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傳教士西醫知識中文傳播的探索與局限

《博醫會報》是一份英文醫學刊物，1887年創刊於上海，早期是在華醫學傳教士學術團體博醫會的會刊，集醫學傳教、醫院報告與世界醫學發展報道於一體。1907年《博醫會報》轉型為純學術期刊，成為在華傳播西醫科學、發布臨床醫學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媒體，堪稱中國出版史上第一份科學學術期刊。1932年博醫會與華人西醫學術團體中華醫學會合併，《博醫會報》與中華醫學會會刊《中華醫學雜誌》的英文版合併，更名為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延續至今，是國內唯一橫跨兩個世紀、在海內外發行的英文科學刊物。蘊藏著數百萬字早期檔案式的學會紀要、遍布全國的教會醫院報告和最新臨床醫學論文的《博醫會報》，是中國近現代史和醫學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這份由外籍醫生主導的西方科學期刊，曾經有過一個遠大計劃——編輯出版一份中文的醫學刊物，採用淺文理的漢語表述，開拓西醫中文化傳播的新途徑，構建西醫科學知識傳播與交流的新範式。它一度成為博醫會工作的重點，歷任博醫會主席幾乎都參與其間。然而，此項計劃最終成為一樁遺憾的未竟之業。

緣起

用中文向中國人傳播西醫科學知識，應始於中文媒體初創之時。1815年米憐和馬禮遜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涉及簡單的醫學知識，之後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六合叢談》都刊載了類似的醫學知識。1868年林樂知在上海創辦《教會新報》，其中所刊醫學知識已較前幾份雜誌專業而詳細。1872年丁韙良在北京辦《中西聞見錄》，刊發大量的醫學專業文章。

第一份中文醫學期刊是《西醫新報》，1880年由廣州博濟醫局發行，主編嘉約翰被視為醫學中文雜誌的先驅。但因可供翻譯的文獻匱乏、具體執行者工作不力，《西醫新報》僅維持了兩年即告停刊。

1886年在華醫學傳教士蘊釀設立行業共同體——博醫會，上海同仁醫院英國醫生文恆理以「不要忘記我們是在為中國人服務」為理由，設計了一份中文醫學雜誌作為會刊。

然而，1887年博醫會成立時還是決定辦一份英文雜誌而非計劃中的中文刊物。是年3月英文版《博醫會報》在上海出版時，還是考慮到了中國讀者和作者，預想每期「附列中文醫論一則或二則，以備參考」，也希望「中國有學西醫之士，相與有成。無論內外各科，務抉精義著為宏文，以光簡冊」。《博醫會報》第1期上確有兩篇中文文章，一篇是顏永京翻譯的《中國行醫傳教會啟》，另一篇是吳虹玉撰寫的《醫道可輔傳道說》，兩篇均非醫學文章。之後在《博醫會報》長達45年的歷程中，再未刊登過中文文章。

翌年，福州醫學傳教士惠亨通倡議博醫會出版中文季刊，形式與內容可仿《西醫新報》，並建議由文恆理負責編輯。文恆理附議。不過，文恆理委拒編輯一職，將皮球踢回惠亨通。惠亨通和文恆理是博醫會中中文比較出色的醫生，若他們都無法勝任此職，中文版的《博醫會報》一時不可能辦成。

借體《格致彙編》

1889年，美國傳教士傅蘭雅向博醫會發出邀請，希望博醫會會員能為其主編的中文刊物《格致彙編》提供醫學文章。《格致彙編》是晚清第一份以傳播、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為宗旨的中文期刊，它為近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得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廣泛關注，亦被傳教士視為近代中文科技報刊的典範，增添了他們對用中文傳授科學的信心。

博醫會將傅蘭雅的邀請視為重要契機，認為在自己的中文刊物出版之前，不妨借體《格致彙編》，權作博醫會的中文醫刊。1890年在博醫會大會上，嘉約翰和惠亨通聯名提議，鼓勵會員向其投稿。1891年，文恆理卸任博醫會主席，在其告別辭中還再三提到與《格致彙編》的合作，希望博醫會成員支持傅蘭雅。《格致彙編》最後一次復刊只存在三年，共計出版12卷，期間博醫會成員發表的文章計有12篇。

