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後漢學」：它怎麼來讀懂中國？

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對西方漢學的關注和了解日益加強，各種漢學研究著作也被大量翻譯引進。漢學作為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學術研究，其形成和發展有特定的歷史背景。本文在簡單梳理西方漢學的發展脈絡後，重點介紹尚不為國內學界所知的澳洲「後漢學」的形成和主張，以此強調漢學不同階段的發展和力求自我更新的軌跡。

原文 ：《「後漢學」：用「全面有機」的方式理解中國》

作者 |【加】西蒙菲沙大學人文學系終身教授 孔書玉

圖片 |網路

漢學的最初起源

漢學（Sionology）廣義指在中國之外的中國研究這一學術領域。狹義指歐洲傳統漢學，即通過語言文學和歷史來研究中國。漢學的最初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和研究。十八世紀在歐洲開設的培訓傳教士的「中國學院」(Chinese Institute)主要通過翻譯研讀經典來學習語言。所以，當十九世紀初漢學在歐洲創立時——1814年法蘭西學院設置漢學教授席位，其學科特點就是歷史語言學(Philology) 和以文本為基礎的對中國典籍的解讀與翻譯。早期的漢學家大多學習文言文，而且通曉好幾門歐洲語言，包括拉丁語。他們的主要精力和成就也是帶評註考據特點的翻譯介紹，比如英國漢學家、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翻譯整理的中國經典系列， 囊括「四書五經」以及《莊子》《道德經》，不僅翻譯嚴謹，而且在註解上還參考比較其他語種翻譯。

歐洲漢學除了儒家典籍翻譯整理，也有很多其他成就。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er, 1883-1945)介紹道教佛教經典和通俗宗教， 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把社會學方法引入對中國的宗教家庭禮儀的研究，還有德國福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6)的《中華帝國史》和英國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樣集大成的研究。

二戰後中國研究出現新特徵

漢學領域發生轉型是在二戰以後。二十世紀中後期，冷戰局勢形成，美國政府和各種民間組織對遠東研究大量投入。這一時期開始的以美國為主要陣地的漢學研究一般被稱為中國研究。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 (John Fairbank 1907-1991)和他主持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創立與奠定了中國研究的模式。隨後的耶魯、哥倫比亞、普林斯頓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學都成為中國研究的重鎮。與歐洲漢學傳統相比，戰後的中國研究有以下新的特徵：

首先是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概念。費正清中心最初叫東亞研究中心，他在哈佛開設的東亞文明史課奠定了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的區域模式，而中國研究則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一模式迄今仍然是很多大學的學科設置的基礎。另外，費正清提出的以現代化概念來看中國和東亞地區的變化也主導了這一領域的詮釋模式。

從研究對象上看，中國研究從歐洲漢學的古代和文本轉移到現當代時期以及現代歷史和政治社會的研究。也因此，中國研究與美國的政治政策有很密切的關係。費正清1948年所寫並一再補充（直到1983年第四版）的《美國與中國》（The US and China），一直是美國人從百姓到政客了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必讀書。其重心就是解釋當代中國的革命以及美國的對華政策。

中國研究另一成就就是博士培養模式和研究生院課程設置。哈佛以及幾所美國最早設立中國研究的大學所培養的研究生成為後來幾十年世界各大學的教學研究支柱。以費正清中心為模式，各大學設立的中國研究中心則成了來自世界的中國研究學者交流和合作的基地， 進一步把美國的中國研究模式和成果推廣到世界範圍。

費正清

中國研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學科規範的確立。費正清提出「在一種學科內來研究中國」。除了近現代歷史，中國研究在社會學、政治學以及人類學等都獲得長足發展。亞洲研究系提供的課程主要是語言、文學（古代）、思想史和宗教。但研究生和教授如果以現當代中國為研究對象，他們則歸屬各個以學科為基礎的系，也就是說，這些研究者是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只不過碰巧他們研究的對象是中國或亞洲。

可以想像， 這種轉型也引起了歐洲漢學傳統和中國研究的學術爭論，尤其是在中國研究的定義,包括它自身是一門學科規範還是學術研究對象這一問題上。這種討論在1964年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年會上以及隨後發表在《亞洲研究》刊物上的文章上有集中體現。針對中國研究學科化的傾向，史華茲 (Benjamin Schwartz) 提出警告，即中國研究學者需要「通識教育」和廣闊的知識結構（broader knowledge）。「不管一個人做何種學科，他對某一文化的理解越是廣闊深入，他就越能智慧地對待其研究對象，而這種智慧，不管來自學科方法與否，都能使他的研究更富有意義。機械地把一種狹隘的特定學科規範強加到一種文化上，尤其對這種文化的其他方面的了解又很有限，那隻會得出貧瘠甚至荒唐的結論」[Benjamin I. Schwartz, 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0(1980)]。

