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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否負擔得起廉價食物

美國社會學家Machael Carolan在《廉價食物的真實成本》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我們負擔不起廉價的食物。這個看起來有些荒誕的命題,卻也反映了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

我們經常抱怨食物價格上漲,特別是在大城市,不管是超市或餐館,食物的價格似乎一直在上漲。但是Machael Carolan用了兩個指標表明,與我們的感覺不同,食品的確是越來越廉價。首先,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全球食物價格都在上漲,如果以2002-2004年三年的糧食平均價格為100,到2016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160.6;而在1961年,這個指數僅為33.2。不過,這是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的,而在這個時期,各國的貨幣都在貶值,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因素算進來,差距就沒有這麼大了。按照不變價格,2016年的食物價格僅相當於2002-2004年平均價格的1.18倍,而1961年相當於2002-2004年的1.31倍。

不僅食物的價格在變得低廉,食物支出占家庭消費的比例(恩格爾係數)也在直線下降。2002年中國城鎮家庭恩格爾係數為37.7%,農村為46.2%;1978年時這兩個數字分別是59%和68%;到了2016年,城鄉家庭恩格爾係數分別為29.3%和39.2%,也就是收入的1/3足夠用於食物支出了。

在食物變得越來越便宜的時候,食品安全問題也凸顯出來。我們可以吃很便宜的火鍋,但總擔心便宜火鍋中的油是地溝油,羊肉也許是羊油和鴨肉混合成的;一年四季都很容易買到各種時鮮蔬菜,但是對農藥殘留的擔心揮之不去。有的時候,人們為廉價食品付出了健康代價,隨著大量廉價食物充斥市場,出現了不少肥胖症、心血管疾病等。Machael提醒我們,並非所有食物都變得越來越便宜,在食物總的價格越來越低的時候,健康食物的價格卻在上漲,比如有機農產品。

廉價食物是典型的「石油農業」的產物——大面積種植單一作物,大規模生產用機械替代了人工,大大降低了人工費用,從而降低產品價格。比如大型養殖場通過自動化生產,僅用少數勞動力就可以飼養大量畜禽;種植業利用大型機械,數百公頃的農場僅有少數農業工人。但是,大規模生產必然導致產品單一,單一的種植或養殖都需要增加農藥使用量以減少病蟲害;單一作物的種植更需要向土地補充肥料的損失,大量使用化肥就不可避免。

這就造成廉價食品的第二個代價——環境代價。近年來,中國規模農業生產的環境代價日益凸顯出來,比如大規模養殖帶來的糞污,在一些養殖大縣造成了嚴重的污染。東部一個縣曾經養殖了上億隻鴨子,鴨子出欄只需要28天,這樣養出的鴨子當然很便宜,但是造成的環境危害也很大,當時全縣境內的水源全部被鴨糞所污染。此外,大量施用化肥也污染了水源。

在有的國家,廉價食物還可能導致大型農場侵害小農戶的利益。在一個只講效益或只關注用最低成本生產出最多食物的環境中,大型農場佔有絕對優勢,小農戶往往被排擠。過去半個多世紀中,西方國家的農場規模迅速擴大,小農戶被迫將土地出售或出租給大型農場。現在中國的農場規模雖然比較小,但是農業公司已經在農產品生產中佔據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他們通過市場營銷、產品認證等,容易比小農戶獲得更好的銷售渠道和更高的價格。

也有人對小農戶持批評態度,認為小農戶的生產成本高,產品質量難於控制,認為小農戶更容易採取粗放經營方式,容易造成環境污染。這些批評並非全無道理,但是應當看到,小農戶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主要還是緣於低價食物的邏輯。

在廉價食物盛行的社會,食品行業經常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由於人們普遍追求廉價的食物,很多生產企業賺不到什麼錢,便通過壓低成本來降低價格,而生產廉價食物導致的環境代價主要由社會公眾承擔,健康代價主要由消費者承擔。回到Machael在《廉價食物的真實成本》一書中提出的命題,我們更加真切地認識到,消費者的健康、生態環境現狀和公眾對社會平等的需求,都對傳統的食物生產方式提出了嚴峻挑戰。

我們已經負擔不起廉價食物了,因此迫切需要對傳統的食物生產方式進行調整,這正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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