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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誕辰 100 周年,副手回憶了和他合作最後一部電影時的細節

英格瑪·伯格曼誕辰 100 周年,副手回憶了和他合作最後一部電影時的細節

拍攝《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時,英格瑪·伯格曼的劇組早晨八點半準時開工,下午五點準點收工。如果攝影導演說布置片場需要 15 分鐘,那麼這個過程一分鐘都不會多花。拍攝電影的 125 天,每一天都井然有序。

談到《芬妮與亞歷山大》的拍攝過往,第一助理導演彼得·希爾特(Peter Schildt)多次提到自己是如何欽佩伯格曼對時間的管理以及周全的計劃,並把這個特質視為伯格曼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聽上去可能會有些無聊,但(伯格曼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在於他是如何組織和安排拍電影、他的準備是多麼充分。」希爾特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這關乎很多方面,劇本、每天的日程安排、在片場如何高效工作……這是他成為一名優秀導演的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如果你不做好組織工作,那麼將陷入混亂。」

今年是伯格曼誕辰 100 周年。被視作是藝術電影傳奇的伯格曼留下了《第七封印》《野草莓》《假面》等經典作品。他用電影聚焦人性的同時探討死亡、宗教和性等嚴肅話題。雖然他的作品多伴隨著艱深晦澀的評判,但這並不妨礙伯格曼成為世人眼中最偉大的導演之一。

自九歲用一百個錫兵交換到一台放映機後——放映機本是屬於哥哥的聖誕禮物——伯格曼的生活就與電影緊密聯繫。在宗教家庭成長的伯格曼很小就對宗教有第一手體會。伯格曼的父親是一名牧師,對外能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在家中則是一個嚴厲的角色。小伯格曼曾因為像尿床這樣的事而被鎖在黑暗的衣櫥中。

伯格曼在自傳《魔燈》中這麼寫道:「當父親在講壇上傳道,群眾在禱告、歌頌或者聆聽時,我沉浸在教堂的神秘世界之中:矮拱門、厚牆、永恆的氣味,陽光在牆上、天花板上的中世紀圖繪、雕刻上顫動著。一個人的想像力所能企望的,那裡都有——天使、聖徒、龍、先知、惡魔、人。」

伯格曼把自身的許多經歷和思考都用鏡頭呈現了出來。拿《芬妮與亞歷山大》舉例,這部劇情片中祖母的形象以及嚴苛專制的父親都有伯格曼童年的痕迹。1982 年的《芬妮與亞歷山大》是伯格曼最後一部院線電影。這部摘下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的電影,雖然給人的感覺相比伯格曼之前的作品更世俗化一些,但這部伯格曼的第 45 部作品,某種意義上的「終章」仍然包含了像是真實與虛幻、家庭關係、宗教等一以貫之伯格曼電影的主題。

英格瑪·伯格曼誕辰 100 周年,副手回憶了和他合作最後一部電影時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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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伯格曼合作《芬妮與亞歷山大》時,希爾特 31 歲。希爾特很早就知道伯格曼,他們住在同一座城市,又都是導演,希爾特的父親還曾與伯格曼在一家劇院共事。《芬妮與亞歷山大》中有許多小孩出演的鏡頭,而希爾特在自己的電影中經常與小孩打交道。伯格曼的製片人找到希爾特,希望他能夠在這部電影中給伯格曼相關的幫助。不過希爾特後來發現,伯格曼根本不需要幫助,他與小朋友一起的工作經歷非常順利和愉快。

雖然希爾特不是每部伯格曼的電影都喜歡——他覺得《豺狼時刻》裝腔作勢,也無法欣賞備受讚譽的《第七封印》——但這並不妨礙伯格曼在他眼裡出色的匠人身份:伯格曼對拍電影的每個步驟運籌帷幄,並具備去粗取精的慧眼。

