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生當權與尚武精神的缺失

原標題：古代儒生當權與尚武精神的缺失

根據歷史學家顧領剛的研究，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即貴族都是武士。「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干戈以衛社程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

這裡所說的古代是指中國春秋時代以前，當時的政治體制是封建制，封建制的統治階級即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職業春秋各國上至卿相下至一般世族子弟都自幼受文武兩方面的訓練，都當兵打仗，他們是軍事貴族，也擔當民政。

當時統治階級內部在職務上，還沒有文武之別，在《左傳》、《國語》中的人物都能上陣打仗，也都樂意上陣打仗，甚至國君也上陣打仗，整個統治階級都以執戈打仗為榮。

就連春秋末期以宣揚文教為己任的孔子也知武道，精通射御之術。總之，當時的貴族階級都尚武，也都以尚武為榮。關於當時統治階級的精神風尚，歷史學家雷海宗認為，一般來說，當時的人毫無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左傳》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

梁啟超更是充分肯定了當時士尚武行為的價值，認為文武兼備是士的理想人格，作為士就應將國家、朋友、職守、信譽、恩仇、名譽、道義置於自身生命利益之上。儘管當時的士未必都按這種道德規範和理想標準來生活，但它為時人所推崇，每個實踐這種高尚理想的士，都成為人們崇拜的英雄，他們的事迹、道德品格為人們所景仰。

戰國時代，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疇統的貴族政治和貴族社會都被推翻，代興的是國君的專制政治與貴賤不分、至少在名義上平等的社會。而面對國與國之間激烈複雜的鬥爭和大規模的血腥戰爭，為了生存和發展，各國國君需要治國的方略和出奇制勝的謀略，這樣，貴族的門第出身和道德力量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於是，貴族階級壟斷政治和軍事的特權被打破了，那些有才幹的平民憑其能力和運氣可以謀得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越地位，於是，文武的職能開始發生分化，「以讀書為事業，以揣摩為手腕，以取榮為目標」的「文士」出現了。

這些文人既無軍事知識，也無武技，憑其從書本中所學的理論和三寸不爛之舌，去遊說國君，運氣好，「可以立取公卿」。

因此，文士也稱遊說之士，戰國時代的蘇秦、張儀就是這種文士的典型代表。他們雖然仍被稱為士，但與春秋時代的士不同了，所謂「其事在口舌，與昔人異」，而雙方的行為作風、精神風貌也不可同日而語。

而那些專習武藝的武人被稱為遊俠之士，這些人雖然尚富有俠義精神，但已完全沒有春秋武士的那種社會地位，而是憑其武藝，誰出好價就為誰賣命。從此，文士開始在社會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士的社會角色逐漸由主要為武士轉為主要為文士」。隨著擁有政治地位的武士退出歷史舞台，文武兼備的人格理想也消失了。

漢代以後出現的所謂「士君子」和「士大夫」，可謂與戰國的遊說之士一脈相承。漢武帝獨尊儒術，自此文士也稱為儒士，他們成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王朝政府由他們組織，政權也掌握在他們手裡，在中國近兩千年封建專制社會中確立了牢固不變的地位。

隋唐以後，科舉制度的設立，又進一步鞏固了他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地位。從此中國的文人便讀同樣的書，有同樣的目標，有共同的道德標準，對事物有同樣的看法，也可以說有共同的利益，學問一科舉一仕途是他們相同的人生之路。總之，他們形成了士大夫集團，成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

這些士大夫都是以寫文章講道理出身立世，所謂「學以居位曰士」，是通過「文」入仕立朝的，「武」之事幾乎不懂，也決不肯從戎當兵。在著名的士大夫家訓《顏氏家訓》中，告誡其家人決不可從戎當兵，因為這對士家來說是取禍滅亡之道。

他們主張以「文」和「德」治國，而「武」只是當社會機體出現毛病時，施以治療的一劑葯，不可常用，所謂「不得已而用兵也」。這些讀書的士大夫信奉孔孟之道，既精通治國安邦之道，又文弱保守，戰亂時或隱居，或依附於軍事強人，軍事強人在掌握政權和天下穩定後都主張以文德治國，於是士大夫便取代武人獲取了政治主導權。

