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和邁內克的溫情

抗戰時期的1939年，半個中國淪陷，投降主義盛行，中國面臨幾乎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種背景下，錢穆先生作《國史大綱》，一上來就這樣說：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錢穆《國史大綱》

中國雖歷史悠久，但在近代，卻淪為「東亞病夫」，晚清以來，內部黑暗腐敗，對外軟弱投降，科技停滯，道德淪喪，幾乎使人看不到任何希望，不但被英法俄等歐洲強國肆意凌辱，就是後起的日本，都對中國產生了鯨吞之意。錢穆先生是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學者，對深刻影響自身的中國傳統自然心存溫情和敬意，當然不會承認中國淪喪到這一局面是由於中華文明本身就漆黑一團，無足稱道，他的《國史大綱》，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美好的文化資源和精神力量頗有發揚，意圖當然也很明確，就是要用此書喚起對中華文明的敬意和熱愛，激勵身處亡國危機中的國人。

Friedrich Meinecke（1863-1954）

中國最終在抗戰中挺了過來，堅持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在勝利之後的1946年，在亞歐大陸的西端，一位高齡德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1863-1954）心情複雜地面臨著比錢穆先生更加憂鬱糾結的局面。邁內克生於1863年，幼年時親眼目睹了普法戰爭勝利後的凱旋式，見證了德國的統一、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強盛、一戰、魏瑪共和國和第三帝國，可以說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在當時的西方世界，普遍認為希特勒的崛起和德國的浩劫，是德國歷史文化的必然產物。而面對著戰後殘破德國以及第三帝國反人類的罪惡行徑，作為德國傳統思想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對德國傳統有這深厚熱愛的學者，邁內克和錢穆一樣，對德國的歷史充滿著溫情和敬意，當然不可能徹底否定德國的傳統，他在二戰後的廢墟之中寫作《德國的浩劫》（Die deutsche Katastrophe），正是要為德國的歷史文化辯護，論證希特勒的崛起和德國的浩劫只是歷史的偶然，以便在德意志國家已經瓦解、德國的土地已經喪失、德國將接受外國統治的命運的情況下，去拯救德國的精神，復興德國的文化。

在邁內克看來，德國的浩劫，首先在大的背景下，是整個西方文明文化衰落的歷史問題，不單純是德國的問題。19世紀的西方有兩大浪潮：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社會主義隨著工業革命後無產階級的產生而興起，而民族主義在有教養且日益富裕起來的中等階級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並先聲奪人，迅速擴展，到19世紀末，在主要強國發展為帝國主義。在德國，由於經濟和技術的變革在德國較為遲緩，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德國發展得相對較遲，普魯士軍國主義促成的德國統一，更進一步強化了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從歌德時代生長起來的那種自由的人道主義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狹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脅。西方整體的帝國主義運動，為行將到來的政治和文化上的災難創造了條件，在瓜分世界的鬥爭中，民族主義被推向絕對化，消滅了道德的意識，從而為希特勒的崛起奏響了直接序曲。此外，作者還認為，希特勒所代表的民族性，並不是德國特有的，從赫爾德爾、格林兄弟沿襲下來的浪漫主義的、有文化教養的德國內部的民族性，而是在邊疆地區、在東歐中間地帶，在殘酷鬥爭和相互蹂躪中產生的仇恨性的民族性。

德國的浩劫1946年第一版

其次，邁內克認為，希特勒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是歷史的偶然性的產物。在邁內克看來，個人的偶然性和根植於民族生活深處的普遍性相互交織，從不徹底分開，但時而偶然性因素更強，時而普遍性因素的作用更大。通過考察魏瑪共和國的歷史和希特勒崛起的過程，邁內克認為，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崩潰和魏瑪共和國創立的過程中，普遍性起著統治性的作用，在此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人，絕大多數都可被另一個人取代，而大體上不會影響歷史的進程。但在希特勒的崛起過程中，特別是在1930年6月30日，德國國家人民黨決定是否支持勃魯寧政府的會議中，由於偶然因素，幾位關鍵人物沒有參加會議，從而使得國家人民黨決定反對勃魯寧政府，並與希特勒聯盟，從而為希特勒的崛起鋪平了道路。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的決定，也引導德國走向了歷史的深淵。德國本有條件經受住沉重的經濟和精神的危機，並避免第三帝國那場毀滅性的實驗，但在獨特的環境和特定人物的作用下，納粹黨僥倖成功地攫取了權力，並迫使德國人民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邁內克認為興登堡（右）是促成希特勒（左）崛起的偶然性因素之一

邁內克注意到技術和經濟的變遷給社會帶來的深刻變化。經濟、科學技術條件的劇烈變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帶來了迅速的人口增長，催生了大量的新行業，進而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不再是少數人的事情，不斷走上歷史舞台的新階層都要過問政治，政治從過去少數貴族的事業，變成了資產階級的事業，再變為人民大眾的事業，但德國舊有的體系未能適應這種變化。在他看來，德國的古典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個人的個性自由，是「人性」的人，在喚醒個人力量的功績上是永垂不朽的，但是對社會過於放任自流，聽任家庭、道德、社會精神等古老的倫理紐帶鬆弛下來，卻沒有去考慮如何創造新的紐帶，從而使得社會有淪於混亂無章的危險。魏瑪共和國身負《凡爾賽合約》的枷鎖，遭受經濟危機的打擊，不能滿足德國大眾，特別是因人口增長而產生的大量青年人在物質上渴求就業、收入提高，在精神上追求某種震蕩心靈的理想的需求。希特勒和納粹黨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通過向社會各階層許下的虛幻願景，通過組織青年運動，而奪取了政權。

二戰後的德國

邁內克始終對德國的歷史、德國的文化和德國的人民懷有誠摯的熱愛，他認為，儘管經歷了這場浩劫，但德國人民並沒有從根本上患有犯罪的情操，只是一度遭受毒劑的感染，他相信德國人民在上了這可怕的一課之後，將會在回到他們更好的方面中來，並且把他們血液中的希特勒主義的寄生蟲除掉。他堅持，凡是源出於自己的民族精神的東西，因為也就是舉世無雙的東西，都會產生一種成功的普遍感染力。在未來，他設想通過建立歌德社團，發揚德國傳統的優秀文化來「拯救德國的精神」。邁內克於1954年逝世，未能目睹戰後德國經濟的再度騰飛、德國再度統一，如果他在泉下知道這一切，或許也會感到安慰吧。

歷史是複雜而深邃的，文明興衰起伏，現實中並不存在一種完美無缺的文明。《德國的浩劫》一書的漢譯者何兆武先生指出，邁內克不肯承認在德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里，正如在任何歷史文化傳統里一樣，總是會有好的和壞的事物，而且好壞往往是同一事物難以分解、相互糾纏的兩個方面。這令我想起何兆武先生評價錢穆《國史大綱》的話：

再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我承認傳統文化里確實有好東西，但並不像他講的那麼非常之好。人無完人，總有優點、缺點，文化也沒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後、很腐敗的部分。

同樣的話或許可以用來評價邁內克的《德國的浩劫》。

參考：

何兆武譯《德國的浩劫》

錢穆《國史大綱》

何兆武《上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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