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英雄：南京大屠殺期間奧地利機械師魯佩特·哈茨

編者按

本文作者簡介

張連紅：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中青年領軍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兼任教育部歷史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規劃辦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學術委員會委員、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副會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南京歷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主要從事中華民國史、抗日戰爭史、南京歷史文化方向研究，先後出版《南京大屠殺研究：歷史與言說》、《南京大屠殺全史》（上、中、下）、《創傷的記憶：南京大屠殺與戰時中國社會》等2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80餘篇。

內容摘要

日軍佔領南京前夕，來自美國、德國等20餘位西方人士冒著生命危險自願留在南京，發起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收容、保護和救濟了20餘萬南京難民，在人類文明史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在20餘位西方人士中，來自奧地利維也納的機械師哈茨（Rupert R．Hatz）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同安全區其他外國人士一起，不僅多次出手勇敢阻止日軍強姦婦女施暴，而且調查記錄多起日軍暴行案例，遞交日本駐南京使領館，抗議日軍暴行。1938年2月27日，在南京安全區被迫解散後，哈茨離開南京去了上海，其後哈茨的相關情況人們知之甚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哈茨自願留在南京，伸出援助之手，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關鍵詞

南京大屠殺 奧地利機械師 哈茨

導言

南京大屠殺期間，以約翰·拉貝（John Rabe）為首的20餘位西方人士成立的南京安全區，收容、保護和救濟了20餘萬南京難民，在人類文明史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當年參與救助難民的西方人士中諸如約翰·拉貝、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費吳生（George Fitch）、約翰．馬吉（John Magge）、威爾遜（Robert Ory Wilson）、米爾斯（Wilson Plumer Mils）、福斯特（Ernest Herman Forster）等由於留有相關珍貴文獻，近20餘年來，學界推出了一部分相應研究成果。但作為唯一的奧地利籍機械師魯佩特·哈茨（ Rupert R．Hatz），學界對其相關情況卻知之甚少。本文以當時在南京西方人士的文獻資料為線索，對南京大屠殺期間哈茨的相關活動做一簡要梳理，但有關哈茨的不解之謎仍有太多，有待方家繼續追尋，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1937年，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合影，右一為哈茨，右二為約翰·馬吉，中為約翰·拉貝

1

日軍佔領南京前夕的哈茨

在所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獻資料中，據筆者所查，第一次發現魯佩特·哈茨名字是在《拉貝日記》中。1937年12月1日，拉貝在日記中寫道：

羅森博士請德國人集中一下，商量什麼時候必須登上三桅帆船。結果是：克勒格爾 （Christian Kroeger）、施佩林（Eduard Sperling）、年輕的希爾施貝格（Hirschberg）和哈茨（一個奧地利機械師），這些先生們全都要留在這裡幫助我。

羅森（Georg Rosen）是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的行政秘書，在日軍佔領南京前夕，他希望所有留在南京的德國人在適當時候登上長江上的外國輪船。從這一信息中，可以得知哈茨是一位奧地利機械師，他同拉貝等德國人的關係密切。其後在12月4日的《拉貝日記》中，我們發現在最初成立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中（1937年12月3日的情況），哈茨作為非委員會成員擔任運輸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德國人E．L．希爾施貝格。希爾施貝格是醫生，不久他奉命護理張群離開南京去了漢口，後來因日軍佔領南京而沒有能夠回來，因此，哈茨實際承擔運輸委員會主任的職責。

在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之後，其最為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儘可能從城外運進糧、煤等物資，以便南京易手後對難民實施救濟。因此，運輸委員會的責任重大。據《拉貝日記》記載，到12月8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共籌集到12輛車，從安全區外運進存儲的6300袋米（相當於7875擔），並運進了能夠提供粥廠用的煤和500袋鹽。其後隨著日軍逼近南京，南京城基本關閉，運輸工作停止。因此，在12月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費奇宣布對原有下轄機構進行調整，取消了運輸委員會，哈茨所在的運輸委員會合併到糧食委員會，由拉貝的中國助手韓湘琳負責。