伯格曼是作者電影中「匠人」的代表。作者電影論產生於二戰後的歐洲。它的倡導者——比如來自法國的戈達爾、特呂弗等人——認為電影和文學、音樂作品一樣,是屬於作者,也就是導演個人的作品。作者電影強調導演個人對電影的話語權,導演往往自己擔任編劇而不是改編他人的文字。以導演為中心的作者電影與好萊塢的製片人中心制形成對立。

作者電影成為了人們劃分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的標準之一。而在作者電影論興起的歐洲背景下,藝術電影讓原本被好萊塢商業電影統治的歐洲看到了一種新的形式。這份對創意和實驗友好的土壤,孕育出了伯格曼、費里尼等一批個人風格濃郁的導演。那時的觀眾也樂於為藝術電影走進影院。

「他(伯格曼)當年是商業主流影院當中的導演,是被歐洲的電影觀眾狂熱喜歡的。他的一個新片上映,和一個知名作家出了新書,一個交響樂團新的演出,都是大喜事。」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在紀念伯格曼 100 周年誕辰的「魔燈猶在——伯格曼和他影響的時尚與藝術」活動中說道。

她同時表示:「我唯一有點難過的是,現在好像大家都寧可不看伯格曼,覺得我們幹嘛這麼受傷害,幹嘛看得這麼累,看得這麼痛。這說明我們今天的時代比伯格曼的時代要脆弱多了。」

英格瑪·伯格曼誕辰 100 周年,副手回憶了和他合作最後一部電影時的細節

伯格曼之所以能那麼高產,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演員團隊。畢比·安德松與麗芙·烏曼與伯格曼合作了超過 10 部以上的作品,她倆都出現在了《假面》《婚姻生活》中。「他們(伯格曼的演員)在每部電影中都完全不同,經常飾演完全相反的角色。」法國新浪潮導演特呂弗說。

伯格曼光輝的電影導演標籤容易掩蓋他戲劇導演的身份。但實際上,伯格曼戲劇方面的經歷深刻影響了他的電影生涯。「相比於電影人,我更是一個戲劇家。」伯格曼自己曾這樣說。伯格曼在電影中有時會採用和戲劇一樣的手法,為了營造齣戲劇中演員接近觀眾的感覺,伯格曼會讓電影演員對著攝像機說話。

伯格曼在《魔燈》中這麼提到戲劇對他的影響:「我排練的場地必須井然有序、乾淨整潔、安靜明亮。排演是一項嚴謹的工作,而不是導演或演員發泄個人情緒的場所。」這一點和希爾特眼中片場中伯格曼的嚴謹如出一轍。

奧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是影響伯格曼最深的人之一。伯格曼多次排練斯特林堡的戲劇。「瑞典的劇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就很擅長寫對話。他是我們的經典之一。他的對話很傑出。並不是自然的一種講話方式,但是充滿生命力。」希爾特說。在他眼裡,伯格曼同樣是一位以寫對話見長的編劇,而好的對話是能夠引導演員表演的。

《芬妮與亞歷山大》的片場一切井然有序,不過希爾特仍然了解到了伯格曼的焦慮,後者會因為工作夜不能寐。「但其實就應該是這麼一種狀態。如果有天你不感到焦慮而感到放心,那我覺得你的職業生涯就到頭了。你該退出了。」希爾特說。

我們還同希爾特聊了更多關於伯格曼的話題

Q=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S=彼得·希爾特

Q:在電影《芬妮與亞歷山大》中,你最喜歡那一幕?如果有的話。

S:老實說,我上次看這部電影已經是很久之前了。我有很多喜歡的。之前有被問過這樣的問題,我當時回答說:是關於祖母和老猶太人 Isak 一起的一幕。在晚間,他們坐在一起交談。祖母回顧了自己的人生,提到了兩人之間曾經的交往。這是很低調的一幕,但是很有內涵。兩人的對話寫得很美,兩個人的表演也很棒。

Q:片場和小孩合作會很困難吧?

