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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普法戰爭到帝國肇建,俾斯麥的專斷成就德國也貽害無窮

文 | 劉怡

《德意志帝國宣告誕生》,油畫,安東·馮·維爾納繪。

普奧戰爭塵埃落定之後,法國就成了德意志統一事業最後、也是最大的攔路虎。自黎塞留時代以來,巴黎就是中歐分裂的得利者和維護者;儘管法皇拿破崙三世在德意志問題上動作過於遲緩——這位好高騖遠的皇帝更熱衷於在亞洲、非洲和中美洲宣示國威,並以「自由民族的庇護者」自居——但在奧地利戰敗之後,他也警覺起來,企圖把俾斯麥的步伐阻擋在美因河一線。

1866年秋,法國向普魯士提出:若普國希望法方承認普奧戰爭的結果,則應將萊茵河左岸的部分領土割讓給法國,或協助法國吞併比利時。這一動議無果而終後,法國又開始圖謀獲得盧森堡,作為威脅普魯士的前哨。盧森堡大公國的地位與當初爆發危機的石-荷兩公國類似:雖由荷蘭國王統治,但屬於德意志邦聯成員,其防衛由普魯士擔當。俾斯麥一面說服荷蘭當局拒絕法國人的收購要求,一面把交涉過程中的各種文件透露給南德諸邦,以暗示:法國在德意志問題上關心的僅是一己私利,唯有普魯士始終堅決地維護作為整體的德意志的利益。儘管盧森堡危機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盧森堡永久中立化,法國放棄吞併,普軍也自該國撤出),但普法兩國的矛盾已經徹底暴露,再無轉圜餘地。

1868年秋天,真正的導火索開始湧現:西班牙進步黨人推翻了伊莎貝拉二世女王的統治,並把普魯士霍亨索倫王室的旁支成員利奧波德親王選定為新國王。這一消息在法國引發了憤怒的抗議,從民眾、議會到政府都要求普魯士人拒絕這項動議。儘管利奧波德迫於壓力、很快宣布放棄對王位的要求,但法國駐普代辦貝內德蒂伯爵還是趕到溫泉療養地埃姆斯,向正在那裡度假的威廉一世提出:以霍亨索倫家族族長的名義發布一項聲明,永遠不贊成本家族成員接受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認為這一要求帶有強制意味,他本人無法接受;但他也無意把事情鬧大,於是發電報給俾斯麥,請後者定奪:是否可以向報界和外國宣布,普王理解法國方面的意圖,但出於自尊不願擅做回應。然而俾斯麥卻反其道而行——他把長達200餘詞的電報底稿刪減成了只有20個詞的短句,使人感覺法國提出了極具侮辱性的要求,被普方斷然回絕。這樣一來,普法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都被煽動起來了。

《柯尼格拉茨會戰》,油畫,格奧爾格·布萊布特羅伊繪

支撐這種膽大妄為之舉的是俾斯麥對本國和敵方的了解:北德統一之後,「鐵與血」已經積累到了相當可觀的地步,民族主義者對政府的成就也心悅誠服,目標極為一致。而法國由於王室和議會矛盾不斷激化,軍事改革也歸於失敗,此時正處在最衰弱的關頭。然而拿破崙三世為維繫其殘存的威望,勢必要以激烈之舉回應埃姆斯電文,這就給普魯士打一場短促的進攻戰創造了條件。果然,1870年7月19日,法國主動對普宣戰,德軍立即入侵邊境地帶,包圍梅斯。拿破崙三世親率麥克馬洪元帥的第二集團軍前來增援,卻被兩個兵力佔優的北德集團軍包圍在色當,被迫投降。德軍隨後對巴黎進行了圍困,迫使新成立的法國共和政府放棄首都、並簽署了屈辱性的和約。1871年1月18日,南德諸邦君主在凡爾賽宮的鏡廳奉戴北德意志聯邦盟長威廉一世為全德君主,德國的統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了。

