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評估中國創新
賈鶴鵬
2018年7月10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與康奈爾大學聯合發布了新一年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瑞士連續8年蟬聯第一，中國則首次在該榜單中躋身前20位，位居第17位。
應該說，這一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創新成果，即中國的創新既在近年來不斷取得突飛猛進的進展，又沒有達到領先和領跑世界的地步。第17位的排名，與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在2017年8月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6—2017》中顯示的中國的位置完全吻合。與此同時，彭博社今年1月發布的創新報告中，中國名列第19位，也是首次進入前20位；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在今年5月發表的涵蓋更多非科技因素（但科技指標仍然佔據很大權重）的《2018年世界競爭力報告》中，中國的排名則從去年的第18位上升到第13位。
這些情況都說明，中外科技與創新政策研究領域，對中國創新體系在世界範圍的排名情況，有普遍共識。需要指出的是，各個榜單的設計，為了公平衡量不同體量的國家，很多指標都用到了均值，還有不少指標小國會明顯佔優（比如科研人員中外籍科學家的比例），所以榜單的排名，與我們很多常識性的認識並不相同。比如，在各個榜單中，美國很少進入前幾名，在彭博社今年的榜單中，甚至跌出了前10位，這不能說明美國就不再是世界科技界的領導者了。
這些研究報告或指數分析比較恰當地反映了中國的創新現狀，也反映了學界的普遍共識。那就是中國牢牢佔據了世界創新領域第二方隊的首位，並不斷向第一方隊進軍。雖然中國創新力在各個榜單中都難以進入世界前10位（但在各單項排名中，卻有不少名列前茅，如科技投入、專利數和科技論文發表等指標），但就中國已經超越了包括澳大利亞和大多數歐盟國家等發達經濟體而言，我們的成就已經相當顯著。近年來，由於各種原因，部分國民甚至包括某知名國情問題專家對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做出了不太符合現實的估計，各種「厲害了，我的國」的說法，取代了嚴肅認真的分析，如不切實際地認為中國可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科技的領導者等，這反而會對我國的科技發展造成不少負面影響。
我們該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創新狀況？尤其是該如何看待我們在國際期刊發文、專利指標以及科研投入上的迅猛進步和在若干核心元器件及其技術上「受制於人」的這種迥異狀況呢？
合理區分各項創新元素
要做出對這些看似矛盾現象的客觀分析，首先要合理區分創新所涉及的各項元素，也要區分不同領域創新的不同特點，還要看到，不同元素和不同領域，其創新的表現並不相同，而且各有自己的生態系統，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無可否認的是我國科學家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文量的突飛猛進。在大多數學科，中國科學家的論文發表量（包括以頂尖期刊衡量的優秀論文的發文量）已經牢牢佔據了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把交椅。那麼，是否這些發表的論文就如同最近坊間一些評論所指出的那樣，是華而不實的擺設呢？
筆者認為不然。
論文發表量和引用量（後者中國同樣進步神速，雖然排名還無法與發文量的排名相比）所用來衡量的，是基礎研究的成果。不論是綜合創新成就超前的國家，還是創新乏力的國家，發表量和引用量都是衡量其指標的不二法寶。就基礎研究本身而言，各項排行榜和各種研究中，都沒有一項指標以基礎研究是否孕育了足夠多的核心技術來為前者定座次。
就基礎研究而言，中國科學家在發文量上的迅速進展，固然有過於拘泥量化考核等不合理的政策因素的影響，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在基礎研究上的成果，就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恰恰相反，這些研究即便單純從數量和涉及的學科領域而言，也可以說得上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自然（本文暫不討論社會科學）及其規律的理解，而這才是基礎研究最重要最核心的目標。
的確，很多中國科學家的研究，包括發表在一些重要期刊上的研究，仍然是在高強度經費驅動下的跟蹤加趕超思路下的產物。筆者在此前多篇文章中就指出，這不能說明中國科學已經取得了領跑地位。但這同樣不能說明，這些研究沒有太大意義。實際從事科研工作的科學家或者熟悉這一過程的學者，都會同意，在基礎科學中的真正的原始創新，是數量很少的。絕大多數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改進和提升，這一點，從論文越來越長的文獻綜述和越來越多的文獻引用中就可見一斑。中國高強度的科研投入和趕超式的科研發展思路，更是將這種情況推到極端。在這一行為範式的主導下，確實存在部分研究不紮實或就事論事，以及少量本來有可能孕育更原創成果的研究，為了發表壓力而提前或拆分發文，從而放棄了長時間耕耘來醞釀大成果的可能性。
但反過來說，難道不鼓勵大量發表，就一定能確保有潛力取得重大創新成果的可能性變成現實么？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合理的科研政策，應該是在目前鼓勵數量的基礎上，能賦予部分傑出科學家足夠的自主性和機動性，讓他們在發文量和醞釀大成果之間進行權衡。筆者接觸的不少康奈爾科學家的實驗室確實不鼓勵多發表而去全心醞釀大文章。但這些科學家的共同特點是已經獲得了tenure甚至是正教授，是在沒有什麼壓力的情況下來專註於知識上的獨特貢獻。即便如此，他們也會選擇一些重要性差一點的研究議題而做一些短平快的論文發表，畢竟在全世界科學界，對於青年科學家和博士找工作來講，publish or perish（不發表就湮滅）基本上都是一條鐵律。