S:不會。因為他們並不是一般意義的小孩,而是演員。在你拍攝之前,就可以確定他們有能力勝任工作。這也是之前會有面試的原因。因此實際上小孩和成年人(在片場)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也許更容易感到疲倦,不過他們都要學習自己的台詞。他們必須一大早就來,必須按要求工作。由於他們在電影方面也沒有太多先入為主的概念,他們學起來非常快,容易變成好的演員。

英格瑪·伯格曼誕辰 100 周年,副手回憶了和他合作最後一部電影時的細節

Q:伯格曼抱病期間,你拍攝了葬禮場景,這似乎也是電影中少數使用了俯拍、在戶外拍攝、涉及眾多主演和群演,且在遠景和近景間不斷切換的一幕場景。你在實際拍攝時有遇到哪些困難?

S:唯一的困難就是冷。那是大冬天,又有很多人。這是我拍的,因為伯格曼先生當時生病了。但是事先我們就做了充分準備。我們之前在夏天和秋天就到過那裡做準備。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們使用了五台攝像機。所以這拍起來沒什麼特別的。只是一群人在那裡工作。只要組織好,這一切並不困難。

Q:能否描述一下您在拍電影中的職責?

S:我是第一助理導演(first assistant director)。我的職責就是幫助他。在拍攝之前,我負責了所有年輕演員的面試。我的工作就是在那裡幫他做任何需要的事情。有的時候,比如一天工作下來,他很累了,然後還有兩組特寫要拍,那我就會來拍,讓他休息下。有一些冬天片段的時候——不僅是葬禮——他生病了,那我就會負責拍攝。

Q:能不能就你所說的最好的解決方案舉一些例子,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伯格曼出色的主意的?

S:這聽上去可能會有些無聊,但(伯格曼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在於他是如何組織和安排拍電影、他的準備是多麼充分。這關乎很多方面,劇本、每天的日程安排、在片場如何高效工作……這是他成為一名優秀導演的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如果你不做好組織工作,那麼將陷入混亂。

Q:能不能描述一下,拍這部電影典型的一天是怎麼樣的?

S:典型的一天從早上八點半開始,準點開始。攝像機會拍個 15 分鐘左右,因為每個人在前一天已經知道我們將從什麼地方開始工作。如果接下去是新的一幕的話,我們和演員一起講一下戲。伯格曼先生會告訴演員從什麼時候開始,從那扇門進來,坐在沙發上,然後開始和坐那裡的女士對話,然後她在這句話的時候起身,走出去再走回來,然後停止。這樣演員會知道在這場戲中如何移動。伯格曼會決定攝像機的擺放和跟隨。然後我們繼續拍攝。這差不多就五分鐘的時間吧。再之後我們可能會試一下戲。攝像師可以看一下情況。伯格曼會問 Sven Vilhem Nykvist——伯格曼總是和這個攝影指導一起工作——你需要多少時間布置燈光和片場,他回答說 15 分鐘。伯格曼說好,和演員們就離開片場讓他們布置。布置的過程不多不少就花了 15 分鐘。其實他說 20 分鐘也行,但 Sven Vilhem Nykvist 明白自己要怎麼布置,在哪裡放哪盞燈,15 分鐘就好。15 分鐘後,伯格曼和演員們回來。他們綵排一遍。然後就正式開始拍攝。拍幾遍解決問題。然後進行下一場戲。這就是工作的過程。下午五點整,一天的工作結束。周一到周五拍攝。雙休日休息。不會加班加點。因為如果你工作超過八小時,你無法保持良好狀態,人們會疲倦。這樣的過程持續了 125 天。我覺得這是一個工作的好方式。中間聖誕和新年有休息,工作的時間是 125 天。

英格瑪·伯格曼誕辰 100 周年,副手回憶了和他合作最後一部電影時的細節

Q:拍攝經歷了重重困難,包括導演和攝影師差點身亡、工作人員嚴重受傷、劇組因感冒暫停等。它如何影響了影片的情緒和氛圍?(註:伯格曼本人在回憶錄 Images: My Life in Film 中提到過這段描述)

S:這個說法是不對的。我們沒有人差點死亡。我們有電工從高處摔下來,崴了腳,這一點也不好,也有一些職員生病了,因為那是冬天。但是(情況沒有那麼嚴重),對拍攝工作沒有影響。

Q:你們的合作是怎麼開始的?《芬妮與亞歷山大》是你們第一次合作嗎?

