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諾獎得主揪心之作：身為女性，每天醒來都是一場戰爭

「我，馬里阿瑪，犯了兩重罪：一是生於此地，二是生而為人。在庫魯馬尼，一個無法生育的女人還不如一件東西。她不存在。」

「在一個沒有文明法則的村莊中，人就是獅子，而獅子也就是人——獵人是無用的。」

——《母獅的懺悔》米亞·科托著

這是一本關於女性覺醒的小說，卻是出自一位男性作家之手。字裡行間，你能感受到作家米亞·科托對於在非洲廣袤大地上女性艱難處境的悲憫和思考，書中充滿詩意的金句比比皆是，每一句讀來沒有無病呻吟，只有切膚之痛。

作者簡介

米亞·科托（Mia Couto），原名António Emílio Leite Couto，1955年生於莫三比克一個葡萄牙移民家庭，父親是當地著名的詩人和記者。他自幼受家庭影響，14歲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詩作，大學時修習醫學，期間參與了莫三比克反葡萄牙殖民的獨立戰爭。1975年莫三比克獨立後，他投身新聞事業，在多家報刊媒體擔任編輯，1980年重回大學攻讀生物環境學，現在是一名記者兼生物學家。

1983年，他的首部詩集《露水之根》問世。1986年，短篇小說集《夜晚的聲音》在葡萄牙出版，引發國際關注，此後作品不斷，並斬獲多項文學大獎：1992年長篇小說處女作《夢遊之地》入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十二部非洲小說」；2014年，他擊敗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得有「美國諾貝爾獎」之稱的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2015年他憑藉《耶穌撒冷》入圍國際布克獎終選名單，該獎項被視為諾貝爾獎重要風向標；2017年，他的最新作品《母獅的懺悔》入圍國際都柏林文學獎短名單。

時至今日，科托創作了長篇小說共計16部，其作品在22個國家發行，成為被翻譯出版最多的莫三比克作家。

「童年裡，我們所有人都曾體驗過這最初的語言，這是一種混沌的語言。我們都曾安享一個神聖的時刻，在那一瞬間，我們的生命可以成為所有的生命，而彼時，世界依然在守候一種宿命。這種與畸形而又混亂的世界間的聯繫被喬伊斯稱為『混沌理論』，正是這種聯繫促成寫作之事，無論身處哪塊大洲，無論歸屬哪一個民族、語言與文學體裁。」

——摘自米亞·科托《我們不知道我們會說這些語言》閔雪飛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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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獅的罪與罰，國族的痛與殤——母獅的懺悔譯後記

文 | 馬琳（原文有刪改）

作為一個出生在非洲的葡萄牙移民後代、一個在莫三比克成長的白人，特殊的身份對米亞·科托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米亞·科托通過寫作向世界介紹莫三比克，雖然小說具有虛構性，卻都基於莫三比克真實的歷史與社會現實。

青年時期的米亞·科托與反抗殖民統治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有著緊密聯繫。解放戰爭後期，正在上大學的科托放棄醫學專業，成為一名記者。獨立後的莫三比克遭遇內戰，科托作為新聞社的通訊員多次到各地走訪，感受到國家內部語言、民族與宗教文化的複雜多樣性，意識到莫三比克的國家身份並不是單一的，它包含著多種聲音。

在此期間，科托發表了帶有反殖民主義色彩的首部詩集《露水之根》。其中諸如《身份》（Identidade）、《大地的口音》（Sotaque da Terra）等詩作對殖民活動造成的「混血文化」進行思考，試圖為「莫三比克國家身份」這一命題找尋新的意義。

米亞·科托以葡語進行書寫，將非洲土語及莫三比克方言與葡萄牙語相融合，創造出一種新的表達，形成了鮮明的「非洲性」的敘事。他以莫三比克農村地區口語化、多元化的表達來還原當地風貌正是構建莫三比克獨立文化身份的立足點。

《母獅的懺悔》正體現了科托一貫的語言風格與創作意圖。這部小說發表於2012年，是米亞·科托基於自己在莫三比克北部的真實經歷所寫就的，這點在小說開篇有所解釋。小說延續了科托的敘事風格，由庫魯馬尼女孩馬里阿瑪和獵人阿爾坎如分別以第一人稱進行雙線敘述，講述發生在庫魯馬尼的獅子襲擊人類的事件，以及人類對獅子的獵捕。

在經歷了該事件後，科托在進行調查時逐漸發掘其背後的社會原因，了解到莫三比克北部地區的女性在傳統約束下的生存狀況。獅子以女性為襲擊目標是因為她們每日獨自在鄉間勞作，在慘劇接連發生的時期，女人們依舊不得不在丈夫或父親的命令下隻身去野外抬水、拾柴、看管菜地。獅子吃女人在科托筆下演化為一個比喻，用來揭示父權制社會中針對女性的暴力現象——女性被社會、被生活本身所「吞食」。

《母獅的懺悔》中存在兩種壓迫，一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壓迫，一是父權制下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女性則是雙重壓迫的受害者。《母獅的懺悔》中有非洲古老傳統的延續，有殖民文化對莫三比克農村的滲透，有戰爭在人身上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記，也有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但最重要的是，這是科托首次將非洲女性的生存境況作為第一主題進行創作。

