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葯企、政府的三角矛盾，任「神」也解決不了！
電影《我不是葯神》放映大廳，座無虛席，熒幕上白髮蒼蒼的老奶奶哀求警察：「我吃了三年的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可我還是想活。誰家還沒個病人了？」
放映廳啜泣聲一片，患者們在疾病面前是那麼的無力，一如魯迅筆下的華老栓。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攤著；一隻手卻撮著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國家已經滄海桑田，幾十年前的肺結核，幾十年後的癌症，患者求的還是一顆救命葯。
電影散場，觀眾們緩步走出影院，各懷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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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爺是個普通北京市民，去年患了一次感冒花了上千元，所以對這部電影特別有感觸。一個小感冒都要花費不菲，更何況是癌症呢？如果每瓶葯要花4萬元，那我們這樣的家庭怎麼能支撐得起？這藥費也太貴了，為什麼不能像印度那樣，多生產一些仿製葯呢？原研葯和仿製葯價格差距太大了，如果能有合法的仿製葯，我們也不用去印度走私了，也有更多的人能夠活下來了。
是的，國外的葯企規模很大，利潤也都很好（凈利潤率在14%到44%），遠遠超過世界五百強6%的平均凈利潤率。
2
李敏是一位知名外資葯企研發中心的經理，從電影院走出來的時候，她百感交集：她很同情生病的患者，「他想活下去，他有什麼罪」，這句話縈繞在她腦海里久久不能離去；
另一方面，她覺得電影里把醫藥企業刻畫的太負面了。作為一個企業，總要想辦法盈利給員工和股東一個交代吧？為什麼遊戲公司直播公司能那麼掙錢，他們給老百姓創造什麼真正價值？而我們搞醫藥的真正治病救人的就要背負公益性的要求？搞醫藥研發的，一個產品往往要花十年的時間才能有所突破，一個成功的「重磅炸彈」背後有大量的研發成本和失敗項目墊底，如果沒有專利保護，那我們怎麼持續研發下去呢？
沒錯，大的醫藥企業每年投入幾十億美金用於研發，研發投入佔整體收入的15%至25%，投入力度超過了以研發投入著稱的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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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姚是原食葯監總局的一名退休幹部，看完《我不是葯神》唏噓不已。看病貴這麼敏感的話題拍成電影，領導們的壓力又要加大了。
老百姓們遇到醫療問題都期望政府能夠站出來，但是政府也很為難。
一方面醫藥公司作為企業肯定追求利潤，如果打壓的太狠了，沒有動力去創新，去攻克醫學難題，那麼對公眾健康長期來看是不利的。
另外一方面，患者希望治病見效快花費少，特別是貧窮的老百姓沒錢治病面臨死亡，這是必須正視的問題。政府的資金來自於全民的稅收，是否應該讓全體民眾為一小部分罕見病患者負擔費用，負擔到什麼程度，又是一個難解的議題。葯企、患者和政府，這是一個難以平衡的三角關係。
老姚原來參與過藥品一致性評價，對於我國仿製葯發展歷程比較了解，《專利法》對於藥品專利的態度是在不斷變化的。
其實美國對待原研葯和仿製葯的態度也曾經發生過搖擺，印度因為其國內的國民醫療情況，一方面在明面上表示著對藥品專利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卻一直以一種隱晦的態度來支持並鼓勵著國內仿製葯的發展以及研發水平的提高，被稱為「窮人的藥房」。
目前中國仿製葯能力較差，就算完全放開政策要趕上印度還需要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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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臨的不光是如何讓境外已經審批的藥品儘快在國內也能上市，如何通過仿製葯降低老百姓治病成本的問題。我們面對的核心問題是醫藥公共政策問題：
1.政策導向：我們是鼓勵醫藥企業走自主研發道路，還是鼓勵多抄成熟經驗？
2.藥品定價：原研藥品在專利保護期屬於市場壟斷，到底如何定價是合理的？
3.負擔對象：藥品的費用特別是前期研發成本分攤應該由誰來承擔合理？如何確定各自承擔比例？
這個公共政策需要考慮我國醫藥工業整體能力，醫藥審批、藥品上市、醫保目錄、醫院和醫生利益等一系列問題。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只改變單點容易跑偏，需要統籌規劃整體改革。
《我不是葯神》喚起了各方對於藥品價格問題的公眾認知，多項調整藥品價格的行動也正在路上。正如主人公程勇站在被告席上所說：
「我只希望，未來這個社會可以變的更好一點。」
相信這一定會實現。
劉偉奇
同心醫聯創始人兼CEO
生於北方極寒之地，長於南方酷熱之所，學成於東方時尚之都，遊歷於西方高科技聖地，最終歸於天子腳下。出身理工，卻喜文史哲，轉讀金融，後研管理，近攻法律，歸於醫療。心在廟堂之高，身居江湖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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