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林白：把我定位成女性主義寫作者，是極大的窄化
林白（右）與郜元寶對談「林白和她的時代」。
「這封面多好看啊，你看。」作家林白拿著剛由中信·大方再版的《玻璃蟲》和《萬物花開》對澎湃新聞記者說。這兩本書分別首版於2000年和2003年，一直到今年中信出新版前，這兩部書都沒有再版過。這次中信出的林白過往作品系列中還有一本《北去來辭》預計將於8月出版。
「《萬物花開》重新做一下我真的太開心了，我特別願意把這書送給別人。」林白掩抑不住得意之作可以再版的興奮。
新版封面上的肖像照片是2005年作家陳村給她拍的，一襲長發和長袍，乍看之下以為是潘越雲。在有的照片里，她的外形搭配的標配之一是墨鏡，給人以冷傲孤寂的感覺。而今年六十歲的林白，頭髮短了很多，但著裝上依然是她偏愛的棉麻長袍，暗色系，寬鬆。
1990年代的林白以《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迴廊之椅》《同心愛者不能分手》等作品確立其作為「女性主義」「身體寫作」「私人寫作」等代表人物的地位，向內將女性經驗書寫到極致，這是文學史意義上的林白。而作為她個人文學歷程的林白，2000年後則憑藉《萬物花開》《致一九七五》《婦女閑聊錄》等作品走出內心生活，俯身更廣闊的大地，完成自己創作風格的轉型。
林白本名林白薇，她在《玻璃蟲》里借李管這個人物之口解釋過什麼要去掉「薇」字，以林白為筆名。「他說，林白薇，陳白露，這兩個名字太像了。要是光聽名字不看人，我真以為你是三十年代的交際花，就跟陳白露住在同一個飯店。」
林白覺得林白比林白薇更大氣，而且這個名字沒有性別指向。「作家的名字應該沒有性別指向比較好。」林白說。
以前一直沒有意識到普通話對於文學的傷害
採訪林白之前，她剛從復旦大學「廣西作家與當代文學」研討會的會場出來，她講到會議召集人王安憶開場就談到方言的問題。林白說她寫了三十年，但一直是用普通話寫作。林白很小的時候就有普通話崇拜，那時她覺得廣播里字正腔圓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這樣的普通話多麼好聽。
「小時候，我家在防疫站，我們的隔壁鄰居是一個地道的北京人，姥爺是畫家，還和畫家何香凝有交往，那時就覺得他們的普通話多好聽啊。」這種對於標準普通話的崇拜，在當年的林白看來，代表了一種文明等級，她清晰地認識到自己作為生長在西南邊陲廣西北流的邊緣身份，對於北京這個說普通話的文明中心一直心有嚮往。
林白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都用普通話思維寫作，但這兩年她開始意識到普通話作為文學語言不夠豐富、對文學可能造成的傷害這一問題。
「我以前一直沒太意識到我的普通話崇拜，這兩年我才意識到普通話的規範對文學的傷害，這是我現在最困擾的問題」，林白說。
一個具體的契機是2016年，林白在香港浸會大學待了一個月。「我得演講啊，我就有點害怕，作為一個非普通話地區的人，一開口，我覺得不對，因為這不是我的母語，馬上大腦會一片空白。後來我發現我可以講廣東話，一緊張講廣東話就放鬆一些，那是我的母語。然後我就想，我的母語是鄉下廣東話。」林白所說的「鄉下廣東話」指的是廣西北流一帶的高陽片／勾漏片粵語。
林白說她寫作時都得把廣東話思維翻譯轉譯成普通話寫出來，但如果用廣東話來寫就會很奇怪，因為有的字就沒有了。「比如普通話里什麼這個詞，乜嘢，你放上去就很怪」。
林白也談到金宇澄《繁花》出版以來，引起的方言創作的爭議。「但《繁花》也不是方言寫作，你真的用上海話寫的話，那會非常難看懂。現在也有一種論調，說要抑制方言。當年胡適問過魯迅，假如用方言寫《阿Q正傳》會怎麼樣，魯迅就說這樣的話它的傳播力、影響力會大大減弱，所以要不要方言寫作，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你不能完全是普通話，但又不能完全是方言。你要把方言改造變成文學語言，但同時你要有方言力，這個力太難了。」眼下的林白也陷入這樣的困境，她開玩笑說雖然前三十年她沒有意識到普通話和方言這個問題，「像我這種用蠻力寫作的人，可能還有前景吧」。