S:是的。我之前對他了解不多,只是知道他。我那時是一名導演。伯格曼的製片人來找我,因為製片人覺得,伯格曼可能在和小孩打交道上需要我的幫助,因為我在我的電影里經常與小朋友打交道。不過實際上製片人錯了。因為伯格曼和小孩打交道一點也沒問題。他們都喜歡對方,工作經歷也很愉快。

Q:但你們很早就認識了?

S:是的。我們住在一座城市裡,工作在同一個領域。我的父親和他曾在一所劇院工作,伯格曼是那裡的導演和老闆。因此我當然知道他,不過我並不算他的大粉絲。我看的他的第一部電影是《豺狼時刻》。我當時 17 歲,覺得這部電影太裝腔作勢,很幼稚。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就是伯格曼的電影?我以為他不止這點能耐呢。不過幾年後,我看了《婚姻生活》。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開始理解他,也覺得他能夠談論一些引起我共鳴的東西。再之後他根據莫扎特作品改編的《魔笛》非常令人震撼。我非常喜歡:原來你可以把歌劇改編成這樣,太聰明了!所以我們那時一起工作的時候,我對他作為一名匠人(craftsman),非常尊敬,即使我可能不是他此前的每部作品都喜歡。

Q:所謂的匠人,是指哪些方面?是攝影技巧,還是處理技術問題什麼的?

S:電影的技術其實很簡單和基礎,每個人都可以學,那只是一種工具,就像你寫字用的筆。拍電影就會用到攝像機、錄音燈具。我覺得說他是匠人,首先是因為他是一名出色的編劇。從劇本出發,你就能得到表演,因為他作為編劇的一個能力是寫出好的對話,而一段好的對話是能引導表演的。壞的對話則是無法表演的。好的對話是有機的,某種程度上能自我進行表演。你不需要在這個上面添加什麼。人們認為導演的工作要聽從各種演員的意見,做不同嘗試,伯格曼這裡不是這樣。他知道想要的一切,而這一切都在劇本里了。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和你說過的,就是對時間的管理。聽上去很無聊,但這很重要。還有就是他有鑒別好東西和壞東西的能力。你看到的每一幀畫面都是一種選擇,你看到的都是 yes,因為 no 被剔除了。

Q:《芬妮與亞歷山大》中有很多對話,對此有人抱怨太多了,你怎麼看?

S:這屬於導演個人喜惡。有些喜歡用很多對話,有些不太用。一些導演用很多對話,但是這些對話不好。一些不用對話,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能夠不通過對話表達,結果證明他們往往並不能。多數電影都是有對話的,對吧?能告訴我一部沒有對話的電影么?當然也有這樣的例外。我是喜歡對話的。

電影里的對話是編排的,不是自然發生的。對於伯格曼,對話是寫下來的,有點像是文學性對話,不過它們有自己的聲明,聽上去像是自然發生的,但是你也必須有表演的能力輔佐配合。這一點很難達成。

Q:如何寫一段好的對話?

