘，載玉萬隻」。周穆王的這一西巡路線，大體勾畫出一條東西交通最古老，最直接，最便捷的軌跡，也就是當今人們所說的「玉石之路」，即後來逐步成名的絲綢之路。古籍中的記載雖然粗略，卻透露了無比正確，十分明確的信息。在今天新疆和田白玉河畔一塊巨石上刻有:「大清道光二十一二年，山西忻州雙堡村王有德在此苦難」的字跡。可以想像，和田美玉開鑿後由駝隊或馬匹馱運，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沿塔里木河向到達天山西麓月氏人所居的樓蘭古城及庫車一帶，然後翻越天山，進入吐魯番，再到哈密，出巴里坤草原，經明水，過馬鬃山，隨後一路向東越過戈壁沙漠，沿陰山南簏抵達居延海以東草原古道進入華北，再由雁門古道南下，穿越忻州、太原、晉中，再傳入中原腹地。也就是說，玉石之路是穿越雁門關南下中原的，這或許不是唯一一條道路，但肯定地說這是一條最為便捷、最為快速的大通道。古老而著名的絲綢之路橫貫亞洲，連接歐亞大陸。作為著名的古代陸上商貿通道，千百年來她一直是中國和世界各國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

草原絲綢之路是連接中西文化的重要紐帶與橋樑，它承擔著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歷史悠久、輻射廣泛、影響深遠的大通道。草原絲綢之路是青銅時代以來溝通歐亞大陸重要的商貿大動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