其後一直到12月13日，我們在一些西方人士的文獻中才再次發現哈茨的名字。一是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收藏了一張哈茨和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等人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寧海路5號門口的合影，二是12月13日，日軍即將完全佔領南京，守城中國士兵已退進城內，陷入重圍，哈茨和拉貝等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在安全區周邊巡查，勸說中國士兵放下武器，等待日本兵將其作為俘虜接受處置等相關資料。在勸說中國士兵的過程中，哈茨顯得較為活躍。拉貝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在鐵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約400人的中國部隊。我們的人同樣也要求他們放下武器。這時不知從什麼地方有人朝我們射擊。我們只聽見子彈呼嘯而過，但是不知是從哪兒射來的。最後我們終於發現，是一名中國軍官騎在馬上拿著一枝卡賓槍四處掃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們的做法。必須承認，從他的立場出發，他這樣做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儘管如此，我們經過考慮仍然堅持我們的做法，我們別無選擇！如果在安全區的邊上發生了巷戰，那麼逃跑的中國士兵毫無疑問會撤進安全區，這樣安全區就不是一個非軍事化的區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毀，也會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擊。因此我們一直希望這些完全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除了被日本人當作戰俘之外，不會有其他危險。那個朝我們射擊的中國軍官後來怎麼樣，我們無從得知，我只看見了我們的汽車專家哈茨先生奪下了他的槍。」當時在場有好幾位西方人士，哈茨主動上前繳了這位中國年輕軍官的槍。很不幸的是，這批被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勸說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儘管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多次與日軍當局交涉，但其最後仍不幸被日軍集體槍殺。

有關13日哈茨繳中國年輕軍官手中槍支的情況，美國記者斯提爾(Archibald Trojan Steele）在報道中也提及：「一個身強力壯的德國人決定教訓他一下，就把那個男的從馬上拉了下來，奪過他的手槍，朝他臉上打了一拳，那人也沒叫一聲，承受了這一拳。」斯提爾將哈茨誤認為是德國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斯邁思（Lewis Strong Casey Smythe）在致家人信中也有詳細敘述。

除此之外，當天下午早些時候，斯邁思和費吳生在上海路一帶還碰到哈茨，看到哈茨急匆匆地趕去提醒一支約20人的中國軍小分隊不要冒險向南前進，以免同小山頭對面的日本兵遭遇。這一幕發生時，米爾斯也正好經過這裡，他在後來寫給妻子的信中，詳細講述12月13日下午他同哈茨一起勸說中國士兵避免與日軍遭遇的驚險一幕：

午飯後，在我們回位於寧海路的國際委員會辦公室之前，決定去看看已經控制全城或者說至少是南城的日本兵，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因此我們出了平倉巷向西走到上海路，然後我們決定向南走直到我們碰到日本兵，但是當我們走到山腳下美國大使館的北邊時，我們碰到了開車經過的國際委員會的德國（奧地利）成員哈茨先生。他正開車向北走，很緊張。這時我們也注意到有一隊全副武裝的中國士兵在一名青年軍官的帶領下，正在開始往山上爬。我們認出了這個軍官，他那天早些時候和他的上級一起來我們的委員會，我們以為他把武器交給我們，而他的上級也這樣做了。但是我們錯了。現在他正帶領著有15-20個人的小股部隊往山上爬。此時看到有中國部隊像這樣往南走我們感到十分吃驚，因為當時尚在城內的中國士兵都在城北，並且都儘快地脫掉軍服拋棄了裝備。（至少我們知道有很多正在這樣做的）當碰到哈茨先生時，他朝我們大聲喊，說中國軍隊不能爬到山上去，因為日軍就在另一側山腳下。因此我們就向中國軍隊轉告了哈茨先生說的話，並讓他們返回。的確，當我們自己瓟上山併到另一面山坡下的廣州路時，我們發現了哈茨先生說的日軍小分隊。