《格致彙編》不僅為其提供了一個中文操練的平台，同時創造了博醫會與其他傳教士就醫學術語交流的可能。藉助一個受眾群體和影響力遠大於《博醫會報》的中文媒體，博醫會成員表達出他們試圖掌控西醫知識中文傳播話語權的渴望。借體《格致彙編》，博醫會是想培養一批能用中文傳播西醫知識的作者，出現在《格致彙編》上的中國作者讓其看到了希望。在博醫會前後兩任主席的努力推動下，兩刊合作互動，擴大科學知識在中國社會的傳播與影響。

《博醫會報》關於《格致彙編》的報道共計6次。最後一次是報道傅蘭雅赴美參加世博會。

徘徊在計劃與操作的邊緣

1896年一封汕頭醫生的來信再次將《博醫會報》中文刊創辦事宜提到日程上。信中談到全國已有眾多教會醫院培養華人醫學生，他很擔心中國畢業生的「知識會生鏽」。寫信者高似蘭醫生1883年來華，1890年被選為博醫會名詞委員會委員，負責起草制定西醫中文化的學術標準與規範。中文醫刊的設計宗旨再次回歸到以讀者為核心的層面。這是博醫會由醫學傳教向醫學科學傳播轉向的另一種表述，這種轉向意味著知識傳播的專業化、中文化和現代化。

高似蘭的倡議獲得已晉陞為博醫會主席的惠亨通的認同。然而，之後長達10年，博醫會的例次會議記錄都未曾提及此事。

1907年聶會東向博醫會「推薦啟動出版標準中文教科書系列，同時運行一本可操作的中文醫刊」，中文醫刊再次回到博醫會成員的視野中。但事情並未如想像的那樣順利。1910年博醫會全國大會召開，全體成員討論同意創建一份中文醫刊，預計翌年出版。主席師圖爾對此信心十足。1911年5月3日，師圖爾因健康原因休假，「中文期刊無限期推遲」。

本文作者高晞

1912年5月，博醫會秘書長笪達文宣布，中文醫學期刊很快就在廣州和北京出版。1913年1月博醫會舉行年議，主席高似蘭建議中文醫刊在中心地區出版。中文醫刊似乎進入操作階段，然而高似蘭面臨了師圖爾同樣的窘境，沒有作者供稿。

《博醫會報》刊發的關於中文版的最後消息是在1915年4月，博醫會主席梅滕應執行委員會的要求對濟南、北京、漢口和南京地區的醫院和學校進行考察，之後就杳無音訊。博醫會上層一再承諾中文刊物即將面世，其實是博醫會成員渴望中文雜誌出版的急切心態的映現，然而中文醫刊終未能來到漢語世界。

錯失在歷史的拐點

無論對博醫會還是中國的中文醫刊市場，1907年都是個分界嶺。該年博醫會大會做出兩項重大決定：第一，《博醫會報》更名為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第二，確定中文會名和刊名。1907年博醫會執委會決定將機構學術化和本土化、傳播漢語化，決心和動作都不算小。然而博醫會出版委員會最終未能在1907年前後推出《博醫會報》中文版。

反觀中國社會，1907年，中國醫藥學學會在日本成立，《醫藥學報》在日本出版。是年，還有其他兩種中文醫學刊物，均系留日學生主辦。1910年丁福保創辦《中西醫學報》，中文醫學進入丁福保和留日學生轉譯日文醫書的時代。此時，博醫會曾經的優勢正在喪失，而由中醫界主辦的中醫和中西醫學雜誌則異軍突起。面對群雄紛爭的學術期刊市場，曾經獨大的博醫會反而缺乏競爭力，未能及時推出其蘊釀已久的中文醫刊。博醫會耗費近20年的時間，統一醫學譯文，規整醫學術語。然而，留日學生大舉進入，借取日語譯文轉譯為漢文術語，侵犯到博醫會在此領域剛確立的權威性。

