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教授的中國女兒們

四年前的夏天，閨蜜托我去給她的新房客送鑰匙和迎新禮品：一瓶紅酒。朋友說，新房客是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士，大名鼎鼎的癌症專家，房租很可觀。哈哈哈，平時看你特會說話，所以勞駕你。

我一手拎著酒瓶子，一手抱著百合花就往她家走，遠遠地看到兩個人站在門洞里，男的一看就是荷蘭人，高大，瘦削，蒼白配上滿頭蓬鬆的白髮，一對藍眼睛，怎麼看都像波斯貓，女的除了矮小，和男人沒啥區別，連臉上的紋路都一樣，她懷裡抱著一隻大耳朵沒毛的貓。他倆身後站著一個亞洲女孩。

「我叫芮內·波納茨，這是我的老闆蘇菲，女兒晨。」一聽就是中國名字，哪裡還需要什麼花兒呀酒的，一個中國少女，立馬把我們變成了遠親。我順風順水地接受了波納茨夫婦「喝一杯」的邀請，也是因為他們想知道社區和高中的情況，晨是高中生，這都是我的強項，嘩啦嘩啦一直聊到主人開燈。從此我們成了近鄰和好友。芮內在斯坦福和基因技術公司做訪問教授，蘇菲在鎮上的一家兒童心理諮詢診所工作。半年時光很快就過去了，初夏的傍晚，我在家為他們踐行。餐後我們圍坐在院子里的篝火旁，兩瓶酒下肚，芮內聊開了往事：

1982年的冬天，朋友邀我去瑞士滑雪，我當時正在忙一篇論文，不想去，他說，免費住在一個教授的度假屋，而且這個教授有個漂亮的女兒。我一聽，拎起包就和他上路了。和那教授一打面兒，我的心就涼了，他是荷蘭癌症研究的頂級專家，我曾申請過他的博士生，被拒了，他學術成就很高，但很可怕，他的女兒躲還來不及呢。我正盤算著怎麼脫身，一個年輕女子走進屋來，在我29歲的生命中，從沒見過如此美麗的女人。我開始找各種理由，在教授家混了一個月，蘇菲美得像太陽一樣耀眼，我得時刻戴著墨鏡。」

蘇菲把手從芮內的手裡抽出來，臉在篝火的映照下通紅。

「1987年，我倆在波士頓舉行了婚禮，我那老丈人指著我說：如果當年錄取他，我和他只相處四年，現在他拐走了我的女兒，我得和他糾纏一輩子了。」芮內得意地大笑起來。」我們在波士頓住了7年，蘇菲想家了，我們就搬回了荷蘭。我開始給老丈人打工，他是荷蘭癌症研究所主任，也許正是因為這層關係，他對我很嚴厲，我做什麼他都不滿意，看蘇菲的面子，我堅持下來了。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段我在專業上成長最快的時光。」

「在哈佛他已經當上助理教授了。」芮內乘機又握住了蘇菲的手。蘇菲接著說：「我們一直沒能生孩子，眼瞅著年紀大了，於是決定領養。我倆上了許多必修課，通過兒童福利監管機構的審查，然後被列入等待收養家庭的名單。荷蘭政府在領養方面有很多規定，其中一條是領養人不能大於43歲，而且和被領養的第一個孩子的歲數之差不能大於40。」

「怕孩子沒長大我就掛了，你看我多麼健壯。」芮內做出掰腕子的樣子，胳膊上的肌肉一稜子一稜子的。蘇菲笑著按下他的胳膊。

「我們等了七年，都快絕望了，在芮內43歲生日的前一周，上蒼回應了我們的祈禱，我們接到了通知，有一個三歲的中國女孩可以被領養。我倆放下電話就訂機票，第二天就飛往中國江西福利院，你必須得相信奇蹟，在地球的那一端，玉，一個中國小姑娘，是我們的女兒。玉到家後，我沒送她去幼兒園，因為她已經在福利院過了三年集體生活。我和她朝夕相處，她當時講一口流利的江西話，是個很倔強的孩子，對每件事都用兩個詞來表達：『好』，『不好』。她很聰明，不到三個月就能講流利的荷蘭語了。」蘇菲像天下所有母親一樣，說起孩子，你就得耐著性子聽。

