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觀察｜貴族可死 精神勿滅

在西方，貴族並不是隨心所欲和奢侈享受的代名詞，也絕不是指暴發戶，它指代的是一個民族中有責任感、榮譽感和進取心，同時具有獨立與犧牲精神的精英階層。在貴族的光輝外表之下，也有著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無奈。

現如今，許多中國的有錢人總是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國去讀貴族學校，希望他們畢業之後可以成為貴族。但當他們發現即使是英國最好的貴族學校——伊頓公學的學生，睡的都是硬板床，吃的都是粗茶淡飯，每天還要經過非常艱苦嚴格的訓練，甚至比平民學校還要辛苦時，他們怎麼也弄不明白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貴族精神究竟有何聯繫。

其實這一點也不稀奇，因為西方貴族所崇尚的貴族精神不是暴發戶精神，它從不同平民精神對立，更不意味著養尊處優、追逐奢華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種以榮譽、責任、勇氣、自律等一系列價值為核心的先鋒精神。

榮譽比生命更重要

西方的貴族精神首先是一種榮譽感。中國古代的皇親國戚，天生就是貴族，還可以靠國家的財政養一輩子。而西方貴族的榮譽則是自己爭取來的，貴族後代除嫡長子之外，絕大多數繼承不了祖輩的爵位和財產，他們只能從事軍職或者教職，最終靠自己的奮鬥來獲得財富和貴族頭銜。即便是嫡長子也不能安享富貴，而是要隨國王鞍前馬後地征戰，戰死沙場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因此，古代歐洲的貴族都具有強烈的榮譽感，他們把榮譽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絕不會為生命而放棄榮譽，而且一旦自己的榮譽受到玷污，他們寧死也不願屈辱地苟活。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軍即將面臨失敗，軍官中有人提議化整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裡，進入山區打游擊戰。但當時南軍最高統帥羅伯特·李將軍卻不同意，他說：「戰爭是軍人的職責，我們要是這樣做，就等於把戰爭的責任推給了無辜的百姓。我雖然算不上一個優秀的軍人，但我絕不會同意這樣做，如果能用我的生命換來南方百姓的安寧，我寧願作為戰爭犯被處死。」

又例如英國的威靈頓將軍，他在滑鐵盧同拿破崙進行決戰時為了在第一時間得知戰場形勢，冒著炮火在前線觀察敵情，他的參謀多次勸他撤下去，可威靈頓巋然不動。參謀只好問他萬一陣亡了有什麼遺言，威靈頓頭也不回地說：「告訴他們，我的遺言就是像我一樣站在這裡。」

犧牲精神可不只是說說而已，西方的貴族的確也是這麼做的。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約有600萬英國成年男性奔赴戰場，其死亡率為12.5%，但其中英國貴族的死亡率卻高達20%，當時英國著名貴族學校——伊頓公學的參戰貴族子弟傷亡率更是高達45%。

按照常理，英國貴族大多擔任軍官，為什麼陣亡率反而遠高於一般士兵呢？答案很簡單，擁有高度榮譽感的英國貴族總是衝鋒在前，撤退在後，而且都堅持輕傷不下火線。

服務公眾義不容辭

另外，西方的貴族從來不因為自己高貴的地位而看不起平民，相反地，在他們看來，保護平民、甚至為他們去犧牲是貴族義不容辭的職責。

中世紀分封制下的貴族，作為一方領地的統治者擁有絕對的權利，雖然擔負效忠義務，但他們並不懼怕作為最高領主的國王，他們怕的其實是衣食父母——也就是自己的臣民。歐洲的貴族與臣民之間，其實是一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如若貴族沒能盡到保護臣民利益的職責，那麼臣民們就會出走，投奔遍布歐洲的自由城市，領主的勢力也就隨之衰落。而這也正是歐洲貴族尊重平民、勇於承擔責任的根源所在。

中世紀貴族「為臣民負責」的傳統，到了現代便轉化為「為公眾服務」的精神。在今天的西方，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諸如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貴族名校，一到周末便人去樓空——學生都到社區、醫院、教堂和養老院當志願者，為公眾服務去了。真正的貴族，不是在學校學打高爾夫球，與民眾們拉開距離，以顯示上等人身份；而是盡量走向底層，接近平民，為公眾服務。

