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希臘化時代歷史寫作與古希臘史學流變

最新 07-16

原標題：早期希臘化時代歷史寫作與古希臘史學流變

早期希臘化時代歷史寫作與古希臘史學流變

褚新國

作者簡介：褚新國，歷史學博士，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地區與國別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河南開封 475001。

人大複印：《世界史》2018 年 05 期

原發期刊：《史學月刊》2018 年第 20184 期第 108-126 頁

關鍵詞： 早期希臘化時代/ 歷史寫作/ 古希臘史學/ early Hellenistic times/ historical writing/ ancient Greek historiography/

摘要：波利比阿言辭犀利的史學批評，主要針對以提麥烏斯等人為代表的早期希臘化時代歷史寫作。史評客觀上折射了在社會歷史轉型期間，史學領域同樣經歷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突出體現在三個層面：歷史解釋圍繞人物史展開，編撰方法盛行「從書籍到書籍」，敘事表達強調審美趣求。相關認知能為我們深入考察古希臘乃至西方古典史學的整體發展趨向，提供若干頗具啟示性的解讀視角。此外，還關涉到西方古典史學史上許多大體正確但細節不明的緊要問題。在上述意義上，希臘化初期的著史實踐具有複雜鮮明的時代內涵，絕非城邦時代希臘史學無足輕重的附庸，也非單純所謂「衰落」指稱可以涵蓋。

在古希臘文明歷史悠久而色彩斑斕的發展、演變進程中，城邦體制下的古典時代(公元前5世紀—公元前4世紀)——由遠及近地萌發於愛琴文明(公元前20世紀—公元前12世紀)、荷馬時代(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9世紀)、古風時代(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6世紀)，顯然是代表了其間「沸點」意義上的巔峰境地，並且因而也逐漸成長為偌大地中海世界中最為燦爛輝煌的瑰麗奇葩。事實上，古典奴隸制社會歷史條件下，希臘文明基於人本理性所特有的「多元」「精深」與「先進」，乃至在人類古代文明史舞台上也是十分罕見的。

大約始於公元前4世紀中葉及其以降，馬其頓人先是自北向南侵襲巴爾幹希臘，更由於隨後聯袂希臘人自西向東地征服波斯帝國，不僅有效地改善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以來不斷暴露並一定程度上已有所緩解的城邦體制危機，即為區域間經濟社會進一步繁榮提供優於「小國寡民」的上層建築支持，並且因而也為希臘文明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必要而堅實的社會歷史基礎，特別是在疆域廣袤、族群眾多背景下更為雄厚的物質基礎，更為便利的交融條件。

毋庸置疑，基於特定時間與空間維度互為表裡、交相輝映，養育而成的所謂「希臘化文化」，其社會歷史內涵與外延如此紛繁複雜，以至於當仁不讓地據有極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突出表現為，縱向上批判性地繼承與發展了「古往今來」的傳統遺產，橫向上則集大成地匯聚與綜合了「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在此意義上，希臘古典時代地中海世界的文明積澱，經由全面、系統的回顧、總結與改造、升級，形成了獨具時代內涵與區域特色的「希臘化文化」，「融合」自然是其間首要而共享的特性。不唯如此，更先後分別憑藉相應的政治—軍事優勢(主要表現為亞歷山大與羅馬對外擴張)，在包括黑海、義大利、近東乃至中亞等廣大區域予以推廣傳播。在一系列累累碩果中，羅馬人、猶太人經由「希臘化」而得以「浴火重生」，可謂是典型實例與傑出代表。

有鑒於上，圍繞「希臘化文化」何謂及其如何可能，其中的史學文化則兼具「本體論」與「方法論」的雙重內涵：不僅是為深入理解這一「百花園」性質兼顧了時代—地域的文化的極其特殊而重要的方面、內容，當然因而也為相關探究提供了極其特殊而重要的視角、立場。

