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的所謂的歷史——簡說譚嗣同的《獄中題壁》

看書看到這裡，就想到了我上小學時的歷史課本，大概是戊戌變法失敗後，提到譚嗣同在獄中寫的這首詩。當時僅知道兩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我記得當時的配圖是譚嗣同在獄中的牆壁上題詩，寫的就是這兩句，只是當時那個瞬間，僅寫好十一個字「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還在往下寫。如果能找到當時的課本可以找出來印證一下。想從網上找當時那幅插圖，可是找不到了，只能用這幅代替。

當時也沒在意，很久之後，才知道前邊兩句，再後來才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譚嗣同的原詩。譚嗣同也挺不容易的，就義後，自己的詩還被人改來改去的。

此詩別稱《獄中贈大刀王五》，我們學到的，已經是不知被改過多少次的了。為此，胡適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大概是這個原因吧。

譚嗣同其他的詩：

為什麼要改其詩呢？大概是為了達到其目的吧。因此，看歷史，不能只看一家之言，應盡量看更多版本，哪怕是觀點完全相反的版本，不要人為設置禁區。期望某一天，能看到相對客觀的歷史！

下面請看附錄：

附錄1：

譚嗣同獄中題詩真偽

1898年6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了戊戌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在***的儡台，重新訓政，繼而大肆的搜捕維新黨人。

康有為在英國人的保護下逃到了香港，梁啟超也在日本人的保護下來到了日本。譚嗣同則拒絕了出逃的建議，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倡也。有之，請從嗣同始。」他決心為變法而獻身。在監獄中，譚嗣同的那首「獄中題壁詩」更是傳誦至今，婦孺皆知。然而根據歷史學家黃彰健的考證，這首詩是梁啟超的偽作。

首先懷疑梁啟超偽造譚嗣同血詩的是王照。王照，戊戌變法前的吏部侍郎。變法開始以後，屢次上述陳述新政，為光緒所重用，變法開始一個月後，被賞三品銜，以四品京堂候補。戊戌政變以後，王照也被抄家查辦，王照因此也逃到了日本。在日本，王照住的地方和康有為僅一牆之隔。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王照經常聽到康梁兩個舜蠓咆蝕？偽造戊戌變法的歷史，其中就包括躺私通血書的事件。

今人黃彰健先生的考證也證實了這一點。這首流傳甚廣的血詩，的確是有梁啟超提供並首先在日本流行起來的。據梁啟超說，這首詩還被日本人譜成樂曲，廣為傳唱：

望門投宿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這麼一首好詩，怎麼可能是偽造的呢？原來的又是怎麼樣的呢？

黃彰健先生進行了進一步的考證。歷史學家的偉大在這時候得到了體現：歷史是不會被隱蔽的，事實永遠是事實，他可以遮蔽一時，但是烏雲終究是要散去的，歷史真實的面目終究是要恢復的。他經過一番周折，真的找到了原詩。從表面上看，原詩和偽造的差不多，似乎偽造是多此一舉，原詩是：

望門透趾思張儉

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

留將公罪後人論

第一句「望門透趾思張儉」被改成「望門投宿思張儉」。張儉是後漢書中的人物。張儉因為畏罪而逃跑，但是他的親友因此而受到株連，有十幾個人被殺，家鄉也被毀掉。意即：今天雖然變法失敗了，但是我不會向張儉一樣逃跑而連累了親友。改動兩個字，但是意思沒變。

第二句「直諫陳書愧杜根」被改成「忍死須臾待杜根」。杜根也是後漢書中的人物。東漢宣帝時，杜根認為安帝已經長大，可以親政了，便向太后上書請其還政。太后則把他抓起來給殺了。譚嗣同在這裡是說，他雖然沒有向太后上書，請其歸政，有愧於杜根。梁啟超改過的詩，仍無礙詩義。

第三句「手擲歐刀仰天笑」被改成「我自橫刀向天笑」歐刀在古代是行刑的時候用的刀。原詩是說，戊戌政變前，面對複雜的政治形式，既不應該向彰健那樣溜之大吉，也不應該向杜根一樣直諫，必須要訴諸武力。但是現在我們策劃的武裝反抗並沒有成功，我譚嗣同也視死如歸，沒什麼好說的了。

但是梁啟超改過的詩把意思全部改變了。以政變後的「橫刀」的被動性來改變政變前「擲刀」的主動性，沒有了武裝奪權的意向。這其實正是康梁的目的所在。他們從來不願意承認武裝奪權的行動，而譚嗣同的這句詩卻把這一行動赤裸裸的呈現在世人面前，這是他們所不希望看到的。

第四句「留將公罪後人論」被改成「去留肝膽兩崑崙」。在清朝刑律里有「文武官犯公罪」的條款，是指因公事失錯致罪，但是不至於謀反。在譚嗣同看來，維新派人士在那種情況下，武裝奪權，迫不得已。光緒的密詔讓他們不要違背太后，但是康有為並沒有執行，相反卻想圍攻頤和園。譚嗣同認為這樣的做法即使有錯，也是公罪，是非得失，還是留給後人去討論了。

譚嗣同是詩更加的坦白，但是對於康梁來說，公罪也是罪，譚嗣同竟然承認自己有罪，這句是非改不可了。這句改了之後也更加豪邁，也是全詩中最為精彩的一筆。

戊戌政變過去已經100多年了，而這首流傳頗廣的獄詩又恢復了它本來的面目。歷史是不會被人玩弄的，它終究是要向世人展現它本來的面目。

附錄2：

欺騙中國一個世紀「歷史巨騙」康有為

近讀《溫故戊戌年》，不是1997年張建偉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的那個版本，而是他在看到台灣戊戌變法史專家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之後寫就的、列居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張建偉歷史報告·晚清篇》之首的那個版本。同一書名下兩個不同版本的寫法，我不知道在中國著作史上有沒有第二。