米爾斯對這一情節記敘得十分詳細，而且在信中對此事進行了評論，他認為如果不是他們提醒，這支中國士兵小分隊同日本兵遭遇後一定會發生戰鬥，結果自然是不僅這支中國小分隊會被消滅，而且還會導致不少平民死亡。「戰鬥沒有發生。可以說，我們離戰鬥也就只有一線距離，確切地說是只有一座山的距離。」在這封信中，米爾斯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核心成員之一，他也誤認為哈茨是德國人。馬吉在寫給妻子的信中則將哈茨誤認為是匈牙利人( Hugarian)，而且將他的姓也拼成「Hotz」，這說明當時在南京的美國人對哈茨的情況不是很熟悉。

2

救助難民，身手不凡

南京大屠殺期間，面對殘暴的日軍，發生在西方人士身上的故事基本相同。他們幾乎無一例外都要冒著生命危險阻止日軍的暴行。在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中，哈茨可能比較年輕，在救護難民的行動中，他與日本作惡士兵的較量，幾乎每次都不落下風，顯得身手不凡，與眾不同。在閱讀當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記、書信和報告等記錄時，我們都能發現有關哈茨的英勇事迹。

從現有資料來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的日記中有關哈茨的記錄最多，哈茨同拉貝較為熟悉，他們不僅民族相同，而且語言相通。拉貝在日記中多次提及哈茨在阻止日本士兵暴行過程中的英勇事迹。如1937年12月17日，拉貝在日記中記載：「我們的奧地利汽車專家哈茨先生同一個日本士兵發生了爭執，這個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時被哈茨一記準確的勾拳擊中下額倒在地上，他的另外兩個武裝到牙齒的同夥帶著他趕緊溜之大吉。但願這個勝利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惡果。」在12月19日的日記中，拉貝說：「在我們寧海路總部旁邊一棟房子的防空洞里有約20名婦女，有幾個日本士兵闖了進去，想強姦這裡的婦女。哈茨跳過院牆，趕走了闖入者。」12月22日，拉貝在日記中又記錄了哈茨同日本兵的對峙：「今天下午，克勒格爾和哈茨前去幫助一個被喝醉了的日本士兵用刺刀刺傷脖子的中國人，結果他們自己也遭到了攻擊。哈茨用椅子進行了自衛，據說克勒格爾被日本人綁了起來，日本人之所以能把他捆起來，估計可能是因為他被燒傷的左手還吊著繃帶。我和菲奇全速開車去解救他們，我們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在回家的路上了。但是我仍然又帶著他們返回原處，以便在現場對這起事件進行調查。我們看見了那個日本兵，一個碰巧路過這裡的日本將軍正在扇他的耳光，日本大使館的田中先生也在場。」

關於12月22日哈茨和克勒格爾制止酗酒士兵搶劫和強姦之事，當時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的斯邁思在給妻子的信中也有描述：

今天克勒格爾和哈茨在總部附近一所房子制止一個酗酒士兵搶劫和強姦，他竟然轉向克勒格爾，要把他綁起來再向他開槍！一個中國男孩跑到總部找費吳生，費與拉貝跟著這孩子跑去搶救。湊巧田中和一個將軍巡視安全區經過此地，過來看看是怎麼回事。將軍問這個士兵，他竟說克勒格爾襲擊他！然後又問克勒格爾，克勒格爾說只是禮貌地請他離開！所幸哈茨沒有給那人一巴掌！

在斯邁思看來，哈茨年輕，完全有揍這個說謊的日本兵的能力。

同是德國人的施佩林是南京安全區總稽查，他在致德國使館羅森的一份報告中，也談到他同哈茨一起抓住正在偷盜汽車的日本兵的故事。他在報告中說：「12月17日，許爾特爾（Huerter）先生的汽車在德國大使館被偷。事也湊巧，當時哈茨先生和我同日本領事館的一名官員正在附近，還來得及在第二個街角把偷盜者逮住，我們好不容易費盡口舌才把汽車要了回來。」施佩林已屆60歲左右年紀，但由於哈茨年輕，總算逮住偷車的日本兵。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財務總管德國人克勒格爾，在一份報告中報告了他和哈茨冒著生命危險成功趕走日本士兵強姦婦女暴行的記錄：