顯而易見，論及希臘化時代(Hellenistic Times，約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0年)的歷史寫作，學界往往言必稱波利比阿(Polybius，約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作為「古代史學中的亞里士多德」①，其40卷本《歷史》代表了西方古典史學理性思維所及的廣度和深度。但較之波氏史學，「希臘化時代早期」撰史實踐同樣異彩紛呈，並具有鮮明、複雜的社會歷史內涵與外延，某種意義上甚或更值得探討。

在所有希臘化時代史學家群體中，西西里島陶洛米尼姆人提麥烏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約公元前345年—公元前250年)無疑是爭議最大且備受詬病的一位特殊人物：「提麥烏斯自己渾然不覺——在波利比阿《歷史》卷12中他正遭到駁斥。」②希臘化時代史學成就最高者公然質疑提麥烏斯，足見其在當時編史領域他人難以匹敵的地位和影響：「不知為什麼，他卻竟能作為領軍人物而享有盛譽。」波利比阿史評源於嫉恨這位前輩「如此廣受認可而功成名就」並「說服樂於推崇他的人」，深意卻是旨在系統闡述有關歷史寫作的基本思想：「我將要整體全面地探討提麥烏斯與其史著(40卷本《歷史》或譯「西西里史」，以下統稱「西西里史」——引者注)，以及躬身於歷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鐵肩大任。」③作為《歷史》中唯一整章涉及並可獨立成文的史學專論，該卷深刻折射了以提麥烏斯等人為代表的早期希臘化時代希臘世界史學主流性的貌樣特徵。實際上，相關批判性論述貫穿了《歷史》全書通篇。鑒於提氏以及同樣遭到抨擊的其他人等的史著嚴重散佚，波氏史評作為屈指可數的有力旁證和解讀視角，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希臘後城邦時代」撰史實踐的「離經叛道」，甚或西方古典史學的整體發展動向。

關於本文總的研究理路，大體上或可概述如下：基於宏觀、中觀與微觀三者的相輔相成而相得益彰，嘗試儘可能多地兼顧到相關時段—區間的希臘—羅馬歷史、古典史學文化以及史家群體個案。在「點—線—面」層層推進而漸次深入展開的意義上，結合此三者彼此間複雜而緊密的內在歷史—邏輯關聯，主要圍繞「寫什麼」「怎樣寫」與「為什麼寫」等核心命題，嘗試在不同層次、形態上進行探究。

一歷史解釋：從事件史到人物史

關於《歷史》(或譯「希波戰爭史」)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撰述旨趣，分別身為「西方(文化)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④與「西方政治史之父」的修昔底德⑤已經開宗明義地強調指出了。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一是古典希臘史家關注值得記憶的重大事迹並試圖闡釋其原因，二是他們筆下的敘事主角往往寬泛而抽象。希羅多德筆下人物多為「希臘人和異邦人」組成的「人類」等複數形式(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至少有158個民族之多)，修昔底德專註於「希臘人」和「非希臘人」組成的「幾乎整個人類」。通過解釋事件聯繫而理解人類行為，他們意在表達城邦體制下希臘世界共同體的普遍性利益訴求。如希波戰爭鞏固了希臘人的自由獨立，激發了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希羅多德堅持從人類學與政治學角度闡釋，包括希臘、波斯(含埃及)諸族社會文化與政治體制差異等。深諳軍政實務的修昔底德更是洞若觀火於希臘政治，意識到個人作用在龐大複雜的國家機器中往往無足輕重。典型實例是，尼西阿斯等根本無力為「希臘歷史中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結局承擔責任。即使是深謀遠慮的伯里克利，也無法準確預料瞬息萬變的戰事變幻(雅典瘟疫、既定國策遭到廢棄)。

鑒於「在形塑希臘化世界的諸多元素中，戰爭無疑當是拔得頭籌」⑥，軍政題材理所當然地繼續為當時史家推重。但整體而言較之前輩史家，相關載錄的分量與質量等皆是差強人意：

他們過度放大細微瑣事……將無足輕重的事件轉化為意義重大的事件和行動，載錄其間步兵損失往往10人上下、騎兵甚或更少的戰役。至於圍城……因匱乏實例很難確切描述如何具體展開……另外又如詳述攻取塔蘭圖姆、圍攻科林斯、薩迪斯、加沙、巴克特拉，尤其是迦太基戰爭等，增添了許多他們自己的虛構杜撰⑦。

