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至少還要50年：國內第2位人體冷凍志願者完成實驗後

這是73歲的周長友和妻子的最後一次凝視，時間是2018年6月19日下午14時30分，時長10秒。

「老伴，你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周長友隔著玻璃窗喃喃。-196℃液態氮的罐內，72歲的劉愛慧被迅速密封。她是山東銀豐生命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銀豐研究院」) 生命延續研究計劃的志願者，也是國內第二例公開的在本土完成人體低溫保存實驗的志願者。

第一例志願者是於去年離世的49歲肺癌患者展文蓮，由銀豐研究院和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完成手術。在中國，現階段的人體低溫保存實驗是在志願者死亡的前提下展開。今年3月，銀豐研究院正式獲得山東省衛計委批複的遺體接受站資質。

她們的選擇基於一項交付給未來檢驗的科學假說：人離世後，將身體器官和細胞功能沒有喪失活力的人體通過低溫保存實現「暫時休眠」，以待科學技術發展到等攻克人類重症疾病後，將休眠者喚醒。

但究竟能不能喚醒？眼下，誰也不能給出定論。

自1967年因肺癌而死的物理學家詹姆士·貝德福德成為全球有記載的首例人體低溫保存實驗對象，人體冷凍技術已有51年歷史。迄今為止，全世界尚未出現一例「復活」。

「用平常心看待，這只是一個從科學假設出發的研究，總要有先行者去嘗試。」曾任齊魯醫院麻醉科主任的類維富教授說。

救護車載著劉愛慧的身體行駛在從泰安到濟南的路上。

一次離別

10年前，周長友召集全家人開會，只甩下一句話：傾盡所有，也要給你媽媽治病。

那時，劉愛慧被查出患有肺癌，醫生預計的生存周期僅有3個月左右。

10年來，昂貴的海參和蟲草，成了劉愛慧的日常膳食；進出各大醫院腫瘤科，更是家常便飯；只要聽說哪裡有治療肺癌的專家，一定不會錯過。到了癌症後期，劉愛慧四肢出現水腫等併發症狀，周長友就用自己粗陋的針腳，為妻子縫製冰袋……

去年，與死神較勁的這家人漸漸意識到：哪怕竭盡全力，或許再也留不住劉愛慧了。

劉愛慧在醫院走廊里看到一架子遺體捐獻的宣傳冊，平靜地拿起一本，看了許久。她對周長友說：「到時候我不行了，也把我拿出去研究一下癌症到底是怎麼回事。」

周長友深知妻子是認真的。儘管如此，他終究不忍讓愛人遺體無法保持完整。

得知銀豐研究院在招募志願者後，一家人開誠布公，和劉愛慧道起人體冷凍的來龍去脈。劉愛慧沒有遲疑，堅定地告訴周長友：「老頭子，你不用和我說細節了，到時候就把我凍起來，有條件就激活，看看癌症到底是怎麼回事，也好幫助更多人。」

銀豐研究院從屬於銀豐生物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據其官網介紹，公司主要從事「人體細胞、組織、器官存儲，基因測序技術，細胞技術研究和臨床應用等高新技術開發」。

2017年11月，劉愛慧的小女兒聯繫銀豐研究院。現場諮詢了解後，一家人決定簽署參與研究計劃的相關文件。

2018年6月16日晚間，當劉愛慧的心電圖曲線漸趨一條直線時，銀豐研究院專家組的成員正在通往泰安市中心醫院搶救室的路上。當晚22時40分，銀豐研究院臨床響應微信群里彈出一條最新信息——這是泰安市中心醫院ICU醫生告知劉愛慧最新生命指征後，項目組負責人發出的緊急指令。專家團隊6月17日零時整趕至醫院，劉愛慧的生命指標正在逐一歸零。