12月17日，日本人闖進珞珈路5號，強姦了4名婦女，偷走1輛自行車、被褥用具和其他物品。當哈茨先生和我來到這棟房子的時候，他們迅速地跑走了。

哈茨還有一次自己一個人趕走日本兵強姦婦女的經歷：

哈茨先生報告說，他於12月19日11時30分，在我們總部隔壁院子的防空洞里發現了2名日本士兵，他們正準備強姦防空洞內的婦女。當時洞內共有20名婦女，聽到婦女們的呼救聲，哈茨先生將日本人趕出了防空洞。

除了直接將正在施暴的日軍趕走外，有時哈茨也要同日本憲兵打交道，希望能夠保護婦女免遭日軍強暴。如12月18日，「晚上8時的時候，哈茨先生和一個日本警官帶來了一卡車相當數量的憲兵，他們的任務是在夜間守衛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看來我們向日本大使館提出的抗議奏效了。」由於有日本憲兵的站崗，情況有所好轉，但也發生了被派到金女大值班的憲兵「監守自盜」，強姦金女大女性難民的情況，這讓金女大難民所所長明妮·魏特琳十分為難。

3

記錄和抗議日軍暴行

為了制止日軍暴行，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斷到日本大使館抗議，但日方要求他們必須提供目擊者簽名的證據，這樣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繁忙驅趕施暴日軍士兵的同時，還要對日軍暴行的時間、地點、證人等做詳細記錄，這些記錄後來彙集成為十分重要的文獻資料《南京安全區檔案》。雖然當時西方人士提供這些記錄，並沒有能夠阻止日軍繼續施暴，但卻成為當時日軍南京暴行的珍貴歷史記錄，成為今天我們批駁日本右翼謊言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在《南京安全區檔案》中，從1937年12月15日開始到1938年2月6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共向日本大使館報告了444個案例，除上文提及的案例外，有關哈茨提供的案例還有：

第69案例：第八區衛生總稽查孟財多（音譯）先生12月19日報告，他的位於北平路59號的房子昨天和今天分別被日本士兵襲擾了6次和7次。12月17日，有2名姑娘在這所房子里遭強姦，今天又有2名姑娘遭強姦，其中一人被嚴重摧殘，估計可能沒有活下去的希望。今天，這裡還有一名姑娘被強行拖走。住在這棟房子里的難民都遭到了搶劫，被搶走的有錢、手錶和其他值錢的小東西。該報告由哈茨先生和簽字者檢查核實。（報告人：菲奇）

第185案例：1月9日早上，克勒格爾先生和哈茨先生看到一個中國平民被一個日本軍官和一個日本士兵趕到安全區內山西路旁邊一個池塘里處死的情景。克勒格爾和哈茨到那裡時，這個男子搖晃著站在薄冰破碎的齊臀深的池水中，奉軍官的命令，日本士兵趴倒在一個沙袋後面開始射擊。第一槍擊中男子的肩膀，第二槍沒有打中，第三槍才把他打死。（報告人：克勒格爾、哈茨）

第69案例由哈茨調查核實，而第185案例則由哈茨和克勒格爾親眼目擊，當天11時，他們二人回到寧海路總部後立即向國際委員會彙報了這一慘劇。斯邁思立即向剛回到南京不久的美國外交官阿利森作了報告，並對此事作了評論說明，他說：「185號事件是一個清楚的證據，它表明了日軍在處決平民時的慘無人道，更重要的，同時也涉及到我們自身的是，對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威脅，因為整個地區尤其是池塘里還躺滿了屍體。到現在我們城裡幸虧還沒有暴發瘟疫。然而，如果目前的狀況繼續下去，尤其是如果飲水不潔，我們就始終面臨著暴發傳染病的危險。」南京國際紅十字會主席馬吉在給妻子的信中也提及此事，並評論說：「似乎任何下士班長或是列兵都可以決定任何一名中國人的命運。」