1910年博醫會大會就出版中文醫刊的重要性達成共識，但最後決定，「它只能在所有重要的教科書出版任務完成之後，才能啟動」。於是，討論中文醫刊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其與教學和學校的關係，思考西醫中文化的知識傳播和學科建構的問題。其根本在於，是否將西醫知識完整地教授給中國學生，在博醫會始終存在著分歧。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培養合格的醫生，應該用中文還是西文。1915年博醫會主席梅滕考察了濟南、北京、漢口和南京地區醫院和學校的教學語言問題，他的結論是不要反對中文教育。但多數教會醫校和醫學傳教士堅持西文教學，以醫學知識的專業性和中文術語不能準確解釋科學內涵和醫學技術為借口，迴避醫學傳播的中文化。

博醫會上層的想法並沒有獲得博醫會全體成員的認同，這是無法忽略的事實。1915年後，博醫會將重心放在英文版的《博醫會報》，確保其在西語期刊中的領導地位和話語權，基本放棄了自辦中文刊的打算。

夢想終結者：《中華醫學雜誌》

部分堅持中文傳播的醫學傳教士以另一種方式嘗試運作中文醫刊。博醫會地方分會成員創辦地方性的中文醫學刊物，1907年東莞的權約翰醫生編輯發行《西醫知新報》，1912年5月《中華醫報》在廣州面世。1921年《齊魯醫刊》在濟南創刊，編輯與撰稿者大部分都是博醫會會員，《博醫會報》會定期刊登《齊魯醫刊》的內容，並明確其讀者對象是中國醫生和醫學生。

1912年，《博醫會報》上出現一位華人作者——顏福慶，他與首期的兩位華人作者有著特殊的關聯，吳虹玉是其舅舅，顏永京是其伯父，顏福慶是《博醫會報》第三位華人作者。1914年另外一位華人作者伍連德在《博醫會報》亮相。1911年因在東北領導各國醫生抗擊鼠疫並獲得成功，伍連德聲名鵲起。1915年2月，顏福慶和伍連德倡議成立中華醫學會。參照博醫會的模式，中華醫學會創辦中英雙語刊物《中華醫學雜誌》，使不懂英文和中文的中國醫生都能獲取所需信息與知識，從而迅速在中國醫學界確立其學術權威地位，掌握話語權。

1932年中華醫學會與博醫會宣布合併。《中華醫學雜誌》拆分為中英文雙刊，《博醫會報》併入《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1932年1月，與博醫會相關的兩份醫學刊物都被《中華醫學雜誌》納入囊中，中文版《中華醫學雜誌》內頁保留《齊魯醫刊》並延續原期刊的卷數。

《博醫會報》最初想借吳虹玉和顏永京的力量，開啟醫學傳教士用中文傳播醫學知識的夢想之門；之後吸納他們的後輩顏福慶為第一位華人會員，改良博醫會的純西方血統。他們決未料到，顏福慶和他的中國同道們會是《博醫會報》的終結者，並使《博醫會報》的中文版成為永遠停留在檔案中的未竟事業。

《博醫會報》中文版，由諸多著名醫學傳教士提議和設計，並獲得數任博醫會主席的支持，經歷精心而漫長的籌劃和反覆論證過程，但最終未破繭成蝶。編輯、稿源和翻譯人才的匱乏甚至資金拮据固然是解釋的理由，當時大部分期刊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倘若由科學期刊史角度探討此問題，會發現這樣的結果是必然且合乎邏輯的。科學期刊是近代科學發展的產物，其目的是互遞新思想、新發現與新發明。英文版《博醫會報》編輯主旨、發表的論文以及期刊格式向華人醫生示範了什麼是科學標準和原創思想，在中國近代醫學科學知識建構中擁有絕對話語權。由中文版計劃和定位的歷史演變考察，其功能始終只有一個——介紹新知識，雖然其內容由科普向專業知識演進，讀者對象也相應地由普通大眾轉向華人醫學生。西方醫生對科學傳播中文化的認知局限或保留意識，讓中文醫刊永遠處在待機狀態。

科學期刊所承載的科學創新和新智交流的功能，只有接受過近代科學教育的人才有可能理解。由華人科學家主導的中英雙語科學刊物的出版，意味著科學知識傳播的語系全面轉型，中國醫學科學知識體系的建構進入中文化時代。

THE END

本文載《歷史與社會文摘》2018年第2期；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摘自《四川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原文約2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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