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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賓認為英國人不講邏輯,那麼中 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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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L·S·斯泰賓《有效思維》

一個能夠自我反省、批評的人是有希望的,因為是人就有缺點,而自我反省、批評能夠及時發現這些缺點,從而改進之。反之則不然。同理,一個民族亦然,這也就是《醜陋的中 國人》《醜陋的美國人》《醜陋的日本人》在各國廣受歡迎的原因所在。而我面前的這本由L·S·斯泰賓所著的《有效思維》,就直指英國人的缺乏邏輯,從某種程度上,也可視作是《醜陋的英國人》吧。

L·S·斯泰賓為倫敦大學邏輯教授,他在書中列舉了妨害我們進行有效思維的障礙:

「把我們的心靈從眼罩里解放出來的困難,抵制宣 傳的困難,在應該努力確信的地方滿足於被人說服的困難,聽眾受到不擇手段的演說者操縱的困難,演說者必須面對懶于思考而又沒有批判能力的聽眾的困難——簡而言之,那些因為我們的愚蠢和別人利用我們的愚蠢所造成的困難。最後,還有獲得信息的困難——找到可靠證據的困難」(第十五章《後記:民 主和思想的自 由》)。

不得不承認,上述這些問題,我們或多或少都存在,這也就是呂叔湘先生為何要於1988年翻譯這本初版於1938的書的原因。呂先生因病只譯了該書的三分之二,餘下的由李廣榮先生補譯。

我讀過一些國人所著邏輯書,裡面所舉例子,要麼是古人的,要麼是外國人的,當代的、近在眼前的例子幾乎一個沒有。然L·S·斯泰賓先生的著作,幾乎全部從當代英國人身上取現成之例子,也就是說,他是針對現時的英國人身上所存在之病因而下藥,如此對症下藥,療效一定錯不了。

而我們的邏輯學家,要醫治的是當代國人之毛病,卻總是去給古人或外國人把脈,那怎麼成呢?那不成了眼前人生病,而去給古人或外國人大吃其葯嘛。

那麼,就讓我們看看L·S·斯泰賓是怎麼給英國人把脈的吧。

在第一章《引言:英國人不講邏輯嗎?》中,作者首先舉了兩位名人的例子。先是塞爾本勛爵在復活會1924年年會上的演說詞:

塞爾本勛爵……在談到在南非的教會工作的時候,很恰當地說到「對於清晰思維之光榮的無能是我們民族的突出標誌之一。它是我們的諸多巨大困難的原因,可也是我們的某些巨大成功的秘訣。如果你們說黑人一旦接觸白人,他的教育就開始了,只要你們說得足夠頻繁、足夠響亮、足夠清楚,那些瞧不起你們的傳教事業的人終究會了解的」。

作者質疑——「說清晰思維之無能是光榮的,這不有點奇怪嗎」?

緊接著他將矛頭指向了外交大臣、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奧斯丁·張伯倫(1863~1937)1925年3月24日在眾議院上的發言:

「我真不知道這位議員閣下本人對這個(協定)是怎麼個看法。他一會兒說我們沒有承擔新的義務,一會兒說這是盟約(指國際聯盟盟約)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我深深地不信任邏輯,當人們把邏輯應用到政 治上的時候。整個的英國史支持我的觀點(G席上歡呼)。

為什麼跟別的國家比較,我們國家的發展是和平的而不是劇烈的?為什麼在最近三百年里我們國家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卻沒有遭遇過震撼那些比我們更具有邏輯頭腦的國家的突如其來的革 命和反覆?這是因為本能和經驗都教導我們,人類天性不是邏輯的,把政 治機構當作邏輯工具看是不聰明的,和平發展和真實改革的途徑在於明智地約束自己,不把結論推到它的邏輯終點。」

作者直言不諱——「我們必須承認奧斯丁·張伯倫在邏輯的結論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他的思想很糊塗。」直接指出外交大臣「思想很糊塗」,對他來說,似乎也不是什麼件大不了的事,就像批評一名普通的同事一般。

