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但我是編劇
陸勇，這個近期出現在各大新聞網站、自媒體文章中的名字，幾乎每個擁有智能手機的人都聽說過他，但其實真正使他出名的，卻是2013年轟動一時的「 假藥案」。5年後的今天，以他為原型的電影《我不是葯神》上映，用法治頻道口吻來講就是關於一個靠賣偷渡葯發家致富的老闆最終難逃法網的故事。但電影卻通過眾多夾在法律與人情之間慢粒白血病患者的求生過程，為我們剝開了當今社會下「買葯貴、買葯難」這引人爭議的一個話題。
假藥商張長林說：「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
影片中大多數病人都生活在臟、亂環境中，可以看出他們所有的積蓄都花在了「葯」上，毫無疑問這就是錢的問題，是這個社會民生的問題，這就是殘酷的現代社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現代啟示錄。
有徹底根除的方法嗎？沒有。
但是我們就閉上嘴巴直到有一天它威脅到自己嗎？
當然不。
《我不是葯神》的成功除了在商業價值與社會性上做到平衡以外，更多在於它能夠以舉重若輕的姿態，將社會問題的探討面向儘可能廣的全年齡段受眾群。它的終點我們無從而知，但是至少它發出的聲音能夠引發群眾熱議，引發更多「身外人」重視，作為電影本身，他的社會意義足夠強大。
當藝術作品同時承擔了倡導社會責任的角色時
它的影響自不言而喻
影史上一些非常優秀的現實題材電影，例如《辛德勒的名單》、《熔爐》、《親愛的》、《嘉年華》、《摔跤吧爸爸》等等，他們披著商業或是文藝的外衣，探討著我們難以面對或是無從解決的社會問題。
《熔爐》是根據韓國光州一所聾啞學校校長性侵兒童的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當年在韓國國內掀起了一股「熔爐熱」，並進而發酵成「熔爐效應」。在民眾的高聲疾呼下，當年案件被重新審理，涉案人員被重新起訴。甚至於， 韓國國會竟然為此特別通過了熔爐法，加強了對殘障人士和未成年人性侵犯案件的懲罰力度。由一部電影的熱映而推動司法的改革，這聽起來似乎是天方夜譚，而在韓國竟然成為了現實。
《親愛的》，一部關於拐賣兒童內容的電影，陳可辛藉助影像的方式將現實生活中彭高峰的尋子故事搬上了熒幕。它的熱映，將失子家庭的訴求傳播到了普通人無法想像的範圍，讓這個群體再次獲得了關注。支持兒童上戶口時一律採集指紋和DNA才能辦理戶籍的政協提案再次掀起一股熱議。
「拯救一個人，就是拯救一個世界」
《辛德勒的名單》講述了二戰期間奧斯卡·辛德勒作為一個德國納粹人人性逐步被喚醒的過程。美國總統柯林頓看過此片後印象很深，以至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疾呼：我迫切要求你們去看看這部影片。網傳他的真實性有待考證，但影片的現實意義已經遠遠大於了事件本身，通過它我們看到了對生命的尊重，對人性、自由的探討，如果我們不能自主的活著，那生命的意義又在於什麼呢？
「
中國影協電影文學創作委員會委員汪海林在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提到，早些年中國電影導演包括謝晉、吳貽弓的作品大多都講述現實題材，但後來國產電影開始強調視聽語言的革新，追求戲劇化，大大減弱了原本的文學性。
」
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實題材電影在整個電影分類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優秀影片它擁有的含義遠遠不止娛樂性這一點，電影作為第七藝術，它更是承載著推動整個社會發展的人文責任。
第二期未來大師工作坊招募即將開始，而我們本期依舊將招募範圍限定在「媒體人」，以現實題材劇本為主要篩選對象，用最獨到的眼光挑選最優異的劇本，挖掘電影最深處的文化價值。相信以我們的微薄之力，將會有越來越多《我不是葯神》這樣的劇本、影片誕生。
「我不是葯神，治不好這世界。
但能改變一點，總歸是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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