1874年,俾斯麥告訴幾位保守派政客:「偉大的事業已然宣告完成:德意志帝國被創造出來了。現在,我開始感到無聊。」考慮到這一年他還不滿60歲,這段話顯然有些言不由衷:在由普魯士王國宰相升格為德意志帝國頭號國務大臣之後,為新國家設計憲政結構和決策體制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頭。但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俾斯麥交出了一份毀譽參半的答卷。帝國憲法是以1867年頒行的北德意志聯邦憲法為藍本炮製出來的,後者為了減少統一進程的阻力,允許各邦保留相當大的自主權,僅要求其承認普魯士的領袖地位。在機構設置上,它表現為由25個邦君主的代表組成的聯邦參議院,擁有宣戰、審核政府議案、起草法律條文等權力。但各邦在投票時的權重差異甚大:只有8個邦擁有獨立票數,其餘17個邦共享一票;8大邦中普魯士一家獨佔17票,巴伐利亞6票,其餘6個邦只有2—4票不等。憲法規定,任何涉及政體變更的提案都須在參議院58票中獲得44張以上的贊成票才能通過,如此普魯士在任何情況下都有能力阻止各邦脫離自己的領導。作為交換,各邦擁有獨立自主的稅收政策,帝國能直接徵收的只有關稅、郵資和幾種特別稅。負責後一類事務的是由全國25歲以上男子普選產生的帝國議會,共有397個席位,它的職能是協贊法案、表決預算,但沒有獨立的立法權。

帝國宰相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由皇帝本人提名,無須接受議會信任表決。不過考慮到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間的摩擦,只有在獲得參議院認可的情況下,宰相才能自如地行使職權,所以帝國宰相往往由普魯士宰相兼任。1876年以後,宰相辦公廳之下陸續新設了8個帝國辦公廳,分別負責外交、財政、司法、內政、郵電、鐵路、海軍和阿爾薩斯-洛林事務,部門首長稱為國務秘書,對宰相負責。帝國宰相是唯一的國務大臣,8個辦公廳首長和他不是平起平坐的閣僚關係,而只是他的下屬和助理。

從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麥在行政部門始終行使著一種「波拿巴式獨裁」(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譏諷)。除去憲法本身授予宰相的大權外,他個人的威望和手腕發揮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彼時德國駐外使節多由普魯士貴族擔任,按照正常程序,他們應當把搜集的情報和起草的備忘錄呈遞給外交國務秘書(由俾斯麥本人兼任),再由宰相制定政策並徵求皇帝的意見;但部分大使往往會利用與德皇的私人關係,越級遞送文件、發表看法。1873年,駐法大使馮·阿尼姆伯爵致信威廉一世,對俾斯麥的外交政策進行攻訐,並把信件內容透露給了報界。「鐵血宰相」不惜以辭職相威脅,迫使德皇同意他查辦阿尼姆,判處後者九個月監禁。這一事件後,俾斯麥對外交決策的控制達到空前程度,威廉一世也樂於將始自統一戰爭時代的信任繼續賦予他,形成了「國家即宰相」的特殊面貌。

平心而論,若無俾斯麥這個事實上的獨裁者存在,德國在統一後第一個20年很難既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又在對外事務上遊刃有餘。然而輝煌中也隱藏著危機,俾斯麥的大權獨攬是以他在統一事業中的貢獻和威廉一世的信任為基礎的,完全無法複製。即使是俾斯麥本人,在君主更迭後也最終黯然引退,這預示著那些威望遠不如他的繼任者很難把一項政策持之以恆地推行下去。再者,作為一位孤僻的天才,俾斯麥的大部分理念和路線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憑藉一己之力構思出來的,下屬和幕僚被他視為執行機器,既無從窺見政策的奧妙,也無法習得舵手的經驗。年復一年,德國的外交和行政部門逐漸被一群盡職、幹練但缺乏判斷力的官僚所佔據,對那個僅有的「主腦」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俾斯麥在1890年離職後,繼任的卡普里維等人根本無法延續他「同時玩轉七個水晶球」的複雜政策,只能另起爐灶推行一條簡單粗暴的路線;「鐵血宰相」的獨斷專行既是他偉大功勛的主因,也成為一項有害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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