第三擊便是斯坦萊·鮑爾溫(1866~1947,政治家,曾三度出任首相),「鮑爾溫是一個公認為典型的英國人,不耐煩講邏輯,也許有點遲鈍,但是十分誠實,不在細緻的論辯上浪費時間,一切聽命於常識和經驗」。當他在菲利普·司考特學院演講《政 治教育》是這麼說的:

「總是雙重的:第一,把時髦口號從你腦子裡清除出去;第二,不以學會遵循三段論式為滿足,完全知道光會遵循三段論式是走向無底深淵的捷徑,除非你能夠察覺藏在路邊的謬論」(同前)。

作者針對此批評道——「說是我們能夠『學會遵循三段論』可是不同時學會『察覺藏在路邊的謬論』,這實在有點奇怪……凡是不得不進行思維以求達到目的的人都會遇到各種障礙」。

舉政 治家的公開言論而診斷之,這樣的把脈,對整個國民的警醒作用可想而知。

當然著名的藝術評論家拉斯金先生(1819~1900)也不能倖免:

讀者也許熟悉拉斯金對惠斯勒的名畫《夜景》的評論吧:

「以前我也曾聽見過、看見過不少老油子的破玩意,可從來沒想到會聽說有一個花花公子把一罐油彩潑到大傢伙的臉上而要價二百個金元。」

作者對已故的名人也毫不客氣——「對於一位能夠算是嚴肅的藝術評論家來說,這種粗暴的語言也許是不能原諒的。可是我覺得它不會對讀者產生什麼壞影響;它的粗暴使它不起作用」(第五章《不好的語言和扭曲的思維》)。

被當作靶子的還有那名2006年被BBC評為「20世紀最可惡的英國人」的奧斯瓦德·莫斯利爵士(1896~1980)。

「在整個阿比西尼亞論戰之上升起一股石油的臭味,而比這股石油味更臭的是猶太人的臭味」——奧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新政 治家與國 民周報》——「這個英國」專欄,1935年)

作者射出了他的利箭——「我相信他的目的是通過煽動和製造仇恨去激起人們起來行動;他要罵街,而他的語言罵街罵得太厲害了,反而不能叫人看清除他說話的用意……我個人不贊成奧斯瓦德·莫斯利的意圖;我非常不喜歡他的無禮貌、故意的罵街的語言」(同前)。

作者檢查培根在《論國 家的真正偉大》里的觀點:

「無論是生物體或是政 治體,沒有鍛煉是不能健康的;對一個國家來說,一場正 義的和榮譽的戰爭是真正的鍛煉。不錯,內 戰像寒熱病的發熱;可是對外戰爭就像運動的發熱,有維持身體健康之效;因為在懶散的和平環境中,勇氣將要軟化,生活將要腐化。」(第九章《用比喻講道理》)

作者這樣分析——「把我的身體因鍛煉而發熱和國家藉助於戰爭以維持『健康』相提並論,真有點想入非非,叫人懷疑培根是在玩弄『熱』這個字眼」。

作者忠告,「一定要記住,任何以國家或民族為一方、以個人為另一方所作的比較都應當加以最仔細的分析」。

……

即使本書首章第一句「外國人裡頭流行一種意見,說是我們英國人是不講邏輯的」為真,那麼,有如此嚴肅認真、為了真理而不知避諱的邏輯學家在,我想,英國人的邏輯思維能力也就差不到那兒去。前段時間,我看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就俄國前特工在英國遇害一案,於國會的陳辭,其邏輯之嚴密,給人留下很深印象。這裡頭,我想,也就有斯泰賓的一份功勞吧。

全書談論的是如何進行有效思維,那麼,有效思維之前提又是什麼呢?作者在卒章里這樣寫道:

我不討論政 治,我要談的是思 想的自 由。除非我能夠自 由思想,不然我不可能進行有效思維……如果我想對任何有關政 治行動的問題做出判斷,我必須能夠自 由地思考……我認為沒有思想自 由,也就沒有名副其實的民 主社會。

誠然,正如作者所言,有效思維會遭遇種種阻礙。但只要能夠自 由思想,就還是有可能找得到有效思維之途徑的。

二O一八年五月廿六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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