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戰琪：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研究

提 要

本文基於2003~2014年中國對歐美國家的直接投資和其他數據，建立隨機前沿模型，探討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1）歐美國家法律與腐敗監管、是否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經濟自由度與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效率正相關，其網路安全服務、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與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效率負相關。（2）在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中，歐美國家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在減少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發揮著重要作用。（3）美洲國家的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與中國對其直接投資顯著正相關，但歐洲國家的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對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有負面影響。

（本文刊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8年第3期）

作者簡介

姚戰琪：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中國企業「走出去」意味著必然要對歐美國家進行直接投資，而如何提高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點，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和思考。本文使用Frontier4.1軟體，通過建立隨機前沿模型，以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存量為被解釋變數，對影響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的因素進行直接檢驗。同時，本文還針對中國對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直接投資效率進行對比研究，揭示中國對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直接投資效率的主要影響因素有何不同。本文使用2003?2014年跨國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有效地增加了樣本容量，以增強估計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健性。

一、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一）母國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楊振等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兩階段選擇模型實證檢驗了雙邊投資協定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雙邊投資協定促進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在母國對外直接投資模型的距離變數選擇中，許和連等使用地理距離作為距離變數的代理變數。本文在空間距離定量方法基礎上進一步修改，使用經濟距離計算公式衡量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經濟距離。具體而言，本文中的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經濟距離變數，綜合引入了東道國與投資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差距、兩國首都地理直線距離、兩國間簽訂的相關投資協議和加入的組織總數等因素，該變數越大表明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程度差距越大，因此提出假設1和假設2：

假設1：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經濟距離的增加不利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因此也就不利於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的增長。

假設2：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將顯著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因此也就有利於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

（二）東道國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1．東道國經濟自由度。申俊喜等研究發現，東道國經濟自由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姜雁斌等也驗證了東道國經濟自由度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東道國經濟自由度的提升對於中國對歐美國家的直接投資具有積極影響，因此提出假設3：

假設3：東道國經濟自由度的提升有助於促進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的增長。

2．東道國進出口貿易。張宏等選取中國與東道國的貿易總額作為雙邊貿易關係的代理變數，發現東道國與中國的貿易聯繫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具有正向影響。本文認為，東道國的進出口貿易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替代效應。本文選擇歐美國家進出口貿易額占各國GDP的比重為東道國對外開放度的代理變數，提出假設4：

假設4：東道國進出口貿易額佔GDP的比重與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顯著負相關。

3．東道國法律與腐敗監管。徐暘慜等以我國上市公司海外併購為例，檢驗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東道國的法制化程度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具有普遍適用性。祁春凌等的研究成果發現，東道國較高的經濟制度和法治制度質量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並且東道國的正式制度質量越是優於我國，越能吸引我國的投資。因此提出假設5：

假設5：東道國法律與腐敗監管程度與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顯著正相關。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我們利用Battese等提出的隨機邊界模型，建立如下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的效率差異：

其中，i代表中國，j為歐美國家，t表示時間。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的歐美國家是捷克、匈牙利、美國、德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義大利、瑞典、愛爾蘭、比利時、波蘭、荷蘭、西班牙、巴西、哥倫比亞、阿根廷、墨西哥、俄羅斯這19個國家。OFDIijt表示t時期中國對歐美j國的直接投資存量，GDPEjt為t時期歐美j國的人均實際GDP，GDPCit為t時期中國的人均實際GDP， IMEXjt為t時期歐美j國的進出口佔比，JRijt為歐美j國是否與中國接壤，NRjt為歐美j國自然資源依賴程度，ECDijt為t時期中國與歐美j國的經濟距離，T為時間變數。本文中的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經濟距離變數的計算方法見變數說明。

構建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存量的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為：

其中， i、j和t的含義同上；n為待定常數項；LRjt為t時期歐美j國勞動力佔比；n1表示效率變化的時間趨勢，符號為正代表效率是遞減的；n2表示勞動力佔比變數的效率值，在理論上應為負，因為選擇對勞動力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將帶來更多的效率提升。