與此同時，另一方面，書寫者在承襲政治軍事史敘事框架的基礎上，卻不約而同地紛紛提升、彰顯了重大史事中的主要人物。如特奧旁普斯(Theopompus，約公元前380—?年)早期代表作為12卷本《希臘史》，旨在續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其間基於馬其頓腓力王干預希臘事務折射的個人影響，特氏遂撰58卷本《腓力史》以為《希臘史》之續編：「在本書前言中，他聲稱促使其從事著述的主要動因是歐羅巴先前從未誕生腓力王這般的人物。」⑧更典型的實例是亞歷山大及追隨者強力鼓吹源自東方的王權神化，促使寫回憶錄的風氣很快盛行：「亞歷山大死後，當他們為爭搶帝國龐大家產之時，卻也留下了大量歌功頌德的軍事回憶錄。」⑨突出體現在，同時代的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克雷塔庫斯(Cleitarchus)、亞里士多布斯(Aristobulus)、安提克里德(Anticlides)、赫吉亞斯(Hegesias)、托勒密(Ptolemy)等，不遺餘力地頌揚「新時代的阿基琉斯」亞歷山大⑩。與希臘本土相比，以西西里為中心的南義大利殖民城邦即「大希臘」區域史家展現了類似意趣。如早在敘拉古僭主的支持者費力圖斯(Philistus，約公元前432年—公元前356年)的11卷本《西西里史》中，自稱修昔底德傳人的他即極力渲染狄奧尼修斯父子統治(公元前406年—公元前363年)的偉大意義。此外，泰摩利昂等其他「輔助性」大人物也悉數粉墨登場。亞歷山大帝尤為推崇費氏史觀，當時學者同樣認可其史家地位。稍後，杜里斯(Duris，約公元前350年—公元前281年)作敘拉古僭主阿伽托克勒斯的傳記。然而正是強烈不滿於費、杜等人的史著，提麥烏斯另撰《西西里史》(主題是狄氏父子至公元前289年阿迦托克勒斯之死)，全書字裡行間充溢著濃烈的英雄史觀色彩：「卡利斯提尼希冀神化亞歷山大大帝，提麥烏斯則使得泰摩利昂遠比最英明的神靈還要偉大。」(11)

早期希臘化史家倡導以「大人物」為中心的政治史敘事新動向，與古典希臘傳統既有聯繫更有區別。以共性言之，皆在政治倫理視域下強調道德對歷史的深重影響。有學者強調西方古典史學「較早地負有了更高的目的，特別是用以推進道德倫理與愛國主義」(12)，可謂一語中的。如希羅多德奉行多米諾式的道德立場，以此詩意地展示和解讀人類歷史：強大帝國侵吞落後族群慘遭敗績，落後族群通過財富增進建立霸權，應運而生的野心、貪慾最終毀滅一切。修昔底德則通過大量論載人性優劣發掘伯戰的道德內涵，包括正義、懲罰、毀滅、無為、暴力、強權、復仇等(13)。在關注重大事件史的基礎上，古典希臘史學的政治倫理視角似乎過於寬泛且抽象。突出體現在就宏觀層面而言，他們有關歷史進程的解釋主要是藉助了某些歸納概括性很強的基礎術語。譬如波斯帝國與雅典帝國的興衰沉浮生動演繹了「擴展—衰退」的歷史規律，其間的核心是「淤滯」(14)。微觀層面通常是與主角「人類」內在一致，熱衷於民族文化心理等議題。如希氏有關呂底亞王克洛伊索斯趣聞軼事的論載，顯然意在彰顯以梭倫為代表的希臘城邦體制下的公民美德。始於希、修以降的公元前4世紀，希臘史學更加強調「清晰展現道德垂範並使之成為撰史的首要焦點」(15)。

