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如何看待中國人貞操問題的？

原標題：胡適是如何看待中國人貞操問題的？

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7月14日，胡適先生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上發表文章《貞操問題》，對近來報端登載稱頌貞節烈女殉夫而自殺的文章嚴辭抨擊。

兩性道德觀與婦女問題的提出，緣於周作人發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1918年5月15日）的譯作《貞操論》。周作人在《譯者前言》中，高度讚揚原作者與謝野晶子「是現今第一流女批評家」，文章中「純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葯」。這篇《貞操論》在中國的輿論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動。

周作人

周作人翻譯的《貞操論》一發表，中國的輿論界、思想界、界，無不為之震動。首先起來響應的是胡適。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號上發表《貞操問題》一文，熱烈地讚揚《貞操論》的發表，「這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

胡適顯然看出它在婚姻關係這樣一個有關「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問題上所具有的革命意義：這是一個終於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導致整個封建倫理體系的崩潰。為擴大戰果，胡適又抓住北洋軍閥政府剛公布的所謂《中華民國褒揚條例》，不失時機地提出：「貞操問題中，第一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未婚夫守節和殉烈的風俗。」也立即與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號發表《我之節烈觀》，明確提出了「自他兩利」的新的道德原則，大聲疾呼：「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痛苦的昏迷和強暴」，「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這是新文化戰線上一次非常的聯合作戰，在「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胡適《貞操問題》全文如下：

胡適

一

周作人先生所譯的日本人謝野晶子的《貞操論》，(《新青年》四卷五號)我讀了很有感觸。這個問題，在世界上受了幾千年的無意識的迷信，到近幾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學者正式討論這問題的真意義。文學家如易卜生的《群鬼》和ThomasHardy的《苔史》(Tess)，都帶著討論這個問題。如今家庭專制最利害的日本居然也有這樣大膽的議論!這是東方文明吏上一件極可賀的事。

當周先生翻譯這篇文字的時候，北京一家很有價值的報紙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海寧朱爾邁的《會葬唐烈婦記》。(七月二十三四北京《中華新報》。)上半篇寫唐烈婦之死如下：

唐烈婦之死，所閱灰水，錢鹵，投河，雉經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則其親試於殺人之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慘毒，又歷九十八日之長，非所稱百挫於折有進而無退者乎？……

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節」的事來替唐烈婦作陪襯：

女年十九，受海鹽張氏聘，未于歸，夫夭，女即絕食七日；家人勸之力，始進糜曰，「吾即生，必至張氏，寧服喪三年，然後歸報地下。」

最妙的是朱爾邁的論斷：

嗟乎，俞氏女蓋聞烈婦之風而興起者平?……俞氏女果能死於絕食七日之內豈不甚幸?乃為家人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為己任，余正恐三年之間，凡一千八十日有奇，非如烈婦之九十八日也。且絕食之後，其家人防之者百端，……雖有死之志，而無死之間，可奈何?烈婦倘能陰相之以成其節，風化所關，猗歟甚矣！

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俞氏女還不曾出嫁，不過因為信了那種荒謬的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絕食尋死，想做烈女。這位朱先生要維持風化，所以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烈婦的英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這種議論可算得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儒林外史》裡面的王玉輝看他女兒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五十二回)王玉輝的女兒殉已嫁之夫，尚在情理之中。王玉輝自己「生這女兒為倫紀生色」，他看他女兒死了反覺高興，已不在情理之中了。至於這位朱先生巴望別人家的女兒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說出那種「猗歟盛哉」的全無心肝的話，可不是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嗎?

貞操問題之中，第一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未婚夫守節和殉烈的風俗。在文明國里，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戀愛，訂了婚約，有時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個因為生時愛情太深，故情願不再婚嫁。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國，男女訂婚以後，女的還不知男的面長面短，有何情愛可言?不料竟有一種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來鼓勵無知女兒做烈女，「為倫紀生色」，「風化所關，猗歟盛矣!」我以為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不把這種行為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這不過是貞操問題的一方面。這個問題的真相，已經與謝野晶子說得很明白了。她提出幾個疑問，內中有一條是：「貞操是否單是女子必要的道德，還是男女都必要的呢?」這個疑問，在中國更為重要。中國的男子要他們的妻子替他們守貞守節，他們自己卻公然嫖妓，公然納妾，公然「弔膀子」。再嫁的婦人在社會上幾乎沒有社交的資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卻一毫不損失他們的身分。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嗎？怪不得古人要請「周婆制禮」來補救「周公制禮」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說，因為男子嫖妓，女子便該偷漢；也不是說，因為老爺有姨太太，太太便該有姨老爺。我說的是，男子嫖妓，與婦人偷漢，犯的是同等的罪惡；老爺納妾，與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惡。

為什麼呢?因為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愛情，心思專一，不肯再愛別人，這就是貞操。貞操是一個「人」對別一個「人」的一種態度。因為如此，男子對於女子，也該有同等的態度。若男子不能照樣還敬，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操的待遇。這並不是外國進口的妖言，這乃是孔丘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丘說：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丘五倫之中，只說了四倫，未免有點欠缺。他理該加上一句道：