1月9日下午，拉貝、克勒格爾和哈茨一同去德國大使館迎接獲准前來南京的德國外交官羅森博士、許爾特爾和沙爾芬貝格三人，他們一行當天下午乘坐英國「蟋蟀」號炮艇抵達，拉貝、克勒格爾和哈茨找到一瓶香濱酒表示歡迎。哈茨應該將當天上午的目擊也告訴了羅森，後來羅森也將此事向德國外交部作了彙報，他在報告中描述了這一事件的許多細節：

就在1月9日的上午，在我們重新到達前數小時，克勒格爾和哈茨先生（奧地利人）在距大使館很近的地方目睹了武士道精神的一次實際應用：英國庚子賠款委員會和所謂的巴伐利亞廣場之間，使館街的左側，有一個尚未全部封凍的小水潭，一個身著平民服裝的中國人站在水潭齊臀深的地方，潭邊趴著兩個日本兵，他們正在舉槍瞄準，根據站在身後的軍官的命令，他們開槍射擊，將這人槍殺。屍體至今還漂在水中。南京市內和周圍地區的許多池塘和小水潭均已經被屍體污染。需要指出的是，窮苦百姓仍然靠這種池塘的水過日子。儘管我們每天都同日本人交涉，但市自來水公司至今仍未向我們樓內供水，我們一直還在靠深井泵抽地下水。

《南京安全區檔案》中報告日軍暴行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正如安全區負責匯總案例的斯邁思在給日本大使館的報告中所說：「這些事件僅僅是我們收到的眾多報告中的一部分。施佩林先生（委員會總稽查）、克勒格爾先生、哈茨先生以及里格斯先生，他們一直在忙於將闖入的日軍士兵趕出去，這佔去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他們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記錄這些事件。」正如斯邁思所說，有許多像哈茨等西方人士發現的日軍暴行案例並沒有時間去記錄下來，如12月22日，哈茨和克勒格爾在漢西門外發現約有500個平民遭到捆綁槍殺；12月20日晚，哈茨和克勒格爾驅車在中正路、白下路、太平路、國府路一帶發現日軍在到處縱火搶劫。這些案例都不在《南京安全區檔案》所記錄的444件暴行中。

除了記錄日軍槍殺、強姦等暴行外，哈茨還和拉貝、克勒格爾等人一起對南京地區德國人和美國人財產損失情況進行了調查。如1937年12月23日，哈茨參加了由拉貝安排的外國人財產損失調查工作，經過調查發現，共有38所德國房子被搶劫，其中一所（黑姆佩爾的飯店）被燒毀。美國人的損失清單要長得多，共有158所美國房子被搶劫。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哈茨幾乎參加了留在南京西方人士的所有集體活動，如1937年12月21日南京城內全體外國僑民第一次聯名寫信給日本大使館，他們「本著人道主義立場，為了維護南京20萬平民的利益，呼籲制止日軍暴行。」1938年2月15日，在25個難民收容所所長及九區區長第六次聯席會議上決議通過感謝拉貝先生的議案，以及在2月21日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聯名給拉貝的感謝詞中，我們都看到了哈茨的簽名。

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中，奧地利人哈茨、白俄克拉和丹麥人辛德貝格相對年輕。哈茨同拉貝、克勒格爾等德國人包括德國駐南京的外交官關係非同一般，他常和拉貝、克勒格爾等一起活動。如1月30日晚上，哈茨和拉貝、施佩林等前往德國大使館同許爾特爾、沙爾芬貝格一起用餐。另外，哈茨經濟條件不好，在拉貝眼中哈茨是一個「窮鬼」。有一次哈茨穿了一雙克勒格爾留在房間里的長統靴，拉貝在日記中專門為此記了一段，並打趣了一番。