早期希臘化時代「人物史」寫作的顯著特點是，題材擇取、場景描繪、人物刻畫等進一步具象化、寫實化。關注歷史進程中大人物的作為，更深層次地體現是：道德修為成為原因探討的重中之重，並順理成章地轉向對逸聞瑣事(外在表現)、性格心理(內在起因)的查究。具言之，即大人物影響決定歷史，道德素養影響當事人成敗得失；性格心理制約道德修為，凡此通過趣聞軼事全景展現。作為一種普遍現象，誠如波氏指出的：「有些作者載事中引入了聳人聽聞嘩眾取寵的因素」，「他們中或將一切歸結於命運」，「而另有人津津樂道於發生的奇聞異事」(16)。典型實例如特奧旁普斯《腓力史》複雜矛盾的敘事結構和思想內容，充分展現了德性修為與政治成敗須臾不離：承認腓力作為影響當代希臘史主要力量的事實有目共睹，同時對其「驕奢狂妄」的心性、「荒淫糜爛」的私生活等予以激烈的道德批判：

全書通篇首先將他描繪成為貪戀女色，竟至驕奢淫逸而最終危害家國；其次……為邪惡奸佞；再次……友朋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見其爛醉如泥……腓力在馬其頓的宮廷藏污納垢，彙集了希臘或國外所有最為縱情聲色、厚顏無恥之徒……因為整體上腓力對於勤儉節約的清廉雅士興趣不大……實際上有什麼寡廉鮮恥、聳人聽聞的行徑他們尚未操刀，又有什麼正當合理、值得稱道的物事他們尚未毀棄?

在宣稱撰寫一位與生俱來德才兼備的國王實錄後，他指控其凡事窮奢極欲(17)。

與特氏相比，曾追隨亞歷山大東征的昂西克里圖斯(Onesicritus，約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90年)通過《亞歷山大的教育》(模仿色諾芬《居魯士的教育》)，將軍功顯赫的一代天驕塑造為踐行犬儒學說的道德英雄和希臘文明的熱切傳播者。該書集中展示了當時普遍流行的撰史思想，開創了浪漫化傳記寫作的先河：側重於亞歷山大青年時代成長、就學經歷，還大量涉及其私人生活(如血統、心性等)(18)。實際上，它僅為前述亞氏傳記史學編撰熱潮中的實例之一。

早期希臘化時代先驅史家特奧旁普斯有關希臘世界敗落的倫理化解讀，對提麥烏斯、杜里斯等諸多後來的優秀史家影響深重(19)。突出體現在，他們道德史觀視域下的「人物史」意向惺惺相惜而異曲同工。如提氏《西西里史》同樣傾向於通過道德視角深入反思嚴重的現實問題，即曾經輝煌的西部希臘何以竟臣服於迦太基、羅馬等新興的蠻族勢力?鑒於此，僭主體制下當權者的道德素養則成為討論核心：包括狄奧尼修斯父子統治，特別是因政見不合而迫使提氏流亡海外數十年的阿迦托克勒斯——《西西里史》將其駕崩作為敘事重點，顯然絕非偶然之舉。而這一點，招致了秉承修昔底德嚴肅政治史敘事傳統的波利比阿的強烈反對：

說是阿迦托克勒斯早年曾是人所共知的男妓，時刻準備委身於最荒淫無恥喪盡天良之人，(猶如)寒鴉或禿鷹一般諂媚逢迎任何慾望需求者。

我們務必深度質疑提麥烏斯的癖性。他告知我們詩人與作家通過專註特定題材而在作品中展現各自天性。他說荷馬總是盛宴款待筆下英雄，表明他或多或少屬於饕餮之人。亞里士多德作品中時常出現廚藝秘訣，表明他當是美食家和講究人。同樣地，僭主狄奧尼修斯偏愛女紅暴露了其扭捏陰柔的氣質……簡言之，喋喋不休於愚昧迷信和荒誕不經(20)。