S:能教你這個技巧的人會開個很高的價碼(笑)。我也說不好。在我早期的電影中,我和一些出色的編劇合作。他們有才華的原因就在於擅長寫對話。演員能夠迅速識別好的對話。很難說怎麼寫好對話。瑞典的劇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就很擅長寫對話。他是我們的經典之一。他的對話很傑出。並不是自然的一種講話方式,但是充滿生命力。

Q:電影涉及的話題很多,包括夢幻與真實的邊界,家庭關係,個人內心鬥爭,宗教等。

S:很多主題他之前的電影里就有。這是他最後一部(院線電影),算是之前 44 部電影的終章,所以你可以看到此前各種電影的痕迹。

Q:那哪一部伯格曼的電影你看的最多次?

S:其實很少。我沒看過太多他的電影。我印象深刻的有一部《面孔》。那是一部 1950 年代的老電影。我很喜歡。我嘗試過三次要好好看《第七封印》,但我不喜歡它。我也說過我不喜歡《豺狼時刻》。不過如果我現在看它們,會有不一樣的感受。伯格曼是一個好導演,但不是我最喜歡的。我來自瑞典另一塊電影領域,更自然主義一些。

英格瑪·伯格曼誕辰 100 周年,副手回憶了和他合作最後一部電影時的細節

Q:那你和伯格曼在《芬妮與亞歷山大》的合作有對你產生什麼影響嗎?

S:我不認為有很多影響。因為我之前已經拍過很多了。我學到的,正如我之前說過的,主要是以平靜的方式工作,並且準備工作。而我此前其實也是這麼做的。我在伯格曼身上確信這麼做是正確的。我有意識到,即使他已經拍了 45 部電影,他每天晚上都無法入睡,為電影構思而焦慮,在創作上有一種不安全感。這一點在他的職業生涯中自始至終。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於是我確信,其實不必要去擺脫這種感覺,即使你已經很厲害了。它會一直跟隨你。明白這一點感覺很好。

Q:你在拍電影時也能感受到他的焦慮?

S:是的。我了解到了他的無眠之夜和早晨的夢魘。但其實就應該是這麼一種狀態。如果有天你不感到焦慮而感到放心,那我覺得你的職業生涯就到頭了。你該退出了。

Q:即使在各種無眠之夜後,伯格曼導演仍然會早上八點半準點開工?

S:絕對如此。他會在中午午休。這會緩解一些。我自己之前也是這樣。於是驚訝地發現原來他也是如此。

Q:伯格曼導演是會對自己更嚴苛,還是對他人更嚴?

S:他對自己要求很嚴。他很遵循安排。這對他很重要。這其實是在這個辛苦職業中的生存之道。我就不知道他有沒在工作的時候。在他寫劇本時,會嚴格按照日程安排,什麼時候工作、休息、聽音樂、睡覺都井井有條。或許他的生活會顯得有些無聊,但那是他自己的選擇。他有很多孩子,但我覺得他與孩子們見面應該很少。他還是對自己的工作最感興趣。關於這一點我並不認同,因為我試著家庭與工作兼顧。不過話說回來,他拍的電影比我多多了。(笑)

Q:電影成本達到 600 萬美元。主要用在了什麼地方?

S:主要是在片場和布置上。你看到的各種設計和服裝。我覺得得有 100 件新做的服裝。影片里的女演員服裝並不只一套,根據不同時間和地點場合有五套的樣子。另外,你也看到演員的合照了,這也是一筆錢。那時畢竟不比現在,很多東西都要從頭開始製作。電影在當時刷新了瑞典電影的成本紀錄。

Q:伯格曼的電影過了三十多年之後是否還反映了當代瑞典人的日常經驗和精神生活?

S:這部電影能夠反映。今年是伯格曼 100 周年誕辰,瑞典到處都是關於伯格曼的紀念。去年聖誕,他們在電視上播出了完整版電影,收視率很高……並不僅僅是他的粉絲在看,普通人也都在看。

並不是每一部伯格曼的電影都和普通人的生活相關,但是《芬妮與亞歷山大》是關於這個方面的。這也讓很多人意識到伯格曼是能拍讓人會心一笑的電影的,並不都是像其他作品那麼黑暗壓抑。

題目和文中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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