「大約一年半後，我們又接到通知，玉的福利院新接收了一個18個月大的女孩，名字叫『晨』，問我們是否願意領養，想到玉會有個妹妹，我倆很興奮，很快又去了江西，帶回了晨。玉對晨可好了，她倆差三歲，玉像媽媽一樣愛著，甚至管束著晨，從讀書到髮飾，沒有她不操心的。晨天性很安靜，一切都聽姐姐的。」

「荷蘭人主要吃麵包，她倆都不喜歡，她們很喜歡米飯、麵條和醬油。現在她們長大了，早餐都吃麵條，不健康，但兒大不由娘呀。」

「有一次我和我婆婆嘮叨：街上有人問我這倆孩子哪裡來的。我婆婆睜大眼睛，很生氣地說，怎麼可以這麼問？關他屁事！這就是你的女兒，我的孫女！」

芮內說：「血脈也不能保證孩子完全傳承父母。你生了三個孩子，他們都像你們倆嗎？對不對？」

「現在玉已經當了護士，有一天她和芮內討論基因和癌症，突然說很想知道自己血親的健康狀況。我們也問過福利院，他們說當年警察在派出所大門口發現了玉，她的父母沒有留下任何信息。如今，晨都開始了大學生活，我們真的空巢了。」說到這兒，蘇菲滿臉落寞的樣子。

「荷蘭的大學容易上嗎？」我問。

「她倆好像還挺順的。荷蘭的大學生一般都打工，我不認為大學生應該花很多時間打工，年輕人就應該學習和探索，而不應該為錢而打工，這輩子，你有很長的時間工作。玉交了男朋友，我看不上他，可玉很喜歡他，還搬去和他住。這個男孩子，就愛打水球，朋友都是高中同學，度假也不出國，就住在酒店裡，能打場水球就滿足了。」芮內無可奈何地說。

「天下的父母都認為自己的孩子最好，誰都配不上。」我笑著打圓場，起身給篝火加劈柴，芮內攔住我，「天不早了，我們明天就要飛了，多保重，荷蘭見。」

還沒等我去荷蘭，上周，芮內應邀在舊金山國際癌症大會做主旨演講，介紹他最近在《細胞》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黑色素瘤患者在產生耐藥性的同時，也暴露出易感性，」芮內伸出拳頭在我面前轉了180度，「我據此開發了一種新的療法，到敵人的後方去，從易感性下手，殺死耐藥性的癌細胞。」談起他的研究，芮內像得到糖塊的孩子一樣興奮。「開了一天會，我們到海邊走走吧。」

「你在這停幾天呀？」

「我明天就去南加州，去我的公司開會。」

「你還有公司？做什麼的？」

「簡而言之就是給早期乳腺癌患者提供檢測，其結果決定她是否需要化療。化療的過程讓人痛不欲生，但目前是根治乳腺癌治療的有效手段，如果病人挺得住的話。我和同事在2002年做了一項研究，我們把人類基因圖譜中兩萬五千個與癌症有關的挨個兒做了研究，發現其中70個與乳腺癌的複發有關。這項結果發表在當年的《自然》雜誌上。2003年Agendia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2008年在美國建了分公司。過去的5年里，我們給7000多位病人做了檢測，結果表明，46%的病人不需要化療。這不僅給病人減輕了不必要的痛苦，也大大節省了醫療費用。目前歐洲和美國政府醫療保險已經採用這個檢測。」

「中國也需要這樣的檢測呀，可是中國不容許人體組織出口。」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檢測設備集成在一個小盒子里了」，芮內用手比劃著，「理論上在中國國內也可以做這項檢測。」

「中國可是個大市場，如果價格合適的話。」我開始給他講述新出的電影《我不是葯神》。不知不覺，我倆走到了39號碼頭，數百頭海獅懶懶地躺在海面為它們特製的木排上，享受著遊人的關注。

「我的實驗室有好幾個來自中國的博士後，他們也都說該去中國。我這次去南加州的公司，和他們說說這事兒。」

不等我接茬兒，海獅們突然大叫起來：「歐耶！歐耶！」此起彼伏的喊聲撕破了港灣的寧靜。 郇舒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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