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班加羅爾：另一個中國全球化的鏡像

「2004年2月的班加羅爾之行讓我重新找回了思路，我意識到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世界是平的》第一章里，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筆調熱情，是班加羅爾，全球軟體外包的中樞，喚醒了這位「睡夢中的」全球化捍衛者。在班加羅爾，他看到正在變平的世界。

我當然沒有托馬斯·弗里德曼的好眼力。

不過，在2017年初移居班加羅爾之前，和這位美國同行一樣，我雙腳痒痒，被好奇心撓著，跑遍中國後，我跑剛果，跑烏干達，跑哥倫比亞， 世界各個角落裡，我遇到來自中國各地的包工頭、幫派老大、走私犯、娼妓、騙子，還有外交官。

在叢林、礦山，無人抵達的草原，他們架橋開路，我也看到一個更平的世界，不過並非被高科技拉平，而是傳統的水泥鋼筋。

班加羅爾同樣喚醒了我。我從這面鏡子里看到另一個中國全球化的鏡像，中國新經濟時代的全球化。

新班加羅爾人 

索尼世界路口，連接科爾曼加拉區和英迪拉區，在班加羅爾市中心南部區域，是印度創業者的飛地，聚集著大大小小的創業公司、孵化器、天使投資機構。

我在印度的第一項技能，是要學會重新行走，穿過索尼世界路口，到對面的Spar超市購物。

印度南方人大多溫和，不急不躁。但只要坐到駕駛室，這些品格就突然蒸發，他們開車的風格，就像行人走路一樣，突然停車、轉向， 沒有交規約束，也沒有中國遍布大街的攝像頭，司機和行人都成了機會主義者。

穿越或者逼停迫身的車輛，從中趟出一條路，無數次的練習後，我變得嫻熟自信。

似乎是項了不起的成就，尤其考慮到，班加羅爾交通糟糕，已在全印臭名昭著。連巴拉（Bala）也好奇，我是如何適應的。

2018年4月初，班加羅爾東郊的西格瑪軟體工業園內，巴拉和同事剛入新辦公室的第二天，在仍未散去的裝修味里，時隔半年後，巴拉很紳士的再次問起，班加羅爾的日子如何？

我的答案逗得他大笑不止，「只要回中國待上兩周，我就想死這裡了。」雖然誇張幾分，並非信口開河。

他是班加羅爾土著，在矽谷工作17年，前幾年，裸辭惠普高管職位後，巴拉回到故土。

「你為什麼要回來呢？」畢竟，即便班加羅爾再欣欣向榮，也不過被冠之印度「矽谷」。

這個問題或許多餘。2017年中，MoneyTap從紅杉資本融到1230萬美金。

2015年9月，Bala、Kunal Varma和Anuj Kacker創立印度第一個基於手機應用的現金貸平台MoneyTap，給月收入約5000到8000元人民幣的印度白領提供信貸。

他解釋，印度銀行系統由國有銀行掌控，它們低效、僵硬，服務著國有企業和大型私人財團，民眾很難從銀行獲得服務，信貸「痛點」恰好孕育出印度巨大的現金貸市場。

正是由於印度市場的諸多痛點，和矽谷的巨大落差，讓Bala 們意識到印度的潛力。

不僅Bala，印度連鎖茶店Chaipoint剛在班加羅爾慶祝第一百家店開業。創始人Amuleek就是哈佛商學院畢業，在美國工作一段時間後迴流。

而印度另一家電商獨角獸Snapdeal，創始人幾乎擁有一致的經歷。

2016年1月，華爾街日報曾專門刊文《印度歡迎技術精英回家》。

中國人來了  

在席捲班加羅爾的創業浪潮里，2013年1月，在靠近科爾曼加拉區的HSR,普尼特·馬努加成立在線心理諮詢平台YourDost。

2017年7月，他發現，自己業務激增，客戶都是軟體服務外包公司的碼農，他們要麼已失業，要麼很焦慮，擔心自己失業。

這是班加羅爾的真實寫照。以Infosys為代表的外包行業正在衰落。幸運的是，班加羅爾跳上新經濟快車，以電商為例，印度排名前三的Flipkart、Amazon India、Paytm Mall，均落戶於此。

在新經濟時代，班加羅爾的價值也被中國人重新定義。

即便托馬斯·弗里德曼不吝溢美，給班加羅爾戴上全球化的桂冠。它仍是中國人的盲點，一座從貧窮中突圍的IT 城市，僅此而已。在2014年之前，生活在班加羅爾的中國人，不到300人。