7分鐘後，主管醫生宣布病人臨床死亡，銀豐研究院臨床響應專家阿倫·德雷克、心外科專家孫文宇、麻醉專家侯躍東、體外循環師趙芬和其他成員就在ICU病房開啟一次特殊的手術：向體內注射藥物並採取降溫措施；進行人工心肺支持，以維持血液循環；通過股動靜脈建立體外循環……凌晨3時30分，劉愛慧的生命支持系統基本建立，她的身體被小心轉移到救護車上，運至濟南的銀豐研究院。

從搶救室到研究院的這條路，「生命接力」天衣無縫，這被周長友視為天意。

劉愛慧家人目送她前往濟南銀豐研究院進行人體低溫保存實驗。

離世「病人」

抵達銀豐研究院後，將劉愛慧的身體轉移到-196℃的液氮罐中，是本次實驗的最後一步。包括周長友在內的10多位親人見證了這一刻。

那一刻，妻子年輕時的模樣在周長友腦海浮現——「她把大辮子往後一甩，一個健步衝到新發電機前鑽研，其他人都因為害怕而躲得老遠……」

劉愛慧高中畢業後進入老家泰安的電氣集團做技術工人，敢於創新，一路自學機械製造、電工學，成了技術能手，一個人做起實驗來沒日沒夜。最終，她把自己也變成了實驗對象。

她是銀豐研究院公開進行的第二例人體低溫保存實驗對象，也是某種程度上的「首例」——應用體外循環技術實現人體的異地轉運，是第一次。

項目技術團隊包括4位專家和12位協助實驗的工作人員，阿倫·德雷克是主要負責人。德雷克曾在美國最大的人體冷凍機構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以下簡稱「阿爾科」）擔任醫療主任，來銀豐研究院之前，他已參與70多例人體冷凍手術。

據他所知，截至目前，全球的人體低溫保存實驗已有797例。單單在阿爾科，截至今年6月，已低溫貯存435位因病死亡的患者，其中278人僅保存了大腦或神經組織。

中國第一位接受人體冷凍者——重慶女作家杜虹，就只保存了頭部。

她是國內知名科幻小說《三體》的編審之一，於2015年患胰腺癌去世。家人遵從其遺願，將其頭部冷凍保存在阿爾科的美國總部。

《三體》中有著對大腦冰凍保存過程的描述：工作台上面放著一米左右高的不鏽鋼圓柱形絕熱容器，剛剛密封，從容器中湧出的超低溫液氦產生的白霧還沒有消散；由於低溫，那些霧緊貼著容器的外壁緩緩流下，流過工作台的表面，像微型瀑布般淌下，在地板上方消失了。白霧中的容器看上去似乎不像是塵世中的東西……

這的確不像是現實世界。

已故的上海理工大學退休教授、國內「製冷及低溫工程」首批博士生導師華澤釗曾經指出，通過人體冷凍實驗實現有朝一日的逝者復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原因在他10多年前發表的論文《人體細胞的低溫保存與冷凍乾燥》中已闡明：生物體按照複雜程度分為細胞、組織、器官、人體，按照目前低溫生物醫學的水平，大部分細胞以及部分組織能低溫保存，但是器官還未能實現完全意義上的低溫保存。

這又的確有著現實意義。

在德雷克看來，此類實驗的一大目的就是最大程度上確保人體細胞的完好無損，「我們希望通過延長人體存留時間的方式，給科學進步、治癒不治之症留出空間；對於逝者家屬，也可以在情感上帶去希望和信心」。

和記者的交談中，德雷克將這些離世志願者稱為「病人」。在他眼中，人體冷凍者的生命遠未終結。

專家團隊正在為劉愛慧進行人體低溫保存的特殊手術。

「遺體捐獻」

「人走了，一把灰。如果對科學、醫學有貢獻有好處，才有意義。」劉愛慧生前提及遺體捐獻，總這麼對周長友說。

人體低溫保存實驗，是在遺體捐獻的前提下開展的。

齊魯醫院青島院區的心外科主任醫師孫文宇是展文蓮和劉愛慧兩例實驗的主要操作專家。「必須確保作為實驗對象的病人，從醫學和國家法律的雙重標準下都是已經死亡的。」他強調說明了這個首要原則。