考慮到在技術進步的過程中，硬性技術指標的提升更多地通過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法律與腐敗監管、網路安全服務、是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經濟自由度來實現，因此將這五類因素和歐美國家勞動力佔比變數作為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來做分析是比較適合的。因此，可以根據公式（2）得到以下模型：

其中，i、j和t的含義同上；POSjt為t時期歐美j國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LECjt為t時期歐美j國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SECjt為t時期歐美j國網路安全服務指數，AGijt為t時期歐美j國是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ECFjt為t時期歐美j國經濟自由度指數。在理論上，這五個因素的估計係數均應為負，意味著東道國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法律與腐敗監管、網路安全服務、是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經濟自由度使得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得到持續提升。

可通過 FRONTIER4.1利用最大似然估計法得到由公式 （1）、 （2）、 （3）設定的模型係數，然後，通過公式（4）γ的大小，即隨機擾動項中非效率項所佔的比例判斷模型是否合理。

若γ趨近於 1，就表示方差的擾動更多地來自於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

（二）變數說明

t時期中國的人均實際GDP（GDPCit）能夠在反映經濟規模的同時體現需求和要素變化。在理論上，投資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對國際資本的供給能力越強；同時，東道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對國際資本的需求也越大。因此，在理論上，GDPCit、GDPEjt與OFDIijt均具有正向關係。歐美國家進出口佔比（IMEXjt）採用進出口貿易總額除以GDP的方式計算，從而得到歐美j國的貿易依存度。中國與歐美j國的國土接壤情況（JRijt），接壤為1，不接壤為0。t時期歐美j國的自熱資源依賴程度變數（NRjt）採用自然資源租金指標。

本文使用高汝熹等的方法，並考慮歐美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直線距離、歐美國家與中國簽署的協議及加入的組織總數、歐美國家與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的比值，來計算歐美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

在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中，通過計算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數中的群眾發言權與責任、政治系統的有序性及連續性、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三者的算術平均值得到（時期歐美）國的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POSjt）。若POSjt的係數為正，表示隨著t時期歐美j國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的提高，中國對外投資的無效性逐漸提升。

通過計算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數中除了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之外的其他變數的算術平均值得到t時期歐美j國法律與腐敗監管情況若（POSjt）。的係數為正，表示隨著時期歐美j國法律與監管嚴厲程度的提高，中國對外投資的無效性逐漸提升。

使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資料庫的網路安全服務指數的數據，測量歐美國家電子商務方面的保護情況。若SECjt的係數為正，表示隨著東道國對電子商務安全性的監管嚴格程度的提高，中國對外投資的無效性逐漸提升。

經濟自由度指數（ECFjt）反映了t時期歐美j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經濟自由度指數共包括商業、金融、貿易、政府支出等十個維度的環境指數，即產權保護度、財政自由度、政府支出、商業自由度、反腐敗自由度、勞工自由度、貨幣自由度、貿易自由度、投資自由度、金融自由度，本文採用十個維度環境指數的均值作為經濟自由度指數。若ECFjt的值為負，表示隨著時間的發展，東道國的經濟自由度的提升將帶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效率不斷提升。t時期歐美j國勞動力豐裕程度（LRjt）採用勞動力佔總人口比重數據來衡量。

（三）數據來源

經濟自由度數據來源於《華爾街日報》以及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年度報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數據來源於Wind資料庫，雙邊投資協定情況來源於中國商務部網站，互免簽證協議情況來源於中國外交部網站，其他數據來源於世界銀行。本文選取2003~2014年為樣本的時間序列。

三、實證結果

（一）模型估計

表 2給出了分別利用公式（1）、（2）和公式（1）、（3）分析得到的結果：模型1和模型2。在模型1中，γ約為0.8964，並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隨機前沿模型的誤差絕大部分來源於區位因素的影響，模型設定相當可靠。除了中國人均GDP和歐美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的係數未達到顯著性以外，其他變數的係數均達到了1%的顯著性水平。東道國人均GDP的係數為1.1792，並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東道國人均GDP每提升1%，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就增長1.1792%。東道國進出口佔比的係數為-0.0168，也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東道國進出口佔比每提升1%，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就降低0.0168%，假設4得到驗證。是否與中國接壤和東道國自然資源變數的係數分別為1.6269％和0.1434％，也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與中國接壤和東道國自然資源能顯著促進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增長。