2010年左右，成都市雄心勃勃的開通直飛班加羅爾的航線，但乘客寥寥，勉力支撐三年後， 不得不取消。

此前，只有華為，他們是班加羅爾的最早中國拓荒者。18年前，華為總裁任正非決定，在此開設印度研究院。如今，這裡成為僅次於深圳總部的研發中心，員工接近4000人，90%以上是本地人。

最近兩年，中國互聯網企業出海提速，有全球化野心的企業家，開始頻繁造訪班加羅爾。

2017年12月中旬，娶了位印度夫人的李俊傑，聯合中國創業者左利斌和其他幾人，在班加羅爾舉辦第一次中印企業家的論壇。

跨境電商星商創始人張海政遠在深圳，在一個微信群里，偶然看到會議信息，他當即買好飛往班加羅爾的機票。

2018年6月，在深圳龍崗區的辦公室里，張海政告訴我，「準備按100人的規模去招。」

在亞馬遜等各大電商平台，星商的客戶都是外國人。「在深圳找個英語流利的客服，差不多要一萬。」

這位憨直的留美博士算了一筆帳：印度招100人的成本，在深圳只能找二三個人。

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跨境進口零售電商市場的規模約為1113.4億元，增長率為49.6%。 預計2021年中國跨境電商的市場規模將突破3000億元。而印度廉價的人才，為中國電商提供巨大想像空間。

相比張海政，SHAREit王超已是一名印度通。在加入SHAREit前，他在印度有多年媒體從業經歷。

幾年前，SHAREit 在海外收穫幾億用戶的消息傳回國內，許多人才記住它的中文名茄子快傳。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擁有超過 15 億用戶，穩居 41 個國家 Google Play 工具類榜單排名第一，64 個國家 App Store 效率榜排名第一，目前已經成為印度，印尼，中東，南非，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國民應用」。

SHAREit（茄子快傳）誕生於 2012 年企業內部的一次團建。深山裡手機信號不足，沒辦法分享剛拍的照片，於是催生了開發一款可以無網近傳手機 App 的想法。

隨後，SHAREit 在印度開花結果，以跨平台快速無網傳輸的特點迅速打開印度市場。這是中國應用出海的一個縮影。根據 App Annie 的數據，2017 年，印度 App 市場佔比最大的兩個國家分別是美國29%，中國 16%，印度本土 App 僅占 9%。

向東看 

中國企業的熱情，在2017年6月被澆了一盆冷水。

當時，中印軍隊在洞郎地區發生對峙，局面僵持近兩個月。在此期間，雙方輿論不斷發酵，民間的敵意被不斷加熱。

「壞消息」不斷傳來。

「聽說要打仗了，我們還是不來了」；「再看看，等局勢明朗了再說」。原本計劃前來考察的中國企業，紛紛取消。還有人送來真誠關切，「你盡量還是不要出門，別讓印度人打了」。

不過，即便中印關係跌入最近數十年的谷底，依然沒有阻擋印度企業向東看。

2017年6月28日早晨，科爾曼加拉的共享空間Innov8正舉行路演，輪到投資人拉胡爾分享時，他的幻燈片上，列上印度的創業企業外，還一一標註對標的中國企業。

我早已「見怪不怪」。此前，我去拜訪在線醫療創業者Satish，他沒有拐彎抹角，說自己公司要做印度的「春雨醫生」。

原來，他在矽谷專門僱傭了一位斯坦福畢業的中國學生，追蹤、分析中國在線醫療行業的動態，然後譯成英文，供他參考。

中印對峙期間的這場路演，我向印度創業者介紹自己是中國人後，並沒有遭遇一絲敵意。相反，會後，一位印度投資人給我發了六條消息，外加一個電話， 反覆叮囑，「帶幾位中國投資人過來啊。」

根據香港研究機構AVCJ的報告，在2015年和2016年，以阿里和騰訊打頭陣的中國企業在印度共投資32億美元，而在同期，來自美國的投資只有14億美元，不到中國的一半。

阿里巴巴、騰訊持續加註印度市場，印度創業圈學習中文的興緻，也被撩撥。

「中文太難，能學會簡單的對話，那就不錯了。」2018年3月中旬，庫納爾·沙阿在他Wework的辦公室求助於我，要我幫他在班加羅爾覓一名中文教師。

在印度，庫納爾·沙阿是耀眼的創業明星。2015年，他以4億美金出售自己創立的線上支付公司Freecharge時，年僅30。

「成功太早也麻煩」，他半開玩笑，「不知道還能幹嘛。」

還好，兩年後，他找到新的創業方向，雖然他三緘其口，不願透露新項目。創立Freecharge時，他拷貝的對象是Paypal，矽谷知名支付公司。第二次創業，他對標上中國公司。