可見，奢侈並非貴族的身份標誌，只有暴發戶才需要用炫耀性地消費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真正的貴族雖然有錢，但並不在乎錢，更不以聚財和享受為人生目的。他們在生活上是低調的，如果有競相攀比行為，那通常也是在各種賑災拍賣和捐助之中。

恪守規則為人為己

西方貴族認為，生活在人的社會裡，人與人是相互關聯的，與人相處時要講原則、講規則，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別人，公平競爭精神就是從這裡演化而來的。比如決鬥，雙方按規則站在20米以內，用手槍互相射擊，直到一個人倒地為止。這裡的規則就很重要，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規則，那這個社會就變成流氓橫行的社會，而充斥流氓的社會一定好不到哪裡去。因此，恪守規則的貴族精神可以阻止流氓社會的出現。

同樣的道理，西方貴族無論在一國之內還是國家之間，都會遵循各種規則，破壞規則就是破壞道義和秩序，最終倒霉的不光是違規者自己，還有整個社會。

比如公元前1135年，英國國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孫亨利二世都認為自己有英國王位的繼承權，但身在英國的斯蒂芬捷足先登搶了王位。在歐洲大陸的亨利二世得知後，便組織了一支僱傭軍前來攻打斯蒂芬。當士兵們開到了英倫三島時，亨利二世發現由於事先沒籌劃好，錢花光了。怎麼辦呢？於是他便給對手斯蒂芬寫求援信，說我出征準備不周沒了糧草，讓斯蒂芬接濟他一些，好把僱傭軍遣散回歐洲。

按照中國的兵法，亨利二世這是犯了兵家大忌，正好可以一舉消滅了他，但斯蒂芬沒有這麼做，而是慷慨解囊，給了亨利二世一筆錢，讓他回去了。後來等亨利二世有錢了，又照樣發動戰爭來爭奪王位，這在中國人看來肯定是忘恩負義吧，可實際上是我們不理解人家的那種貴族精神——幫我是出於道義，並不能阻止我奪回本屬於我的東西，這是兩碼事。

不濫殺戰俘也是對規則的尊重。當一個士兵已經繳械投降，他就不再是戰士了，這時還要殺掉這個手無寸鐵的人，顯然就是無賴了，決非貴族所為。在現代社會的戰爭中，不濫殺戰俘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公認的準則，成為《日內瓦公約》的一個重要法律條文了。

貴族精神不可磨滅

其實，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的貴族精神，本質上都是一種精英精神，其意義並不只在於貴族本身，而是它可以熏陶整個民族。

大家也許不會忘記，在電影《泰坦尼克號》里，下沉的游輪甲板上，人們往來穿梭，各自逃命，而樂隊卻仍在認真地演奏，一絲不苟地繼續他們的工作。當他們面對著逃散的人群，奏完最後一個曲子——聖公會的讚美詩《秋天》的時候，面前已是一片汪洋……然而，他們卻能保持貴族的精神互相道別——「諸位，今晚能與你們一起合奏，深感榮幸。」坦然地就像在音樂廳演出結束一樣。

在整個泰坦尼克海難中，有1500人葬身大海，其中絕大部分是男人。他們中間有億萬富翁、資深報人、炮兵少校，也有著名工程師，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這些「紳士」仍然恪守著「兒童優先，女士優先」的原則，把自己的生還機會讓給那些目不識丁、身無分文的農家婦女。

當人們勸說67歲的頭等艙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貨公司創辦人斯特勞斯上救生船時，老人斷然拒絕道：「在還有女人沒上救生船之前，我絕不會上。」在世界著名銀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留給太太的紙條上，人們看到這樣一行字：「這條船不會有任何一個女性因我搶佔了救生艇的位置而留在甲板上。我不會死得像個畜生，會像個真正的男子漢。」這不正是歐洲貴族「光榮、自豪和威風堂堂屬於那些救助婦孺、慷慨赴難的戰士們」的信條嗎？

所以說，貴族精神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講，都是非常寶貴的財富，因為當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擁有貴族精神時，這個民族就不會被流氓精神和暴發戶精神所折磨，而是活的很快樂、很有尊嚴。

貴族和貴族特權是可以打倒的，但貴族精神卻不可打倒，因為它是以自尊、低調、正直和維持遊戲規則為特徵的一種心靈原則，是整個民族的精神食糧，它的消亡必然帶來流氓精神的泛濫，在破落戶和暴發戶的此消彼長中，人們不再有信仰、不再有敬畏，沒有了尊嚴與驕傲，也就完全失掉了心靈和道德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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