上述材料表明，以提麥烏斯為代表的早期希臘化時代史家主要是通過羅列趣聞軼事、揭櫫性格心理等，強調對重大史事中所涉「大人物」的道德評價。而且，這一點很大程度上甚至提升到了學術研究的理論層面(21)。波利比阿如果是僅從真偽以及實用與否等層面發議——包括聲稱「大肆渲染聳人聽聞事件一無是處」，且閱讀、關注它們「毫無價值」，「我們必須譴責未能引領讀者關注世上正常或普遍發生之事的著述家們」等(22)，似乎是弱化了問題的本質所在。

早期希臘化史家直觀地認為歷史實為大人物集合併寄望與之，究其原因主要是社會政治環境的劇變：君主專制背景下，少數軍政強人的現實影響日益凸現。倘若考察古典希臘史學流變軌跡，不難窺探其中端倪。毋庸置疑，「希臘人的政治理論核心是對城邦本質的反思」，正如古希臘人所言「注意城邦的利益是你的職責」(23)。特別是在希波戰爭(如日中天)、伯羅奔尼撒戰爭(江河日下)、馬其頓勢力南侵的時代背景下，文史哲諸家不約而同地將反思逐漸推向高潮。突出體現在伯戰暴露了民主體制的致命瑕疵，而戰後雅典30人軍政府聲勢浩大的清洗運動，更是讓人對城邦政治喪失信心。籲求德才兼備的領袖人物、甚至鼓吹專制統治的合理性，一時成為奴隸主有識之士探索國家模式的理想起點。基於此，修昔底德不得不心懷隱憂地正視和關切個人日益顯要的政治影響：「國家的失政常常和個人的奢侈是聯在一起的」，「不久就會引起城邦的毀滅」(24)。事實上從第五卷第二章開始——「當時雅典和斯巴達兩個最有勢力的政治家」促成和約的實現，逐漸有意識地將個人力量視作影響戰爭走向的重要元素(25)。然而，他全神貫注的是希臘兩大陣營的政治關係(26)。故此，鮮有關於某一當事人的具體評價(偶或論及「極少數陰謀家」後則裹足不前)——包括盤踞雅典結黨營私的安替芬、亞西比得、克里昂等奸佞之徒，以至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紛紛撰文指責其不明是非。如果說希羅多德通過契合時人審美情趣的故事講說(與荷馬史詩傳統惺惺相惜)，展現了對希波戰爭詩意的英雄化解讀，而修昔底德則似乎是有意書寫了一部根本沒有英雄人物的戰爭史。

隨著城邦體制生命力瀕臨枯竭，蘇格拉底與修昔底德一定程度上的擁躉色諾芬「去宏大敘事」視域下的「人物史」意向明顯增強。表面看來，7卷本代表作《希臘史》(標題為「公元前411至前362年希臘史事錄」)(27)屬於典型的以重大事件為中心的政治軍事史：起於修昔底德中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終於曼提尼亞戰爭。是時希臘諸邦混戰與同盟層出不窮，卻始終無法找到救治的出路。特別是作為繼伯戰後最為慘烈的自相殘殺，曼戰並未帶來穩定與秩序。正如伯戰之於修氏，直到曼戰促使色諾芬通過撰述《希臘史》為時代揭示一種解讀框架：希臘支離破碎的根本原因、求解之道究竟何在?《希臘史》卷首似乎有意拋卻開宗明義的正式「前言」：鑒於伯戰以後的希臘世界動蕩衰敗，匱乏單體性的重大事件統攝全書。事實上，色諾芬根本無意系統地載錄當時希臘的軍政事件。相反，貫穿其中的是道德面相，包括所論議題與撰史目的。一方面，道德元素是解讀希臘動蕩的主題：傳統的虔敬、忠誠等公民美德逐漸讓位於貪婪、奢侈而走向幻滅。另一方面，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能否在痛定思痛中實現道德復興。卷二、四、五、七中有關撰史意旨的論述表明，歷史寫作意味著提供鏡鑒。