「後漢學」的產生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研究領域中提出的研究課題和研究方法越來越多元化。西方大學日益加強的理論化和學科化趨勢也對中國研究發生很大影響。作為大英聯邦的澳大利亞，曾經有很深的傳統漢學的影響。1918年成立的悉尼大學的東方研究系就以語言教學以及教授古代漢語以及文明史為重點。同樣的有澳洲國立大學(ANU)的遠東歷史系。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發展以及大學企業化，使得澳洲各大學一方面積極增設中國研究項目和課程，很多學科都有中國研究專家，另一方面卻將重心轉移到現代漢語教學和當代中國的「實用」研究上，忽視人文傳統。因此，當初史華茲的擔心在半個世紀後在澳洲得到迴響也就不足為怪了。這就是「後漢學」產生的背景。

2005年，澳洲國立大學教授白傑明(Geremie Barme)在新創刊的電子刊物《中國遺產季刊》(Chinese Heritage Quarterly)發表「後漢學(New Sinology)」一文，提出，作為一種學術態度和知識特徵，後漢學「用一種全面有機的方式」來理解與解釋中國和「文化中華」，要全面地接觸並參與華語世界，不僅在學術領域，而且在公共事務上(Gereme Barme, New Sinology, 2005)。白傑明和同校的閔福德(John Minford)教授在此後一系列文章中，一再提倡「後漢學」的概念並積極付諸實踐。其中最重要的實績就是，2010年在澳洲國立大學建立的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以及由這一中心召集的各種學術活動和學術出版，包括「中國遺產」項目及電子季刊，「中國故事」項目和年書彙集，以及最近積極致力於中國遺產項目的白水學院（Wairarapa Academy for New Sinology）。

對歐洲漢學傳統的認同和提倡

從「後漢學」這個名稱的選用就可看出對歐洲漢學傳統的認同和提倡。它強調以語言（包括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為基礎，以文史哲為代表的人文素養對中國研究的重要性。白傑明引用史華茲早期提出的，中國世界本身一直就強調人類各種活動是相關聯的，因此對這個複雜多面的文化需要一種有機的全面的理解。專業訓練對中國研究者固然重要，但必須建立在更開闊的文化知識之上，包括對古代的思想、文學和歷史的了解。另一位提倡後漢學的閔福德教授指出，我們希望能回到早期漢學的深度，創造一種後漢學，來超越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狹窄的思維模式（John Minford, Lionel Giles: Sinology, Old and New，2008)。他們尤其強調對中國重要的人文傳統文本和概念的梳理解釋，分析這些傳統如何界定中國人的思維以及如何塑造當代現實。如分析張藝謀的電影《英雄》，其中的「天下」主題，就必須從古代典籍中的「天下」入手，了解它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意義，才能理解這個詞語如何代表當代中國官方和民間話語。

面對中國迅速發展的現實以及幾十年里中國研究的發展，「後漢學」也強調漢學的現實意義。其「後」包含幾層含義：一是對當代中國的強烈關注，以及一種參與意識； 二是對中國研究中的對象「中國」定義的擴大，整個華語世界及其相關的現象，而不只是中國；三是對不同層面的中國現實和話語的區別與關注，即 official China, Other China and Translated China； 四是對各種學科方法各種途徑的兼容並取，其目的是為了更好、更準確地理解當代華語世界。

澳洲「後漢學」在教學和研究領域影響尚未明顯，但它反映了西方學界對漢學傳統的實質和貢獻的持續已久的討論與關注。 西方學者一直不斷反省，使漢學研究避免簡單化的思維和方法（reductive thinking）。我們在評價漢學時也要避免簡單化的傾向，不管是來自學科化、理論化，還是意識形態化。每次漢學研究的新發展都與當時的國際政治議程以及社會文化背景有密切關係，但漢學的實績是遠遠超出宗教目的或政治議程的。漢學對西方世界了解和參與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與貢獻，為中國學術界也提供了很多新的視野和方法。隨著教育學術的日益國際化，國外漢學研究和國內的中國研究的交融合作也會更加深入。【作者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亞洲研究博士。本文依據作者五月份在上海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所作的學術報告「 西方漢學的檢討：再思高羅佩現象」的部分內容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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