談到廣西作家或廣西經驗與方言的關係，林白認為廣西經驗不見得一定要通過方言來表達，但她認為普通話太簡單，從方言那裡可以找到更多養料。
希望以後讀者不要再把我和陳染綁在一塊了
「最好新書的讀者再也不要把我和陳染綁在一塊兒了。」林白半開玩笑半無奈地說。
對於熟悉林白早期作品的讀者，或對當代中國文學史有所了解的讀者來說，林白這個名字經常是和陳染這個名字相提並論的，論者通常將這兩人視為「女性主義敘事」「身體寫作」「私人寫作」的代表人物。
時至今日，陳染已經從大眾視線中消失多年，不再寫小說，甚至去向都變成了一個謎，徹底變成了一個上世紀的傳說。林白說她和陳染早年有私交，但現在已經沒有聯繫。
陳染已經退隱，不再寫作，對此，林白說不寫也蠻好的。她反問道：「為什麼一定要寫呢？我是因為生活沒著落啊，我那時下崗之後一部一部地寫，要不真的沒有收入啊。」
1996年，林白從《中國文化報》下崗，變成無業「北漂」，而當時女兒尚年幼，為了養活自己養女兒，林白只能一部一部地寫長篇。
「如果我像陳染這樣不用養孩子，我肯定也不寫了。」林白說，緊接著，她再重複了一句：不寫很好。
對於林白來說，不寫的話，就不會過度消耗自己。但對於寫作在何種意義上是對於作家的消耗這一問題，林白認為應當兩說。「寫作都會是一種消耗，但有的時候你有一個興奮點，生活中有一個亮點，也是一種吸取。所以說沒有絕對的。」
問她今天會不會介意別人動輒把她和陳染放在一起比較，林白很坦誠地說：「當然介意啦，她比我更介意。我們都很介意，幹嘛老綁在一塊兒？李洱還跟我開玩笑，說我每個作品都是幫陳染寫的，因為我很多作品都是跟她綁在一塊兒，出來就是林白、陳染怎麼怎麼樣。你這樣陳染不高興的呀，我也不高興，所以很無奈。」
一開始林白介意老和陳染綁在一起，是出於一種作家普遍的認為自己是獨特的心理，而後來，她真正介意的是，如果永遠把她和陳染放在一起，也就意味著把她定型成女性主義寫作，而林白認為這是對她的窄化，她遠遠超過了這一範疇。
「其實我是階段性的有那麼一點兒，但是後來走了另一條路了」，林白說。林白說的「階段性的那麼一點兒」，可以用她寫在《萬物花開》的後記中的這段話來解釋，即原先作品中的那種女性人物，她們「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優雅，也魅惑。」但隨著《萬物花開》的出版，這些女人「說不見就不見了，就像出了一場太陽，水汽立馬就幹了」。
儘管林白自己不喜歡給自己的寫作生涯分階段，但如果一定要分，她認為前期以《一個人的戰爭》為代表是第一個階段，《萬物花開》和《婦女閑聊錄》是第二個階段，而《北去來辭》是兩者的綜合。「差不多三個吧，實際上自己這麼分很傻的。」林白說。
而在林白的文學轉型過程中，走黃河是一個轉折點，因為走黃河，她接觸到了更廣闊的世界。寫完《玻璃蟲》之後，林白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組織下，與李敬澤等人一起走黃河。在與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和的一次對談中，林白這樣談到她走黃河前後的變化。走黃河之前，林白一想到要應付那麼多人，就怕得要命，她很怕人，而走黃河的經驗讓她俯身去傾聽大地上人們的聲音。
「那時我去開會，室內都想戴眼鏡，這一步老跨不出去。現在沒關係，想拍就拍，自己沒那麼在乎好看啊難看啊，然後就是內心變得明朗了。」
木珍是天上掉下來給我的
「她對我很重要，是天上掉下來給我的」，林白口中的她指的是小雲。小雲是林白丈夫的侄女，湖北浠水的農村婦女，三十多歲的時候到林白家幫忙做家務。林白根據小雲講述的鄉村故事寫出了《婦女閑聊錄》，書中的「木珍」就是小雲，而《萬物花開》里很多素材也直接來自於她。
林白說「木珍」又來她家了。「本來回去了，她爸爸去世之後，過完頭七，又來了。她可願意跟我講，可願意寫她了。」
林白說，《婦女閑聊錄》寫出來之後，只有小學文化的「木珍」很喜歡讀，非常喜歡。讓林白印象深刻的是，「木珍」每次說起鄉下村民打架時都能講得眉飛色舞，打架就像狂歡。
林白講到，現在的「木珍」也大變樣了。「不是你想像的農村婦女，聽音樂要聽高山流水，古琴這種，跳舞會水步舞。她們有一個微信群，群里幾個農村婦女經常穿上旗袍到山上去走秀，很好玩的。她打扮得比我洋氣，好多衣服。」