在模型2中，經濟自由度的係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完全符合理論預期，即經濟自由度的提升對於提升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具有積極影響，假設3得到驗證。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的係數也為負，並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提升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促進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增長，假設5得到驗證。勞動力豐裕程度的係數為-2.5668，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歐美國家勞動力豐裕程度也促進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增長。同時，是否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係數為-3.0517，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中國與歐美國家簽訂雙邊投資協定也顯著促進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假設2得到驗證。時間趨勢的係數為-1.0377，並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不斷提升。但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和網路安全服務指數的係數均為正，分別為8.1260和0.0587，並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歐美國家的電子商務安全性管制與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對於中國的外向型直接投資具有負面影響。

表3為美洲國家和歐洲國家分組估計結果。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對歐洲國家直接投資還是對美洲國家直接投資，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的係數均為負，且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的係數顯著大於美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的係數。具體而言，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每提升1%，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就降低0.0008%左右；美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每提升1%，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就降低0.0002%左右。這表明，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經濟距離的增加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假設1得到驗證。

中國人均GDP和歐洲國家人均GDP與中國對歐洲國家直接投資顯著正相關。中國人均GDP每提升1%，中國對歐洲國家直接投資就增長3.26%左右；歐洲國家人均GDP每提升1%，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就增長1.07%左右。雖然美洲國家人均GDP與中國對美洲國家直接投資顯著正相關，但中國人均GDP與中國對美洲國家直接投資顯著負相關。中國人均GDP每提升1%，中國對美洲國家直接投資就降低2.24%左右，這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中國對美洲國家直接投資。

另外，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進出口佔比與中國對其直接投資顯著負相關。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進出口佔比每提升1％，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分別降低0.008%左右和0.04%左右，這說明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佔GDP的比重對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替代效應，假設4得到驗證。

也可以看到，在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中，歐洲國家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法律與腐敗監管、網路安全服務指數、勞動力豐裕程度、是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經濟自由度各變數的t係數與總體最大似然估計結果相似，分別約為10.3674、-5.8899、0.0250、-0.2355、-1.9543、-0.0403。

從歐洲國家的估計結果可看到，歐洲國家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的係數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歐洲國家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歐洲國家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的係數為負，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提升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顯著促進中國對歐洲國家直接投資增長。歐洲國家網路安全服務指數的係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歐洲國家是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係數顯著為負，因此中國與歐洲各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更有利於中國對歐洲國家直接投資增長。歐洲國家經濟自由度和勞動力豐裕程度的係數均為負，但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從美洲國家的估計結果可看到，美洲國家網路安全服務指數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美洲國家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顯著促進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美洲國家的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美洲國家勞動力豐裕程度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美洲國家是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美洲國家經濟自由度也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

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技術無效函數中的時間趨勢分別約為-0.3957和-0.6103，並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隨著時間的發展消耗的技術無效性每年下降分別達到了39.57%左右和61.03%左右，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對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的技術提升推動對其直接投資效率的提升。

表4給出了變數設計合理性LR的檢驗結果：在表2的模型1中，地區虛擬變數對技術效率沒有影響；樣本期內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存在技術進步；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中不存在時間趨勢;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中只有時間趨勢，其他變數對技術效率無影響。同時，對於表2的模型2,結果均在不同程度上拒絕了原假設，因此變數的設計是合理的。

(二）各年份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回歸結果

為了分析歐美國家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法律與腐敗監管、網路安全服務指數、勞動力豐裕程度、是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經濟自由度對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的作用隨年份的變化情況，將各變數按年份進行了隨機前沿分析，回歸結果見表5。由於重點是上述變數對技術非效率效應作用的年份變化，故只列出了各年份的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估計值。可以看出，除了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大多數年份，γ值都大於0.8且均極為顯著，這意味著技術非效率效應在分析對外直接投資效率過程中高度相關，採用隨機前沿模型是得當的。