此外也還要區分政策影響和學界氛圍。實際上，單純從賦予苦心鑽研大成果的科學家更大的自主性和機動性上而言，現有科技政策已經沒有本質性的障礙。造成障礙的，往往是校方、學院甚至是PI本人不得不由於各種壓力而做出的現實考量。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就是以論文篇數以及所發期刊影響因子等指標評估科研成果這種做法，對評價守成者和後來者的作用是不一樣的。美國、英國等老牌基礎研究強國，早已形成了科學界高度自律和獨立的氛圍，在這種情況下，相對忽視量化指標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水平相差無幾的小同行、同事的「無情」評議，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但對於中國這樣的後來者，量化指標還是有它的意義。一方面，哪怕十幾年前學界的能力都普遍有限（今日實際上除去中科院及部分研究型大學外，很多中國普通高校科研人員的科研能力仍然不容樂觀），另一方面，人情、背景等因素仍然在發揮很大作用。所以通過強調量化指標來提升普遍研究水平以及減弱資源分配的不公平，仍然有它重要的意義。
筆者上面為受到很多批評的「以量取勝」的做法「洗地」，並不意味著這種做法就完全合理。實際上筆者以前對「數數式」的科研評估有諸多批評，尤其是這一做法與科研行政化的趨勢彼此疊加，讓不懂專業的行政官員來主導對學術的評估和對科學家的認可。此外，筆者也一再強調，論文的數量，包括名刊論文的數量，並不意味著在創新上能實現領跑。這種態度並沒有發生改變。但此處需要強調的是，鼓勵多發表論文本身並不必然意味著科研行政化。鼓勵多發表論文也同樣可以容納對部分傑出科研人員「醞釀重大創新」行為的寬容與支持。關鍵不在於是否在整體上鼓勵論文發表，而在於是否能讓小同行和同事做出基於科學而不是其他考量的判斷。
技術創新與路徑選擇
筆者在上面提到，一些老科學家在近日也以過去，尤其是文革前中國科研取得的成果，來質疑目前國立科研機構單純追逐論文成果的實際意義。這樣的批評有一定道理，但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我國科學發展的方向，已經與文革前科學界致力於「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或開發青蒿素（實際成果是文革中取得的）等為代表的科研方向有了很大的不同。當時中國科研資源極為稀缺，所以科技界的當務之急，是集中資源實現國家目標，通過發表論文來創造知識並不是那個階段的任務。所以，以當時中科院等科研機構（那時的絕大多數大學是不做科研的）取得的應用性成果來否定今日的以論文發表為主要衡量指標的科研路徑的有效性，這並不客觀。今日中國的基礎研究，已經走向了以創造知識和以論文來分享知識並認可成果這樣符合世界主流的基礎科學發展路徑。科學家的論文成果遠遠多於其對核心技術的貢獻，這不是科學家的錯，也不是體制的錯，而僅僅代表著不同的發展路徑和不同的理念。
筆者此處並不是替中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低等不合理現象做辯護，而是強調，對於大多數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他們的任務並不是開發新的供產業界應用的技術。科研成果轉化率這一指標，只有對那些研究目的就是奔著工業應用的科研才有意義。
基礎科研有其路徑，企業的技術開發同樣有其路徑。中國高科技企業在近年來的突飛猛進和核心技術的缺失，同樣是其路徑選擇的結果。應該說，以提升甚至是壟斷製造能力並將研究資源投入到研發中的「（開）發」而不是「研」這樣的戰略，幫助中國的高科技製造業在初始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利用全球化帶來的主要由發達國家開發的技術和製造的核心原件，實現了迅猛的發展。即便我們今日哀嘆核心技術的「受制於人」，也要看到，假如我們的大多數企業從一開始就把資源集中在「研」，尤其是集中在研究出能自主掌握的與西方現有技術和設備不同的核心技術上，那麼很有可能大多數企業並沒有做成今天這樣規模的機會，因為它們沒有機會利用眾多現有的和現成的資源。
技術自主與受制於人
那麼，是否這樣的發展路徑，就必然帶來了受制於人的隱患？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儘可能彌補短板，但有短板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必然受制於人。恰恰相反，中國雄厚的製造能力（絕非一些人聲稱的低端）以及對那些目前還不具備的核心器件的開發應用能力，讓自己更加不容易受制於人。
同樣，按照現有的邏輯，中國企業也在技術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雖然還不能在核心技術上實現完全的自給自足，但在核心原件替代上則每年都會有新進展。造成這種驅動力的核心因素，更多是佔據和鞏固更大市場份額的功利考量。需要指出，這種考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會因為環境壓力，有時強大有時放鬆。如今全社會形成了強大的開發自主核心技術的共識，這種共識也會讓傑出的高科技企業在資源投入上有所調整，在技術升級和擴張上適當加速，但這不意味著推倒現有的發展路徑一切重來。
這一邏輯，正是建立在全球配置資源這一全球化最基本的前提之上。中國需要更多地研究核心的技術和器件，也需要科學界為這一偉大事業貢獻更多力量，包括更加鼓勵科學界進行橫向的開發或者為橫向項目投入更多資源。但這既不意味著我們的基礎科學就要把發表論文換成了做產業技術開發，也不意味著中國的企業就應該放棄了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轉而單純聚焦於獨立技術的研發。中國已經取得的科學進步和高科技企業的崛起與全球化密不可分，我們也堅信，只有繼續堅持全球化這一方向才能讓我們的科學、創新和核心技術開發進一步創造輝煌。
（賈鶴鵬 作者系康奈爾大學傳播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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