他不僅要學習中文，在他籌備的項目里，還專門聘來兩位南京大學的實習生，收集中國金融科技企業的資訊。

不過，庫納爾·沙阿(Kunal Shah)或許隱藏了他師法東方鄰居的真實原委。

Freecharge被出售的同一年，它的競爭對手Paytm獲得螞蟻金服注資。彼時，傳言甚囂，騰訊有意入股Freecharge，以求在印度支付賽道獲得一席之地。但傳言沒有兌現。

對手Paytm獲得螞蟻金服的金援，還有成熟的在線支付技術。「那時候（2016年），每個月都有十幾個中國工程師在諾伊達（Paytm總部所在地），現在，他們的後台幾乎和螞蟻的一樣。」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2018年，Paytm創始人夏爾馬(Vijay Sharma)被《福布斯印度》被評為40歲以下最富裕的億萬富翁。去年年初，我在杭州西溪賓館見到他時，他說，幾乎每兩個月，要來一次杭州。

去年，Freecharge再次被轉手，僅以4000萬美元的價格，被一家銀行收購。

「如果騰訊當時投資你們，你覺得，Freecharge的命運是否會不一樣。」

「當時情況很複雜。」 庫納爾·沙阿避開話鋒。

兩周後，我給他挖到一名中文教師——一位在中國手機企業工作的姑娘。此前，她在教小米印度CEO簡恩（Manu Jain)中文。

更中國，也要更印度

2017年2月，負責小米國際業務的副總裁雨果離職，曼努補缺，他還被任命為小米印度區董事總經理。

上任一年後，市場調研機構Counterpoint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小米印度的市場份額達到31.1%，位居第一，超過三星近5%。

在班加羅爾創業圈，一直傳言，曼努主動抱上小米「大腿」，中介人則是他在麥肯錫的前同事特瓦里（Navin Tewari）。

「真的假的？」今年4月初，在班加羅爾Embassy 創業園，我向他求證。

「是這樣的」，他說。有特瓦里牽線，曼努終與小米「二號人物」林斌取得聯繫。

特瓦里創立的移動互聯網廣告公司Inmobi 是印度最早的獨角獸，因此，備受印度創業者尊崇。這部分也與他顯赫的家庭出身有關。

「我現在回家去，祖母還常常說，以後還是回來教書比較好。」他笑著說。

他祖母是印度理工的第一位女教授，家族成員也全都是知識父子，祖母至今不能「原諒」這個已經成功創業的特瓦里。

在班加羅爾，我觀察到中印創業者之間迥異的創業背景。塔塔集團董事英國人阿倫在他的新書《繁榮國度》中提到，印度最成功的前一百名創業者，一半以上都來自種姓較高的家庭，幾乎沒有人出自賤民階層。這和中國形成相當反差，中國最成功的創業者，大多來自三四線的小城，比如湖北仙桃的雷軍，江蘇宿遷的劉強東，福建龍岩的王興等。

不過，階層的天花板也逐漸在被印度創業者捅破，印度最新冒出的獨角獸企業Byju』s就是其中之一。創始人Byju出生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鄉村。

「你覺得和大部分印度創業者相比，鄉村經歷會成為瓶頸嗎？」今年3月底，我將這個問題拋給他。

「不，這是優勢。」 Byju非常自信的回答。

在印度的一年半時間，我接觸的印度創業者，不管Byju，特瓦里還是庫納爾·沙阿，無一不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驚嘆不已，認為印度同行應該向中國學習。

「那麼，中國創業者有什麼可向你們學的呢？」採訪特瓦里時，我問他。

他思考片刻，「印度企業家更有全球視野，或許是因為語言的關係，或許是因為印度的市場還在起步，我們在創業時，就想著其他國家。」

這是特瓦里和Inmobi的故事。儘管在班加羅爾發家，但是美國和中國才是Inmobi最大的兩個市場。

而在上周的軟銀股東大會上，總裁孫正義對另一家印度連鎖酒店OYO 的雄心褒獎不已。它已低調進入中國，在二十多個城市開張。

2004年12月刊的《紐約書評》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評論，中國和印度要想取得更大成就，中國要更印度一些，印度要更中國一些。這個結論，同樣適用於兩國的創業公司。

【鈦媒體作者：志象網；文/胡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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