在殖民地時期，莫三比克人民被動接受殖民文化，經歷戰爭的傷痛，無法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而在莫三比克擺脫了殖民地身份後，女性仍舊處於被統治的地位，沒有任何權利，繼續受到來自男性的「第二次殖民」。

科托對於女性的關注在其作品中早有展現，在2003年發表的故事《那馬羅伊傳說》（A Lenda de Namarói）中，作家就借敘述者之口說出與《創世紀》相反的世界起源：「起初，世上只有我們女人，後來才出現了男人。」《創世紀》作為父權思想的產物，在歷史上成為許多文化中男權至上的依據。科托打破傳統，強調女性的重要性。在小說《二十與鋅》（Vinte e Zinco）中，科托一語道出非洲女性的現實地位：「她們兩人坐在地上，那才是女人該坐的地方。」

在《母獅的懺悔》中，「馬里阿瑪的記述」這一條主線講述了馬里阿瑪一家人在後殖民時期的生活，穿插著對莫三比克解放戰爭時期的回憶。在馬里阿瑪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一個以熱尼托·貝伯為「一家之主」的庫魯馬尼家庭。

無論是在傳統環境中還是在接受了殖民者的同化教育後，女人始終受到剝削與壓迫。在只有傳統、沒有法制的庫魯馬尼，男性統治地位最直接的表現便是針對女性的暴力。男性在「父權傳統」的名義下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並不會受到制裁。

「長久以來，在我們的社會裡存在著各種形式的針對女性的暴力，這種暴力是無聲的，我更願意說它是被噤聲的，被泛化的大男子主義之風所噤聲。」

西林西婭、阿妮法和馬里阿瑪分別代表著莫三比克父權制社會中的三種女性形象。

西林西婭雖然在開篇就已經死去，但她活在馬里阿瑪的文字中。馬里阿瑪記憶中的西林西婭沒有太多語言，她未曾說出自己的遭遇，但是告誡馬里阿瑪：「別希望它們（胸部）長大，妹妹，別希望成為女人。」對於西林西婭如何命喪獅口，書中並沒有直接描寫，但卻暗示她故意在夜間出門，讓自己成為獅子的目標。通過這一舉動，西林西婭終於第一次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

阿妮法·阿蘇拉是主人公馬里阿瑪的母親，雖然能意識到女性所受的壓迫，但卻已徹底接受了父權制的意識形態，並將它施加到女兒身上。即便忍受著丈夫的暴力對待，在得知丈夫對女兒所做出的暴行後，她的第一反應竟是責怪女兒。在小說開頭，阿妮法不希望獵人帶走她僅剩的一個女兒，但在結尾，她請求獵人帶馬里阿瑪離開庫魯馬尼，她希望馬里阿瑪能夠去過真正的生活，開啟新的篇章，而她將繼續守護著早已滲透進血脈的傳統。

馬里阿瑪代表著希望、自由以及強烈的反叛精神。雖然她生活在壓迫中，處於從屬地位，但作為一個識字的女性，她通過書寫來抵抗絕對的父權統治。她記錄西林西婭與母親的遭遇，並在書寫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發生在庫魯馬尼女人身上的悲劇。庫魯馬尼的女人都不能算活人，馬里阿瑪也是「生而即死」。最終，馬里阿瑪選擇去城市開始新的生活，以另一種方式拋棄舊世界。

通過塑造這些在屈從中或滅亡或反叛的女性形象，科托批判了父權制社會對待女性的不公正，也表達了他對於改變父權傳統的看法：男性應該借鑒女性的經驗，畢竟「女人打磨男人的靈魂，如同流水磨石」。

在由獵人阿爾坎如進行敘述的主線中，獵捕獅子這件事看似是重點，實則卻跌落到第二位。真正傷害女人的「獅子」是父權制，這在馬里阿瑪的敘述中已有充分體現，所以，阿爾坎如的敘述更多是站在一個外來者的角度去觀察庫魯馬尼，感受古老傳統與現代文明的衝突。在這條主線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戰爭給庫魯馬尼人留下的傷痛。在古斯塔夫對村民進行採訪的時候，作者借阿爾坎如之口說出他對戰爭的看法：「不存在用語言可以講述的戰爭。有血的地方，就不會有話語。」

米亞·科托曾在接受採訪中表示他是白人也是非洲人，是歐洲人的後代也是莫三比克人，是活在高度宗教化的國度中的科學家，也是在高度口語化的社會中寫字的人。個人身份的種種矛盾令他對莫三比克文化身份的多樣性有著深刻的理解，對書寫國家歷史與社會現實有著強烈的使命感。

從《母獅的懺悔》開始，科托開始關注處在社會邊緣的女性。在莫三比克農村地區，女性正是「他者」之「他者」，飽嘗多種壓迫。科托以這部小說融入了莫三比克人數雖少但成果斐然的「女性寫作」，為女性發聲，為女性地位的改變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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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獅的懺悔》

米亞·科托 著丨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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