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突破18億票房的神級電影！
去年席捲全國的《戰狼2》，今年同樣掀起一波全範圍觀影熱潮的，無疑是《我不是葯神》。首映當天票房突破3億，上映6天票房接近17億；比起《戰狼2》中熱血的愛國，《我不是葯神》中能夠引起觀眾共鳴的，也是更接近生活的那股困頓與掙扎。映照著社會的人性！
《我不是葯神》的好是全方位的。
題材本身，講得葯價昂貴，使病人無葯可醫從而引發的事件。
演員表演方面，猛減20斤體重的王傳君、為了十幾秒鏡頭練了一個月鋼管舞的譚卓，片場受傷最多的黃毛章宇，堪堪開始學英語的老戲骨楊新鳴以及一如既往表現俱佳的徐崢，共同給觀眾展現出一場精彩絕倫的群像表演。
這部電影重點無疑還是背後的情感映照表達：對生命的虔誠、對大時代洪流中每一個靈魂的尊重，對弱勢群體的著眼與關注。
《我不是葯神》中的所有立場似乎沒有絕對正確與錯誤，其迷人之處也是建立在貫穿整部電影中的某種矛盾與生命與金錢之上。
首先是（情與法）之間的對立。
有這麼一句來形容藥物的高價：「葯之所以昂貴到要賣幾萬元，呢是因為你買別人的可能會是上百萬、千萬、過億一樣。」
於是就像影片中瑞士諾華公司為了研製格列寧藥品，花了超過50億美元的成本一般，藥品定價以及隨之的專利保護，似乎看起來便是理所當然。
而曹斌（周一圍飾）所代表的維護專利一方，自然也合理合法：
「販售假藥傷天害理，我義不容辭。」
但這個世界上，總有些法理之外的人情。
影片中最戳中人心的片段之一，是那位年近古稀的老奶奶緊握著曹斌的手，說出讓無數觀眾於心不忍的話：
「誰家還沒有個病人呢？你能保證一輩子不生病嗎?」
這是感同身受的徹骨之痛，也是怎麼都無法拎清的選擇困境。
當仿製葯的倫理問題所依附的法律，與病人對生命的渴求所對立時候，一切的問題與探究人心的目的也是電影所探尋的目的。
其次，是發生在主人公程勇（徐崢飾）身上（人性與神性)之間的對立。
《我不是葯神》的原型人物陸勇其實同樣是個慢粒白血病人，他的仿製葯代購之路也是因此而起。但電影中做出了改編：程勇沒有慢粒白血病，他是個實實在在的普通人。
這一個巧妙的微變下，處於程勇身上（人性與神性)之間衝突的矛盾與對立，一下子便昭顯出來。
先說（人性）。
對於程勇來說，遠赴印度代購仿製葯的初心只是賺錢。他沒有想當救世主的念頭，冒著坐牢的危險給病人帶葯，只是因為他父親需要手術、店鋪需要房租，只是因為那高達10倍的利潤：
「我不要做什麼救世主，我要賺錢。」
這個階段的程勇對於購買自己藥品的病人們，沒有多少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賣葯對於他來說只是交易。
所以當假藥販子張長林識破了他的身份，用告發來威脅程勇時，他害怕了。
他看到了一張張誘人鈔票的背後，無疑是呢冷暗的牢房與冰冷的鐵窗。為了錢把自己弄進牢里，父親與孩子還在外面受人指點，不值得。
於是程勇放棄了，儘管他知道自己的選擇會讓大量依附於自己「救命葯」的人，失去生的希望，但是仍舊選擇了逃避。
此刻，人性中的一種自私但是卻是對家人的負責與怯弱在程勇的身上展現無疑。
緊接著說（神性）。
儘管程勇內心一直不自覺地在把賣葯這件事的神聖性給弱化，推脫掉不必要的責任感。但對於身邊人來說，總有些羈絆是推脫不掉的。
呂受益（王傳君飾）對於程勇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他讓程勇開始接觸到仿製葯，也是第一個幫助程勇開始賣葯的夥伴。比起一根筋的黃毛和有些許曖昧的劉思慧，呂受益在程勇面前更加坦誠，也更加卑微。
所以當病床上被病痛折磨到憔悴不堪呂受益面對程勇卻顯得輕快，說出那句「要不要吃個橘子」時。
架構在程勇身上屬於「人性的弱點」開始瓦解，衝撞到程勇面前的生死，讓他無法再漠然地面對普通的人生。
影片中對這個轉折性的變化，有著一個極具宗教性質的描繪：
程勇走在破敗的印度街頭，消毒殺蟲的煙霧四起。同時象徵毀滅與保護的印度神像從茫茫的煙霧中突起，恰好與抬起頭的程勇對視。
此時"人性"逐漸崩塌，而「神性」開始構築。
在這"人性"與「神性」的矛盾中，程勇的人物形象愈發豐富深邃。
整部電影其實也是如此，在探討法律與社會人性冷暖之間的矛盾、人物自身的情感屬性矛盾之外，讓整部電影更加飽滿的。
就像本該主題沉重的電影海報上，每一個人物卻都笑得如此歡樂。
就像在表現手法上，如此悲情的故事卻附以節奏歡快的配樂、趣味十足的表演，許許多多片段都讓人忍俊不禁，油然生出不一樣的不同的「幽默」
而所有的一切歸根到最後，探討的還是生與死之間的對立。救命葯的昂貴，讓生病者無希望，任何的言論在法律上得不到支持。
在死亡的威脅前，求生慾望所激發的是希望、是溫暖、是美好的人性之光。從而引發了假藥的出現，也讓社會真正認識到了葯價昂貴所帶來的弊端。
這種「人性之光」在呂受益身上，是在自身新生的生命面前，迸發出前所未有對活下去的渴望、對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是那個瀕死之前還有力氣調侃的橘子。
在劉思慧身上，是不得已流落風塵受盡委屈，卻仍然執拗倔強地賺錢，只為給女兒治病的無私母愛。
這些在生存與死亡對立間掙扎的病人們，在生死大義面前保留了最後的剋制與倔強，也保持人格最後的尊嚴。
這同時也是影片所保持的剋制，所保留下來的溫和：無論生活遭受到怎樣困苦折磨，總該保持著希望與堅持。
所以影片的最後，程勇獲得了減刑，醫藥制度改革也因為這件事情緊密推進，將其納入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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