4

哈茨獲准離開南京

到1938年1月下旬，隨著美國、德國和英國外交官陸續回到南京，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有一定程度的收斂，但日本人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直戒備有加，在日軍佔領南京後一個月期間，也沒有批准他們中任何一人離開南京。儘管克勒格爾在上海的禮和洋行總部多次讓他回上海，但到1938年1月13日，拉貝在日記中稱：「克勒格爾曾多次企圖從日本人那兒獲得許可去上海，但到目前為止每次都被拒絕了。」後來，克勒格爾繼續致函日本大使館申請前往上海，克勒格爾稱，「根據我在上海的公司寄來的信件，他們強烈要求且急切需要我到那裡去。因此我不得不重申我的請求，希望能夠獲准前往上海，並懇求得到許可。根據我的仔細調查，南京及其環境是相當安靜的，沒有遭遇狙擊手襲擊或其他的危險。況且這一次我必須冒險前往，因此即使有不幸事件發生，貴方亦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在致函中，克勒格爾申請乘坐汽車去上海，並希望批准參與禮和洋行管理的哈茨開車一同前往上海。10天後，日本大使館終於同意克勒格爾前往上海。克勒格爾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中第一個離開南京的外國人，但日本大使館沒有同意哈茨同行前往上海，而且也沒有同意克勒格爾乘坐汽車前往，而是讓克勒格爾「和一大幫日本士兵上了一節敞篷火車廂」。哈茨只獲准開車送克勒格爾去火車站。5天後，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美國人費奇也被同意離開南京，但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前往上海。

在南京的外國人能夠申請前往上海後，上海西門子公司總部鑒於拉貝的身體情況，也希望拉貝能夠前往上海休整。克勒格爾到達上海後，他於1月28日給拉貝寫信，勸其儘快到上海，他還建議拉貝來上海時，不要用火車託運行李，否則無法從車站運出來。可以讓哈茨為他開車送行李。他說：「我的行里有一輛克虜伯柴油汽車，事實上，禮和洋行有權利使用這輛車，但是，沒有人會使用它，哈茨倒是想開這輛車來上海的。您看吧，可以慢慢收拾行李，讓哈茨把它送到上海，估計至3月中旬，時間還來得及。」克勒格爾建議由哈茨開車將拉貝的行李送到上海。

為了能夠幫助哈茨離開南京，德國使領館的政務秘書羅森曾出面向日本大使館申請。2月16日，羅森致函南京日本代理總領事福井：「關於2月15日我寫給弘田少佐的信件，我很感謝您為魯佩特·哈茨先生乘坐萬通號輪船前往上海和稍作停留後返回南京的行程所做的安排。」「萬通」號輪船大約2月27日前後到達南京。本來拉貝也要坐「萬通」號輪船到上海，後來在英國駐華大使館幫助下，拉貝於2月23日乘坐英國炮艇「蜜蜂」號離開了南京。四天後的2月27日，哈茨和起士林糕餅店的德國人曹迪希（Auguste Zautig）獲准乘坐「萬通」號輪船前往上海。拉貝的行李也是隨哈茨一行被運往上海。

關於哈茨離開南京的信息，我們在德國檔案館裡找到一份駐南京德國使領館官員沙爾芬貝格的報告，該報告中說：

在2月27日離去的還有奧地利人魯佩特·哈茨先生和巴爾特·曹迪希，還留在南京的德國人只有旅館老闆里查德先生和【安全區】警察總監愛德華·施佩林先生。哈茨很願意再回到南京來，但我不相信日本人會准許他回來。

也許為了便於哈茨離開南京到上海後能夠得到德國相關企業的照顧，沙爾芬貝格還專門給南京大屠殺期間哈茨的表現寫了一個證明：「德國大使館駐南京辦事處證明奧地利公民魯佩特·哈茨先生在南京被佔領後出現情況混亂期間，積極投入保護德國財產和帝國公民的中國僱員的行動，為此作出了貢獻。特此證明。」我們真不知道這個證明對哈茨以後在上海的生活有無幫助。

5

哈茨義舉得到高度稱讚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哈茨的英勇義舉得到了留在南京西方人士特別是德國人的讚譽。1938年2月21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在離開南京的告別演講中讚揚哈茨說：「應該提到的是哈茨先生和克拉先生。哈茨先生是理想的司機，他精通駕駛技術，即使是汽車沒有輪子他也能開。」在2月28日拉貝到達上海參加基督教青年會茶會上的致辭中，拉貝不忘再次感謝哈茨，他將哈茨和科拉作為「我的德國朋友」、「我們的機動車維修專家」表示感謝。此時，離德國兼并奧地利還有半個月。