劉愛慧參與實驗的坦然、從容，總讓類維富想起他在舒適醫療病房的病人展文蓮。

「您實話和我說，我究竟還能活多久？」展文蓮曾經心平氣和地問類維富。

類維富至今記得，展文蓮在病床邊拿小音箱播放歌曲，隨著調子哼唱，即使聲音已經發不完整，但她嘴還是在動。

3年前，類維富致力於臨終關懷醫療。他在齊魯醫院開設舒適醫療病房，希望那些在醫學上被判「死刑」的病人能有尊嚴度過最後的時光。正是這段經歷，讓他開始正視自己早已知曉的人體低溫保存實驗。

他知道，早在上世紀70年代，國內就有麻醉醫學的研究者研究如何通過低溫麻醉使人的代謝降到最低，以耐受缺氧環境。前幾年，人體冷凍項目最初被提上國內部分研究者的日程時，類維富將其視為「年輕人應該努力的事」。直至接觸了大量求生慾望強烈的絕症病患時，他發現，人體低溫保存實驗或許能為臨終關懷提供「新解」。

在類維富看來，冷凍的終極含義並不全為復活，而是對於未來生命科學的可能性探索。在目前實驗經費不菲的情況下，他必須推選對實驗最有價值的志願者，使得未來人體細胞、組織乃至器官復甦的可能性最大化。「我有過一位晚期肺癌患者，他是藝術家。每次和他提及人體冷凍實驗，他嘴角都帶笑。」然而這位病人的腫瘤在最後階段發生了漸進性腦轉移，大腦嚴重缺氧導致死亡，即使未來技術進步了，腦功能恢復難度也極高，因此未能參與實驗。

眼下，這項昂貴的實驗主要由銀豐生命科學公益基金會資助。展文蓮的家屬為表支持，捐贈了小部分經費。

據銀豐研究院提供的實驗支出清單，液氮罐需40萬元，降溫設備40萬元，冷凍保護劑20多萬元，還有體外循環機、呼吸機、實驗室搭建費用……人體進入低溫保存狀態後，每隔10天到15天還需補充一次液氮，大約每年耗費5萬元。

就全球而言，人體冷凍的收費從2.8萬美元到20萬美元不等，視不同的公司、服務、國家或地區而定。德雷克告知，大部分經費都由志願者以購買保險等形式自行承擔。因為即使是在美國，人體冷凍實驗作為學科交叉性研究，也難以獲得政府和醫院的資金支持。

銀豐研究院宣傳中心主任李慶平解釋，目前銀豐研究院對參與人體低溫保存實驗的志願者是不收取費用的，經費由銀豐生命科學公益基金會面向社會募集，會員可以根據意願及經濟情況捐助。

然而，這樣的實驗經費運作機制，在越來越多志願者加入後是否依舊能夠維持？無人能夠給出確切答案。

遙遠「復活」

周長友翻了許久家中收藏的照片，卻發現妻子鮮有個人照，絕大多數都是夫妻倆的合影。

「得病以後，老婆子去哪兒都要讓我摟著她照相，兩個人好得分不開。」周長友和妻子已相伴度過金婚紀念日。如今的他，再也沒有力氣做麵條、包餃子，那些麵食都是妻子愛吃的……