從《玻璃蟲》到《萬物花開》，兩部作品相隔三年，但其實代表她創作的兩個階段，風格差很多，林白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木珍」到她家來。
對於林白來說，「木珍」的出現適逢其時。「正好因為我走了黃河，我去跟人家農村婦女聊了，我會聊了，正在這個時候，她來了，真的都是天意。」
我屬於靠蠻力寫作的那種人
去年7月，林白出了第一本詩集，叫《過程》。其實在寫小說之前，林白是詩人。
林白說她理性比較缺席，寫作更多是靠直覺，這也可能與她寫詩有關係，因此小說里會呈現跳躍直覺的風格。
林白的《過程》在網上流傳很廣，有一些新讀者是通過這首詩才認識她的。《過程》全詩如下：一月你還沒有出現，二月你睡在隔壁，三月下起了大雨，四月里遍地薔薇，五月我們對面坐著，猶如夢中。就這樣六月到了。六月里青草盛開，處處芬芳。七月，悲喜交加，麥浪翻滾連同草地，直到天涯。八月就是八月，八月我守口如瓶。八月里我是瓶中的水，你是青天的雲。九月和十月，是兩隻眼睛，裝滿了大海，你在海上，我在海下。十一月尚未到來，透過它的窗口，我望見了十二月，十二月大雪瀰漫。
林白說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就寫出來這麼一首詩。而當年從寫詩轉去寫小說，主要是因為小說容易發表，錢多一點。許多詩人寫小說之後就沒法再寫詩，因為變成了小說家的思維，林白說她不存在這個問題，她自嘲說「可能我的青春期一直沒過，漫長的青春期吧。」
去年詩集《過程》的出版讓林白非常開心，雖然銷路一般。「將來我要寫一批短詩，7月初我還寫了一個。」
從廣西到武漢到北京，自我認同一直在搖擺中
在林白看來，她的自我認同一直是在搖擺中。儘管出生在廣西，但與東西、鬼子等地域性更明顯的廣西作家相比，林白的作品沒有強烈的地域性。
林白生於廣西北流，後在武漢讀大學，之後分配到廣西南寧，再之後定居北京，這是一條從邊陲向中心的人生軌跡。與眾多小地方青年一樣，年輕時的林白也想逃離故鄉，但主要不是因為故鄉的窮，因為據林白自己說，她家在北流算是小縣城的上流社會。
「因為我是醫院子弟，跟一般的普通市民還不太一樣，其實是有一點優越感的，在縣城裡頭算是小鎮精英啊，我們能看《光明日報》，他們看不了。」林白笑著說。
在中篇《長江為何如此遠》里，林白寫到許多在武大讀書四年的生活，她說裡面的主人公今紅幾乎是她大學四年自己的寫照，一個過度關注自己、跟整個世界都隔著一層霧的人。林白說大學時代和別人、外界的這種隔膜，很大程度源自她的廣西人身份。
「西南邊陲來的人，會比較憨、比較二、比較遲鈍，因為不管什麼東西語言都要翻譯，你說什麼我聽半天都反應不過來。然後會有一些自卑，這種中心和邊陲的差距。會緊張，動作上會有很多小動作，神經過敏。」
而對於武漢，她在那裡度過四年大學，後來2004年又從北京回到武漢在武漢文學院任全職作家，但林白說她對武漢談不上喜歡或不喜歡，而且方方、池莉等湖北作家筆下武漢的煙火氣也極少反映在她的作品裡。林白說她沒有真正寫過武漢。「我沒有進入到武漢的市民生活。我也沒寫過武漢，我寫武漢就是武大的生活，三十年前那個武大，但那都不算武漢的日常生活。」
林白說她不適合寫市民生活。「沒有那根筋，實在寫不了，可能就是對市民生活這些不太感興趣。」
而北京這個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城市，林白說她一開始北上的時候並沒有特別明確的要接近文明中心的想法。她笑說去北京是因為當時她失戀。「我要是有這種想法，我幹嘛不二十幾歲就去北京？實際上我32歲才去北京，很老了。」
對於北京，林白有過厭倦，在北京的生活空曠荒涼，冰冷堅硬，這是2004年放棄北京戶口去武漢文學院任專業作家時，她對於這座城市的感受。時過境遷，林白如今還是生活在北京，回想當初對於北京的厭倦，林白說：「當初所謂厭倦，更重要是因為生活沒著落。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啊，那時孩子還小。」
從廣西北流到武漢到南寧再到北京，今天的林白已經覺得無所謂異鄉，也無所謂故鄉。林白也很少在小說里寫自己的故鄉北流，她對於寫故鄉這樣的問題持一種懷疑的態度。「什麼叫寫故鄉？怎麼一個文學表達叫寫故鄉，故鄉發展了，發生了很多變化，然後你來寫一下，不是這麼個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