夜讀新版，心驚肉跳，決不亞於史蒂芬·金的小說所製造出的恐怖。手邊沒有舊版，無法對證新版與舊版之間究竟有多大差別，也就是說看不出張建偉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他已經獲得魯迅文學獎的那個「戊戌年」，也不知道這種標識為「歷史報告」的著作該不該當作正史來讀，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話，那麼不僅戊戌變法史要重寫，而且中國近現代史的上的許多歷史事件都要重寫，許多在這個領域裡耕耘了多年的歷史學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歷史觀念，數以億計的青年學生要更改自己的歷史知識，並會為從小就崇拜被奉為「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康有為和熟背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而蒙羞，進而凡是接受了現行中國近代史教育的中國人都會蒙羞，因為新版中的康有為絕不是戊戌變法的旗手和領袖，而是一個權欲熏心、卑鄙無恥的小人，他用無數謊言製造了虛假的歷史，欺騙了全世界，欺騙了全中國，而且欺騙了整整一個世紀，他還要部分地承擔中國自戊戌變法以來丟失許多良好發展機會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新版《溫故戊戌年》叫做「康有為別傳」或者「康有為盜國記」更合適。

讓我們擇其主要事件來看一看新版中的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後都幹了些什麼。

第一件：涉嫌「剽竊」張之洞門生廖平兩篇文章《知聖篇》和《辟劉篇》，也就是說當年極大地震動中國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是抄襲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為急於馬上在學術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車未上書，只是在松筠庵門前召集了各省舉人，準備上書，但終究沒上，原因是康有為從一個內線太監那裡得知他可能考上了進士，如果他帶頭上書，眼看就要到手的進士「學位」就會被取締，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將前功盡棄；

第三件：為了取悅於光緒帝，也為了用手中僅有的權力泄私憤、報私仇，康有為製造「莫須有」的罪名，硬把許應?當作反改革的典型查辦，許被罷官；

第四件：假傳聖意，說光緒帝允許他直接晉見，還說他上呈的摺子可以不通過都察院傳遞，直接遞給光緒帝，其實變法後他所有的摺子都是通過都察院遞交的；

第五件：製造「偽詔」誘勸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光緒帝給楊銳的詔書中只說要緩和與慈禧太后的矛盾，康有為卻要「圍園殺後」救皇帝，因而製造偽詔；

第六件：錯信袁世凱，康黨中人都說袁世凱不可信，但康有為固執己見，強逼畢永年充當「敢死隊長」，強逼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結果袁世凱告密，但戊戌政變不是因為袁世凱告密發生的，榮祿是在戊戌政變後才被調進北京的；

第七件：戊戌政變的直接原因是伊藤博文的來訪，此前康有為向光緒帝大力推薦伊藤博文，並倡議與日本、英國等國「合邦」，其實就是賣國，也就是說康有為為了實現自己的權欲，不惜賣國，充當漢奸。他與李提摩太交往多年，而李提摩太全是利用他，已經制訂好了完備的分割中國的計劃，只等他上套；

第八件：為了掩蓋「圍園殺後」的計謀，逃到日本後軟禁王照，並與梁啟超一同篡改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原作是這樣的：「望門投趾思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康有為認為原詩暴露了他們的計謀，非改不行，由梁啟超操筆，改成了後來流傳開來的這四句：「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至於為什麼這麼改，新版中敘述未詳盡。

第九件：曾寫信給日本「大同學校」的康黨，叫他們「不得招待孫逸仙」，因為怕孫中山革命黨的「惡名」影響他成為真正的帝師，流亡到日本後孫中山曾經求見，康有為又以帶血詔的欽差大臣自居，說孫中山是「著名的欽犯」，不便見面；

第十件：以假詔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騙取錢財，後輔佐張勳復辟。

與這些大事相呼應的，新版中還敘述了一些可笑的細節，也直指康有為的人格。搬弄迷信，自比孔子；為了上書清帝，用盡伎倆，向多人騙取錢財，包括自家親人和北京望族，以給他的銀子數量多寡分封「賢人」、「大賢人」等稱號；在上海嫖娼多次，不付錢，被妓女追著索要；等等。

也許由於偏見，本人自從接觸戊戌變法的歷史以來就不喜歡康有為這個人，對政變的結果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康有為，但讀罷新版，還是殊為震驚。不單單是因為新版揭示了康有為之壞，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樣一個人怎麼能夠欺騙中國長達一個世紀。戊戌變法的歷史固然複雜，但它總是歷史，總有史實可以考證，而中國絕不少態度嚴謹、不從俗流的歷史學家，可是康有為還是把包括許多學齡兒童在內的中國人都欺騙了，這是為什麼？我不由在想，張建偉的新版康有為是不是完全合乎史實，當今史學界能否接受他筆下的康有為？因為新版中並不是沒有疑竇：康有為究竟為什麼要隱瞞「圍園殺後」的計謀就是其中之一。我甚至不願意康有為這樣壞，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對每一個中國人都太殘酷，尤其是對中國近現代史太無情……其實說來說去，還是張建偉太無情，太勇敢，把這樣一個命題重新提到中國人面前，就看我們怎樣對待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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