所求乎吾婦，先施之，未能也。

這才是大公無私的聖人之道！

貞節牌坊

二

我這篇文字剛才做完，又在上海報上看見陳烈女殉夫的事。今先記此事大略如下：

陳烈女名宛珍，紹興縣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遠甫之子菁士。菁士於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歲。陳女聞死耗，即沐浴更衣，潛自仰藥。其家人覺察，倉皇施救，已無及。女乃泫然曰：「兒志早決，生雖未獲見夫，歿或相從地下……」言訖，遂死，死時距其未婚夫之死僅三時而已。（此據上海紹興同鄉會所出徵文啟。）

過了兩天，又見上海縣知事呈江蘇省長請子褒揚的呈文，中說：

呈為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事實略)……茲據呈稱，……並開具事實，附送褒揚費銀六元前來。……知事複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祈鑒核，俯賜咨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為德便。

第三，貞女烈女問題未嫁而夫死的女子，守貞不嫁的，是「貞女」；殺身殉夫的是「烈女」。我上文說過，夫婦之間若沒有恩愛，即沒有貞操可說。依此看來，那未嫁的女子，對於她丈夫有何恩愛？既無恩愛，更有何貞操可守？我說到這裡，有個朋友駁我道，「這話別人說了還可，胡適之可不該說這話。為什麼呢？你自己曾做過一首詩，詩里有一段道：

我不認得他，他不認得我，我卻常念他，這是為什麼？

豈不因我們，分定常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里，終有故鄉情，其理亦如此。

依你這詩的理論看來，豈不是已訂婚而未嫁娶的男女因為名分已定，也會有一種情意。既有了情意，自然發生貞操問題。你如今又說未婚嫁的男女沒有恩愛，故也沒有貞操可說，可不是自相矛盾嗎？」

胡適與江冬秀

我聽了這段駁論，幾乎開口不得。想了一想，我才回答道：我那首詩所說名分上發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沒有那種名分上的情意，中國的舊式婚姻決不能存在。如舊日女子聽人說他未婚夫的事，即面紅害羞，即留神注意，可見她對她未婚夫實有這種名分上所發生的情誼。但這種情誼完全屬於理想的。這種理想的情誼往往因實際上的反證，遂完全消滅。如女子懸想一個可愛的丈夫，及到嫁時，只見一個極下流不堪的男子，她如何能堅持那從前理想中的情誼呢?我承認名分可以發生一種情誼，我並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發生相當的情誼。但這種理想的情誼，依我看來實在不夠發生終身不嫁的貞操，更不夠發生殺身殉夫的節烈。即使我更讓一步，承認中國有些女子，例如吳趼人《恨海》里那個浪子的聘妻，深中了聖賢經傳的毒，由名分上真能生出極濃摯的情誼，無論她未婚夫如何淫蕩，人格如何墮落，依舊貞一不變。試問我們在這個文明時代，是否應該贊成提倡這種盲從的貞操？這種盲從的貞操，只值得一句「其愚不可及也」的評論，卻不值得法律的褒揚。法律既許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該褒揚處女守貞。至於法律褒揚無辜女子自殺以殉不曾見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專制時代的風俗，不該存在於現今的世界。

總而言之，我對於中國人的貞操問題，有三層意見。

第一，這個問題，從前的人都看作「天經地義」，一味盲從，全不研究「貞操」兩字究竟有何意義。我們生在今日，無論提倡何種道德，總該想想那種道德的真意義是什麼。墨子說得好：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日，「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日，「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日，『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公孟篇)

今試問人「貞操是什麼?」或「為什麼你褒揚貞操?」他一定回答道，「貞操就是貞操。我因為這是貞操，故褒揚他。」這種「室以為室也」的論理，便是今日道德思想宣告破產的證據。故我做這篇文字的第一個主意只是要大家知道「貞操」這個問題並不是「天經地義」，是可以徹底研究，可以反覆討論的。

第二，我以為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種態度，乃是雙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於女子一方面的。由這個前提，便生出幾條引申的意見：(一)男子對於女子，丈夫對於妻子，也應有貞操的態度；(二)男子做不貞操的行為，如嫖妓娶妾之類，社會上應該用對待不貞婦女的態度來對待他；(三)婦女對於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四)社會法律既不認嫖妓納妾為不道德，便不該褒揚女子的「節烈貞操」。

第三，我絕對的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

(一)貞操既是個人男女雙方對待的一種態度，誠意的貞操是完全自動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須有法律的提倡。

(二)若用法律的褒揚為提倡貞操的方法，勢必至造成許多沽名釣譽，不誠不實，無意識的貞操舉動。

(三)在現代社會，許多貞操問題，如寡婦再嫁，處女守貞，等等問題的是非得失，卻都還有討論餘地，法律不當以武斷的態度制定褒貶的規條。

(四)法律既不獎勵男子的貞操，又不懲男子的不貞操，便不該單獨提倡女子的貞操。

(五)以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褒揚烈婦烈女殺身殉夫，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

民國七年七月

本篇最初發表於1918年7月《新青年》第5卷第1號，署名胡適。後收入《胡適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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