哈茨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義舉也得到了德國駐華大使的高度稱讚。在德國檔案館裡，我們發現在漢口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給已經到達上海的哈茨寫了一封感謝信，時間是1938年3月22日，這個日期是3月15日德奧合併後一個星期了，此時的奧地利已經成為德國的東方省，哈茨也理所當然成為德國人了。陶德曼的感謝信內容如下：

尊敬的哈茨先生！

對於您從1937年11月起義務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以及後來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委員工作以來，冒著生命危險，以人道主義精神所作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於犧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讚賞。

此外，我也真誠地感謝您在這期間勇敢地保護德國在南京的財產所作出的個人努力。

您的行為給我們的祖國帶來了榮譽。

陶德曼

德國大使

在德國外交部檔案里，我們發現陶德曼除了給哈茨寫了感謝外，還分別給拉貝、施佩林、克勒格爾和黑姆佩爾（Richard Hempel）寫了幾乎是相同措辭的感謝信。在給拉貝、施佩林、克勒格爾三人的感謝中，還有一段「請允許我通知您，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請求外交部德國紅十字會建議授予您一枚獎章。」但給哈茨和黑姆佩爾的感謝中沒有。另外，給黑姆佩爾的感謝中沒有提及義務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以及後來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委員的表述。南京大屠殺期間還有一位德國人曹迪希由於年齡較大，基本上沒有參加救護難民的工作，因此陶德曼也沒有給他寫感謝信。米爾斯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提及：對另外兩個德國人——黑姆佩爾先生和曹迪希——也同我們一起渡過了南京被圍困的日子，但前者時常不得不忙於自己的事務，而後者的年齡太大，不能更多地參與我們的工作。不幸的是，黑姆佩爾先生位於中山東路上的一個小旅館卻在日軍進城後被燒毀了。給哈茨的感謝信中，其同其他三人一樣有相同表述。在感謝信中，陶德曼將哈茨當作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其後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當時，德國駐漢口大使館一直認為哈茨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因為在1938年4月1日和19日，德國駐漢口大使館的朗和陶德曼又分别致函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徐謨，報告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德國人名單情況，兩封函件的內容相同。該名單羅列了5名德國人，分別是拉貝、克勒格爾、施佩林、哈茨和黑姆佩爾，其中第4位為魯佩特·哈茨，介紹他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及後來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委員。這份名單中沒有提及城裡另一位德國人曹迪希和城外江南水泥公司禪臣洋行的代表德國人京特（Karl Gunther）。

哈茨在南京的表現也得到了德國駐南京使館行政主管沙爾芬貝格的稱讚，他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說：奧地利人哈茨先生在這裡經受住了考驗，表現出色。

由於在南京的美國人可能對哈茨不太熟悉，在他們的書信日記中對哈茨的評價不多。接替拉貝擔任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主席的米爾斯在寫給妻子的信中介紹了一些西方人士的幫助後，特別提到哈茨和齊阿爾（Zial）對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極大幫助」，他認為哈茨和齊阿爾跟隨卡車幫助運送貨物十分重要。斯邁思也在書信中提及安全區內的車輛主要由哈茨負責調集管理和維修。

6

哈茨之謎

1938年2月27日哈茨離開南京到上海後有沒有再回南京？他到上海後其行蹤如何？如果克勒格爾的報告屬實，作為參與禮和洋行南京分公司管理的哈茨到上海後，應該去禮和洋行總部彙報工作，克勒格爾在2月初去了香港，或許哈茨在拉貝到上海後，他會去見拉貝，但目前尚未發現其他相關資料。

最近筆者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驚喜查閱到1948年1月16日的關於申請移民的公告，發現戰後哈茨到了澳大利亞。其有關哈茨申請移民的信息如下：

魯佩特·哈茨奧地利人，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在澳大利亞居住6年3個月，現在居住在澳大利亞北部通過艾麗斯斯普林斯的阿爾庫塔火車站，他計劃根據1920-1936年澳大利亞國籍法申請移民。

