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八大富翁，比皇帝還有錢！其中三位是歷史上公認的商聖

原標題：中國古代八大富翁，比皇帝還有錢！其中三位是歷史上公認的商聖

1、富甲陶朱——范蠡(前536-前448)

陶朱公即范蠡，春秋時期越國大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後入越，輔助勾踐廿余年，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的計策的，並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末期越國的大政治家。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韜光養晦之計策，並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

但當勾踐復國之後，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於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但是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於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裡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界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經商的頭腦。他根據市場的供求關係，判斷價格的漲落，即「論其（商品）有餘和不足，則知（價格）貴賤。」他發現價格漲落有個極限，即貴到極點後就會下落；賤到極點後就會上漲，出現」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律。這就很符合現代市場規律的。因為一種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更多地生產，供應市場，這就為價格下跌創造了條件。相反，如果價格太低，就打擊了積極性，人們就不願生產，市場的貨物也就少了，又為價格上漲創造了條件。故他提出一套」積貯之理」。這就是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重視降價的物品，盡量賣進存貯起來。等到漲價之後，就盡量賣出。「貴出如糞土」，即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可惜地拋出。

就這樣，陶朱公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年穀賤傷農與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陶朱公范蠡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範。《史記》中載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就是說在從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經「三致千金」——三次散盡家財，又三次重新發家。在秦漢時代，人們就把那些巨富們稱為「陶朱公」，其名字成為了財富的代名詞。

2、儒商鼻祖——端木子貢(前520-？)

端木賜，字子貢，名賜，姓端木，春秋末期衛國人(今屬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他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也是「孔門十哲」之一。子貢雖出儒門，卻懂經商之術。

多年的經商活動使他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這為孔子與其門徒的周遊列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經濟保障，歷史上多用「端木遺風」來表經商致富之人，即源於此。

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古代宗廟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來比喻有立朝執政才能的人)。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曾任魯、衛兩國之相。為孔子弟子中首富。此人不選，是無天理。

3、清朝巨貪——和珅(1750年—1799年)

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寵臣，清代最大貪官，入選《亞洲華爾街日報》世界級富翁行列。

其事迹不再贅述，僅提一句，嘉慶抄家時所獲財產相當於乾隆盛世18年的全國賦稅收入，難怪時諺要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了。此人不選，此評當廢！

4、營國鉅賈——呂不韋(約前292-約前235)

呂不韋，戰國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衛國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史載「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筆大買賣卻是：結識秦流亡公子贏異人並資助其回國即位，從而成功實現個人由商從政的歷史性轉變。

呂不韋以「奇貨可居」聞名於世，曾輔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國，並組織門客編寫了著名的《呂氏春秋》，也是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限於名氣之大，想不入選都難。

5、紅頂商人——胡雪岩(1823-1885)

胡光墉，清徽州績溪人，幼名順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設銀號，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並開辦胡慶余堂中藥店。

胡雪岩應該說，憑此傳奇業績擠身「十大」次席當之無愧！

6、富可敵國——沈萬三(1330年~1376年)

元末明初江南巨富。以墾殖為根本，以分財為經商的資本，大膽通番。他可能算是歷史上最早的國際貿易商人。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個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費用。

7.白圭，東周洛陽人，因擅長經商致富而名譽滿天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對其事迹有詳細記載，並稱白圭為「治生祖」。

頗富商業天賦的白圭從長期的經營管理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經商理論，為後世經商者所師法。他主張經商必須「樂觀時變」，即經常注意農業生產變化動向和市場行情，及時掌握時機經謀取厚利。採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原則，每年糧食豐收後，買進五穀，售出絲、漆，在蠶繭上市時，便購進絲棉等織物，而出售糧食。他主張經營廣大民眾生活必需品，市場既廣，銷路也好，不用與人爭買賣之價，就可以得到較多的利潤，這種利潤來自時令差價和豐歉差價。

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經營圭臬。他說：「欲長錢，取下谷」。下等穀物雖然價低利薄，但為廣大庶民所必需，銷量極大，故可取得巨額利潤。同時他也很重視商品質量，認為質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贏得信譽，貨硬才會有市場。

更難能可貴的是，白圭在經營實踐中，還明確主張要節約開支，勤苦耐勞，並能與他的僱工同甘共苦，「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共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白圭認為，一個商人要具備「智、勇、仁、強」四個條件，這也可以說是他所以能經商致富的要訣，「智」即要有權變；「勇」即要決斷；「仁」即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強」即堅守時機。他曾這樣說過：「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取予，疆（強）不能有所守，雖免費公文網版權所有 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業大師，後世商人把他尊為本行業的祖師爺。劉繼興考證，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為「商聖」；民間稱白圭為「人間財神」，並設神牌供奉。

8.胡光墉（1823～1885），清徽州績溪人，幼名順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設銀號，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並開辦胡慶余堂中藥店。

胡雪岩（胡光墉）是中國近代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紅頂商人」。其經商才能、處世韜略，一直為世人所稱道。他精心創下的胡慶餘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優良傳統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雪岩的一生，極具戲劇性。在短短的幾十年里，他由一個錢莊的夥計搖身一變，成為聞名於清朝朝野的紅頂商人。他以「仁」、「義」二宇作為經商的核心，善於隨機應變，而決不投機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諳錢財的真正價值，大行義舉，贏得了商聖的美名。他經商不忘憂國，協助左宗棠西征，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在救亡圖強的洋務運動中，他也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勛。當然，胡雪岩也未能擺脫商人以利益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極盡奢靡，妻妾成群。但畢竟人無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無愧於「中國近代第一商人」、「商聖」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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