這是6月的最後一天，銀豐研究院的兩位工作人員到泰安探望周長友，並找尋劉愛慧生前的生活照，想在研究院辦一個簡單的紀念儀式，為逝者敬獻鮮花。

實驗前後，周長友問過德雷克三四次「時間表」——被冷凍的人，多久以後才會醒？

德雷克的答案是：按照目前技術條件，至少還要等50年。

「等她醒過來，應該是50年後。但50年後，還有我嗎？」每次說到愛人「復活」的希望，周長友淚眼婆娑。

實際上，能否「復活」，難有定數。

來中國開展人體冷凍實驗3年多，德雷克認為：中國的人體冷凍技術在世界上處於成熟水平，實驗的操作者不少都是來自三甲醫院的專家團隊。

專家學者對這項實驗前仆後繼的意義究竟何在？

類維富常常將人體冷凍實驗比成是給人體安上滅火器。「許多惡性腫瘤的發生都和家族遺傳有關係。如果把病人冷凍了，以後就可以進一步從病理上研究病人。」

對於心外科專家孫文宇而言，與其將實驗意義寄託於「復活」假設，不如說是改進當下臨床醫學器官移植的效果。「心臟移植的體外保存時間不超過五六個小時。我參與項目，就是為了研究器官移植中如何儘可能延長器官保存時間，達到手術的最佳效果，增加患者的生存幾率。如果我們這代人能通過人體冷凍實驗走到這一步，我就無憾了。」

在孫文宇眼裡，目前的人體冷凍實驗，尚在初級階段。

他和華澤釗在「復活」假說上提出了幾乎相同的保守觀點。「人體的組織、器官、細胞在冷凍實驗時需要的條件不同，實現瞬間均勻的玻璃化狀態是很難的。」他說，即便人真的實現了生理復甦，過去的意識和記憶是否還能存在？

何謂人體冷凍實驗條件下的「復活」？孫文宇提出了一種不同於一般認知的判斷——若干年後，冷凍人體的部分細胞依舊保持活力，通過提取DNA的方式還原此人，也是重生。

他記得，當低溫醫學的研究者在國際上最初提出人體冷凍設想時，甚至有不少業內人士對這種尚存在於科幻小說的場景頗為不屑。而隨著時間流逝、科技進步，越來越多研究者意識到這並非低溫醫學一個研究領域的事，而是需要通過多個學科一起構建的「理想模型」。

「其實達成共識的原因很簡單：很多研究者在不同領域都遇到了同樣的障礙，而人體低溫保存實驗恰恰可能是解開研究瓶頸的一條通路。」他說，去年在濟南舉辦的人體低溫保存項目座談會，集結了國內基因工程、冷凍生物醫學、工程學、納米研究、臨床醫學等多領域的20多位專家，眾人對人體低溫保存項目的推進都有各自不同的訴求。

這不僅僅是一場人類對自身生死界限的探求實驗。

類維富這兩年帶動了許多朋友一起成為銀豐研究院人體低溫保存實驗的志願者。有時朋友開玩笑問他：「咱倆到時候一個罐怎麼樣？」類維富笑著提醒對方：「我既抽煙又喝酒，你不怕被嗆到嗎？再說你年輕，醒來也比我早。」

類維富設想過，若有朝一日自己冷凍的身體得以解凍，他希望獲得器官優先使用權的是家族中的人，而後是需要幫助的陌生人。他甚至將此寫進遺體捐獻意向書。「一個人要對自己和身邊人的生命負責，再對社會負責。」他說。

在美國，各家相關機構的登記在冊人體冷凍實驗志願者，共約3000名。周長友也希望，未來如果條件合適，成為這一實驗的志願者。 「我老伴都那麼勇敢了，我怎麼能落後呢？」他努力開著玩笑。

他打算過段時間去濟南的實驗室陪陪老伴。眼下「睡」在罐子里的老伴，在周長友心中還是舊日模樣：愛美的她，從廠里機器上擼下一小塊凡士林，往臉上一抹，回家笑嘻嘻問他好看不……

「其實，活不活得過來對一個死後的人有那麼重要嗎？」類維富對死而復生這件事日漸豁達，他有時和人笑談：如果他的人體復活實驗失敗，起碼人們還能知道那塊化石就是類教授。

「這也是臨終關懷的最終含義，能夠讓人對生命永遠抱以希望、無畏死亡。」類維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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