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臨死前留給兒子兩件遺物，兒子奮發努力，為父親完成心愿

在古代，讀書人做官，是最為光宗耀祖的出路。在封建社會，做官當然要做大官，而且最好還要做京官，不僅有享之不盡的榮華富貴，還可以青史留名。但在康熙二十七年這一科進士中，有個叫做陶元淳的倒霉蛋被分配到了遙遠的廣東昌化擔任知縣。這在清朝，是邊遠的化外之地，看起來揚名立萬與他無緣了。

陶元淳考上進士的時候，已經四十二歲了，擔任昌化知縣的時候，更是四十五了。在封建官場來看，他確實是屬於沒有多大前途的人。事實證明，陶元淳也沒有能夠取得高官厚祿，但他以清廉的作風，贏得了青史留名，並留下了崖州「包公」的美譽。

昌化在當時屬於廣東，就是現在的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確實不好管理。經過清初的戰亂和三藩之亂，當地民生凋敝，百姓爭相逃亡。陶元淳上任的時候，縣內不滿百戶人家，甚至連縣府冊籍都損毀在戰亂之中。

也許很多人，以四十多歲的年齡當縣令，可能就是在任上混吃等死了。然而陶元淳比一般的年輕官員更有幹勁，他上任後，立即親自丈量土地，釐定賦役，革除了很多超支和不合理的稅收。另外，他擠出財政收入，為百姓提供一定數量的種子和耕牛。

以當地的財力，陶元淳支持的力度，一定是小得可憐。但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看到了父母官的真誠，競相回鄉復耕生產，使得當地的人氣大增。一時間，「民復業者千餘家」，相當於陶元淳上任之時的十倍。他的業績，在《清史稿》和《大清一統志》中都有記載。

在當地，有四百餘頃田地，因為水淹，已經荒廢了百餘年。然而，朝廷一直照常收稅，這讓當地深受其苦。陶元淳擔任昌化知縣後，始終念念不忘，他寫了《浮糧考》，訴說當地的實際情況，希望能得到解決，免於徵稅，讓百姓的負擔減輕。然而，清朝的高官們，沒有空理會這點「小事」，根本就置之不理，這也成為了陶元淳的心病。

由於陶元淳的卓越政績受到上級的賞識，他被提拔為代理崖州知州。雖然權力更大，但陶元淳關愛百姓之心卻沒有減少。崖州幾乎就是清朝的天涯海角了，這樣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軍兵驕縱」，欺男霸女的事情時有發生。

比如崖州守備黃鎮中在游擊將軍余虎的指示下，殺人掠貨，胡作非為。當地百姓苦不堪言，但由於官官相護，只能忍氣吞聲。在陶元淳到任後，他們看到了希望，聯名將二人的罪狀交給了官府。陶元淳見到罪狀上有六款一百多條罪行，字字泣血，大怒之下，命人徹查。

余虎首先是向陶元淳行賄，企圖將這件事私下了解。遭到拒絕後，他又向廣東總督反誣陶元淳。幸好朝廷派來的巡撫蕭永藻也是個有操守的好官，支持了陶元淳的行為，力挺他為百姓伸冤。

情急之下，黃鎮中竟然帶領一百多人到知府衙門鬧事。他們以為陶元淳是一介書生，又拖家帶口，會害怕武力。然而陶元淳一身正氣，怒目相斥：

吾奉命治事，守備敢令甲士劫持，是藐國法也。

最終，飛揚跋扈的黃鎮中被關入大牢，接受法律的嚴懲。當地百姓奔走相告，驚呼：雖有餘虎，不敵陶公一怒。為此，陶元淳也贏得了「崖州包公」的美譽。

陶元淳將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自然也不會去貪贓枉法，生活相當拮据。作為縣、州的父母官，他經常斷糧，而他平時所吃，也只是「韭菜一束」，讓人難以置信。

因為一心為民，凡事親力親為，這樣的好官，積勞成疾，僅當知縣七年，就病逝於任上。在他臨終之前，他將兩個兒子叫到身邊，贈予了僅有的遺物：一桿秤和一面銅鑼。

他告訴兒子，這兩樣遺物，將要永遠傳給自己的子孫。秤代表處事公正，清正廉明；銅鑼代表集思廣益，絕不獨斷專行。另外他還將上書《浮糧考》的事告訴了兒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夠代替父親解決。

陶元淳的苦心沒有白費，他的兩個兒子分別叫陶貞一和陶正靖，不僅都考上了進士，而且為官清廉，都有父親流傳的家風。其中陶正靖在乾隆初年當上了御史，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終於讓朝廷重視《浮糧考》，免除了昌化多收的賦稅。父子接力為百姓造福，也成為了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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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清史稿》、《大清一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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