1949年1月18日，澳大利亞移民局正式通過哈茨加入澳大利亞國籍。

除哈茨申請加入澳大利亞國籍的消息外，在家譜網（https：//www. myheritage．com），在澳大利亞一些報紙的相關海報( About people)上，我們還查到一些有關哈茨的行蹤，如：機械師魯佩特·哈茨曾從阿爾庫塔火車站前往達爾文，此行由約翰·薩姆塞爾、斯特內頓等陪同。又如1948年11月19日消息：機械師魯佩特·哈茨曾從阿爾庫塔火車站前往澳大利亞的因弗韋，途經紐卡斯爾沃特斯（Newcastle Waters），此行他由來自布希公園（Bushy Park）的里克·威廉（Nick Wheelin）陪同。

從以上這些零散的信息來看，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哈茨可能離開上海前往澳大利亞，居住在阿爾庫塔，並曾以機械師的身份前往達爾文、因費爾等地，而且哈茨在澳大利亞也有不少朋友。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哈茨冒著生命危險，拯救和保護了許多南京難民，時間過去80年了，而我們對哈茨了解實在是太少了。哈茨出生在維也納什麼地方？其家庭情況如何？他何時來到南京？他在南京做什麼工作？他為什麼要留下來幫助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他留有相關書信文獻嗎？他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後做什麼工作？他有妻子兒女嗎？他什麼時候去世？

圍繞哈茨，我們有太多的謎團，讓我們一起繼續尋找南京英雄魯佩特·哈茨！

餘論

在日軍攻佔南京前夕西方民間人士籌備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過程中，由於德日同盟關係，拉貝被倡議設立南京安全區的美國人推舉擔任國際委員會主席。為了幫助拉貝，克勒格爾、施佩林、哈茨等人主動申請留在南京。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共有20餘位，除了美國人外，主要是以拉貝為首的6位德國人，另有奧地利人哈茨、丹麥人辛德貝格和白俄克拉·波德希伏洛夫（Cola Podshivaloff）、齊阿爾。與留在南京的美國人不同，6位德國人大都是商人，如拉貝是西門子公司南京地區負責人，克勒格爾是禮和洋行南京地區代表，施佩林是上海保險公司員工，京特是江南水泥公司禪臣洋行的代表，黑姆佩爾是北方飯店的經理，還有一位是起士林糕餅店的曹迪希。除了年齡偏大的曹迪希外，其他德國人在大屠殺期間都留下了阻止日軍暴行、救護難民的相關文獻記錄，為保護救濟南京難民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但除了拉貝，同哈茨一樣，我們對克勒格爾、施佩林等德國人也知之有限、研究甚少。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對於絕大多數南京難民而言，由於他們大都是文盲，並不容易分清德國人、奧地利人和美國人以及丹麥人的區別，但以拉貝為首的西方人士在南京難民遭受日軍暴行最為絕望之時，冒著生命危險，伸出援助之手，他們的義舉使南京難民看到了生的希望，心生感激。在得知拉貝要離開南京回國的時候，有25個難民收容所的代表聯名寫信感恩拉貝，並挽留拉貝繼續留在南京，情真意切！在金女大難民收容所，則出現數千名年輕婦女在大草坪上跪求拉貝留下令人動容的感人場面。近代以來，中國人心目中的「洋鬼子」形象，在南京大屠殺後則成了南京難民心中的救命恩人、「活菩薩」！現在南京大屠殺雖然已經過去80年了，但當年曾出手救助南京難民的拉貝、魏特琳等西方人士的銅像屹立在南京他們曾經戰鬥過的校園，在每年特定的日子裡都有許多人來獻花憑弔，緬懷紀念。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在人們遇到危險的時候出手相助。然而在人類文明史上，正是像拉貝、魏特琳和哈茨等人這種超越民族國家的人道主義救援，永遠閃耀光芒。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和人道主義精神，永遠值得我們不斷挖掘、廣泛傳播和深深懷念。

本期編輯：俞月花 蔡美婷

致敬這些國際友人！

他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

展現出的人性光輝力量將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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