士大夫只有在統一、和平的社會環境中，才有施展才幹的機會，才能實現其光宗耀祖或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總之，既重文輕武，又依賴軍事強人是中國封建士大夫的一貫特性。

但是，這種尚文輕武也不完全是出於士大夫的偏好。梁啟超將中國士人尚武精神的聞如歸咎於封建專制政體：「我民族武德之斷喪則自統一專制政體之行始矣，統一專制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獨強，然後志乃得逞。故曰一人為剛，萬夫為柔，此必至之符也。」

這種獨裁政治必是以武力為後盾，武力作為國家的暴力裝置，是統治階級對內進行統治，對外進行防禦或擴張，以維護國家穩定與安全的權力基礎，這種作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這種武力只掌握在皇帝一人手裡，是維護其統治的最後條件，而直接治國則由士大夫擔當，實行以文治國的政策。

中國自秦漢以下，各朝開國皇帝在以武力奪取天下後，大都用文人儒士輔助其治理國家，而文人治國依然是以皇帝及其武力為權力基礎，從而構成了「一人為剛，萬夫為柔」的政治局面。這樣，學習儒家經典，走科舉之路幾乎成為有志者出世立身的唯一途徑，「雖有武舉，但其選用之法不足道」。

大量武舉出身的人只能做下級軍官，同樣是進士和舉人，但文武官的地位卻有如天壤，甚至一些武官只能做同品文官的侍衛、僕從。所謂始世文勝於武」。朝廷「重文輕武」的用人政策，對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具有導向作用，勢必會人為地造成一種重文輕武的社會文化氛圍。

政治上的重文輕武，必然造成社會上的重文輕武和文化上的重文輕武。這種情況唐宋以後尤甚，宋朝的武將子弟都「恥於習弓馬」，到了宋朝後期，竟有秀才如帶兵器外出，便會遭鄉人恥笑，被視為不才，令鄰里驚愕不已的現象。這僅是當時人們輕武的簡單事例。

但是自秦漢以來，當兵者多為市井無賴和破落戶子弟，而稍有家資者都鄙棄從軍，「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尚文輕武已成為普遍的社會習俗和價值取向。因此雷海宗將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文化稱為「無兵的文化」。他說：

「秦以上為自主、自動的歷史，人民能當兵，肯當兵，對國家負責任。秦以下人民不能當兵，不肯當兵，對國家不負責任。」

這種情況在鴉片戰爭以後也沒有改變。1898年，汪康年在《時務報》上發表的一篇《論宜令全國講求武事》的文章，指出國家多事之秋正是將士報效之時然而遇到戰事，朝廷任用貴族為將，則其親友上門慰問，家屬相持而哭泣。國都里徵兵，青壯年膽怯而不肯行，哭得滿臉眼淚鼻涕的人比比皆是。間巷民間，一聽說要打仗，滿街都是嚇得逃命的人。

由於士大夫都是純文之士，而只受純文教育的人是很難發揮剛毅精神的。雖然身體與人格並非一回事，但一般來講，物質血氣不足的人，精神血氣也不易健全。如遇到事變和危難，就難以發揮出一種臨危不懼和臨危受命的精神。

當然，各個朝代也不乏像岳飛、戚繼光、袁崇煥等這樣的英才具有這種精神，但只是少數，且命運多外，他們在軍事上的能力和主張受到重文輕武制度的阻抑，根本無法營造出一個遍及整個社會的風氣。

對中國重文輕武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風氣，明朝時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曾從旁觀者的角度，發現「軍事科學在這個國家不受培育和重視」，甚至發現一般中國人「寧願做最低等的哲學家（儒生），也不願做最高級的武官」的奇怪現象。

所謂旁觀者清，利瑪竇以一個外國觀察家的敏銳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武如此輕視，而其社會精英們又對武避之唯恐不及，則其社會必然流於文弱，政府也必然是軟弱易制的。宋朝、明朝和清朝後期與外族外國關係的歷史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雷海宗在193 6年所著的《無兵的文化》一文中，在對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歷史進行全面總結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無兵文化」作了深刻的反思。雷海宗堅持認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蕩光明的人格，而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光明坦蕩的社會。

中國自秦漢以來各封建王朝的通病就是重文輕武，在遭到外敵入侵而不能奮起抵抗，只知面面相覷，互相推委，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實幹精神和尚武精神的缺乏。

感謝 王志 先生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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