從技術非效率效應方程估計值可以看出：

（1）歐美國家的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係數均值顯著大於法律與腐敗監管、網路安全服務指數、勞動力豐裕程度、是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經濟自由度等變數係數均值，這表明歐美國家的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在減少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發揮著很小的作用。

（2）歐美國家的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係數均值小於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係數均值與網路安全服務指數均值，這表明歐美國家的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在減少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另外，該係數的值隨著年份的推移而逐漸降低，這表明近年來上述作用逐漸增強。

（3）歐美國家的電子商務安全性管制係數在多數年份為正，在2005年達到最大值0.1158左右，隨後逐漸下降，2014年減少到0.0059左右，這表明歐美國家的電子商務安全性管制在減少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發揮著很小的作用，同時，近年來該作用略有增強。

（4）2003~2012年，歐美國家的經濟自由度係數均為負，並且隨著年份增加而越來越小，這意味著歐美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在減少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從2013年開始，歐美國家的經濟自由度係數快速上升並為正，這表明近年來歐美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對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效率的抑制作用開始顯現。

（5）是否有雙邊投資協定變數係數均值顯著小於其他變數係數均值，並且為負，這表明中國與歐美國家是否簽訂雙邊協定在減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6）歐美國家的勞動力豐裕程度均值為負，這表明歐美國家勞動力豐裕程度在減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各年份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

表6列出了2003~2014年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的效率。其中，排名前十位的國家分別為俄羅斯、哥倫比亞、墨西哥、巴西、美國、加拿大、德國、西班牙、英國和匈牙利。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大於0.8的國家有3個，大於0.5的國有14個，而根據Frontier 4.1的計算結果，2003~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效率的平均值為0.62，這意味著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仍處於較低狀態，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投資潛力較大。

（四）內生性檢驗

我們使用系統GMM估計方法檢驗內生性對回歸方程可靠性的影響程度，以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滯後1?5期的變數作為工具變數，同時以東道國人均GDP、東道國進出口佔比、經濟距離2?3階滯後作為工具變數，以歐美國家自然資源依賴程度、是否與中國接壤、作為外生工具變數。由表7可見，系統GMM的估計結果與表2中模型2的估計結果相差不大，這表明內生性問題不嚴重，不影響回歸方程的可靠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建立隨機前沿模型，以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存量為被解釋變數，對影響中國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效率的因素進行直接檢驗，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歐美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歐美國家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對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具有積極影響，歐美國家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越高，中國對其直接投資也越多。歐美國家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顯著促進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歐美國家經濟自由度的提升對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具有積極影響，其經濟自由度越高，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就越多。另外，歐美國家勞動力豐裕程度在減少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第二，美洲國家和歐洲國家的分組估計結果表明，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的係數和美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的係數均為負，並且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抑制作用顯著大於美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距離。中國人均和歐洲國家人均GDP均與中國對歐洲國家直接投資顯著正相關，但中國人均與中國對美洲國家直接投資顯著負相關。另外，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進出口佔比均與中國對其直接投資顯著負相關。同時，歐洲國家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勞動力豐裕程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等因素在減少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技術無效程度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美洲國家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勞動力豐裕程度、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等因素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效率的提升。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考慮到歐洲國家法律與腐敗監管的嚴厲程度顯著促進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應制定政策鼓勵國內企業對法律與腐敗監管嚴厲程度較高的歐洲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第二，本文發現，美洲國家人均GDP與中國對其直接投資顯著正相關，但美洲國家勞動力豐裕程度不利於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因此可在美洲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和研究機構聚集區進行研究與開發性投資，利用反向技術外溢效應獲取該國先進技術。第三，鑒於美洲國家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顯著促進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長，應增加對政局穩定性和政府效率較高的美洲國家的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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