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和誠，成就了司馬光的道德
司馬光以一部《資治通鑒》流芳後世，而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時期，他最為當時人們所稱道、所敬仰的，既是他的學術水準，又是他的道德人品。
司馬光也許不可親，但無論何時，都讓人感到可敬。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變法，同時也要任命司馬光為翰林學士，為全國任命樹立道德標杆。
司馬光的巨大聲名甚至傳到了遙遠的遼國。呂公著曾講過一件事：「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為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也就是說，遼國人對宋朝使節說，聽說司馬光非常忠誠正直，為什麼不任命他為宰相呢？
當朝名士邵雍評價說，司馬光是個「腳踏實地人」。
司馬光的道德之高尚，有很多故事來印證。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人真誠。司馬光曾經困居長安，因為囊中羞澀，他讓一個老兵將自己平時所騎之馬牽到市場上去賣。他特意囑咐老兵，這匹馬有哮喘，一到夏天就犯病，叮囑老兵記得一定要事先告訴買馬的人。
他對自己的真誠是十分了解，也非常肯定的。
他首先認真審視自己、修鍊自己，培養自己真和誠的思想境界，並將其幻化成自然而然的行動。他在《無為贊》中所寫道：「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
他非常認可自己這種人生態度。他在《回心》中說：「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他不斷辨析「誠」和「欺」的辯證關係：「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敝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愚書·三欺》）
因此，無論對任何人，他都貫徹一個「誠」字：「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事親》）
這種「真」和「誠體現在哪裡呢？司馬光常說：「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清白坦蕩，無愧於心。
司馬光的誠實端直來自其父司馬池的教育。
司馬光回憶說，在他五六歲時有一次要吃胡桃，一位婢女用熱水泡過後為其順利去皮，姐姐問他是誰幫他去的皮，司馬光當時虛榮心作怪，謊稱是自己去的皮。父親司馬池聽說後，厲聲訓斥到：「小子怎 敢說謊！」這聲訓斥像一聲炸雷，炸的司馬光猛然驚醒，並深以為恥，將這句訓誡寫在紙上，在後來的人生中時時拿出翻看，以為自警。從此，畢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
司馬光的端方性格與守誠秉性，構成了他所營建的涑水之學的最基礎本色：恭儉正直，謙虛守誠。劉漫堂在《麻城學記》中說：「溫公之學，始於不妄語，而成於腳踏實地。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陳忠肅在《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道德的感染力是非常強的，司馬光的道德情操就影響了他家的園丁。
司馬光蟄居洛陽，潛心著作《資治通鑒》。當時，洛陽風俗，每年春天私家花園要向民眾開放，敞園接納遊客。遊客遊園，也或多或少贈送花園主人一些「茶湯錢」。按當時的習俗，所得的「茶湯錢」主人要與園丁要平分。
司馬光的「獨樂園」屬於要向公眾開放的園林，園丁呂直得到了「茶湯錢」一千錢，拿去獻給主人。司馬光分文不留，將這些錢全部贈與呂直。呂直再三請留給主人，司馬光堅辭，呂直無耐留下了這筆錢。十幾天後，獨樂園中蓋起了一個井亭，司馬光問呂直是怎麼回事，呂直說是用「茶湯錢」蓋起來的，並驕傲的說：「獨相公不愛錢歟？」
司馬光對待同道中人是這樣，對待政治上的對立面也忠實於自己的道德判斷。雖然，他強烈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並且因此退居洛陽十九年，自己的同僚、學生、好友遭到王安石排擠、打壓，但是，他對王安石的人品道德和憂國憂民之心卻始終堅信並且認可，司馬光說過：「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而且，他從不像王安石那樣對政治異己排擠打擊，搞人身報復。
宋哲宗元祐元年，高太后垂簾聽政。她迅速貶斥了變法派的呂慧卿、章憞等人，立即啟用司馬光為宰相，將反對變法的范純仁、呂公著、蘇軾等人調回朝廷委以重任。
當年五月，王安石在江寧病故。噩耗傳來，司馬光深感痛惜，他寫信給執政的呂公著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與呂晦叔第二簡》）
正是在司馬光的強烈建議下，一向反對變法的高太后才追贈王安石為太傅。由蘇軾執筆為王安石寫了墓志銘，對他的一生做了客觀、公正的評價。
向對應的，變法派上台，對他們就沒那麼客氣了。
宋徽宗時，首鼠兩端的變法派骨幹蔡京受到重用，立即羅織了一份「元祐黨人」名單，司馬光、范純仁、蘇軾等人赫然在列。名單上的人活著的受到貶謫，已經去世的被追奪封號，而且子女後人也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入朝為官。
即使這樣，蔡京輩仍覺得不過癮，他還要把這些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樹立於全國各地，邊邊角角，讓他們「遺臭萬年」「永世不得翻身」。
一位名叫安民的長安石匠被派來刻字，他拒絕道：「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地方官不禁大怒，立馬將安民治罪，並累及家人親屬。安民無奈，哭泣著懇求道：「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
安民雖僅僅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石匠，他的表現足以說明公道自在人心。「元祐黨人碑」不僅沒有使司馬光等人遺臭萬年，反而使得他們流芳千古，許多人以與他們並列與石碑之上而感到榮幸，以不得鐫名其上而深深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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