色諾芬史學著述的核心論題凝縮於《希臘史》卷五及其餘後章節(28)，即主要在道德視域下集中反思斯巴達的衰敗。色諾芬先前曾通過《斯巴達政制》與《阿格西勞斯王》(古希臘散文史上第一篇頌詞作品)，強調僭主體制下王者雄才偉略為斯巴達帶來穩定與繁榮。然而在成熟的《希臘史》中，有關論載明顯具有深層的批判性質：希臘動亂部分是因斯巴達霸權主義引致眾叛親離，並以承擔主要責任的阿格西勞斯為「解釋斯巴達霸權野心滋生而腐化墮落的普遍規律」(29)。顯而易見，色諾芬開始自覺而深入地反思「大人物」的實際影響。而且與蘇、修相比，他的主張具有濃厚的折中意向：既然人性瑕疵而世事無常，不滿當時甚囂塵上的個人英雄主義(包括公民的無政府傾向、野心家的獨裁嗜好)；同時認為通過理性的自控節制，領袖能夠為城邦發展提供正確導向。與此內在一致，色諾芬鼓吹智慧美德型的君王典範——如卷七插敘有關塞薩利僭主亞森的人物評價，表明個人功敗垂成與德行舉止互為表裡。不僅如此，與領袖有關的細枝末節性史事也成為載錄的重要內容。倘若將《希臘史》與《長征記》(美化本人遠征小亞的軍事回憶錄)、《居魯士的教育》(美化德才兼備的專制統治而反對柏拉圖「哲王」主張)、《希洛傳》(評判西西里僭主體制)等結合而論(30)，某種意義上似乎可以說，古希臘史學流變始於色諾芬，《希臘史》則為希臘化伊始的史學編撰預設了過渡性伏筆。

現在的問題是，波利比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了古希臘史學中的這一流變?倘若查究波氏有關特奧旁普斯著述實踐的史學評論，或許有助於說明這一點。毋庸置疑，《腓力史》實為以人物史為中心的「希臘史」。而且追根溯源，先前創作的《希臘史》似乎也已兼有強烈的「人物史」色彩。關於從《希臘史》向《腓力史》的遞嬗，如下論斷不難明示：

沒有人能夠贊同這位史家的整體計劃。致力於撰述始從修昔底德中斷的希臘史，恰是臨近留克特拉戰役和希臘史最為搖曳多姿的時代……改變計劃而決意載錄腓力史。確信與將希臘史包含在腓力史內相比，若將腓力業績涵括於希臘史更為莊重、合理。因為即使沉迷於王室事務之人若有能力並發現適當機會，本會毫不猶豫地將著述主體與標題轉向希臘；沒有既已開始希臘史寫作且有所斬獲的心智正常之人，將會以此交換誇大其詞的國王傳記。究竟是什麼致使特奧旁普斯忽略了如此昭然若揭的矛盾所在，除非他無意寫好希臘史(31)。

顯而易見，波利比阿嚴重誤讀了特氏撰史的時代背景及其蘊含的現實指向。須知，「從腓力二世開始，馬其頓就成為希臘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激情的主題」(32)。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歷史》竟也同樣體現了濃厚的「人物史」意向。試想，遭逢一個英雄輩出的偉大時代，波氏豈能熟視無睹於「大人物」事業的芬芳?突出體現在，《歷史》中的原因解釋採用了兩條並行不悖抑或折中性質的邏輯進路：一是繼續強調政體優劣說明了希臘、羅馬與迦太基三方勢力的興衰沉浮，二是毫不隱諱「大人物」無足輕重的歷史影響。就其「人物史」內涵而言，我們認為需要明確兩點。其一，標題表明特定章節往往是以人物為中心載論史事，如關於布匿戰爭、三個希臘化王國(特別是希臘本土)事務等。其二，大量涉及逸聞趣事、心性品質且強調對當事人得失成敗的道德評判，如論載亞拉圖斯、希羅尼穆斯、希洛王、腓力二世、漢尼拔、西庇阿、斐洛波門、阿迦托克勒斯、狄奧尼修斯、哈米爾卡等「大人物」(33)。相比之下，這一點在論載馬其頓王者腓力五世的事迹中體現得特別典型。在此不妨摘引兩則，以資明鑒：

他的心性徹底逆轉且明顯墮落……鑒於顯赫地位和卓越才智，這位王者身兼的正邪動力引人注目，並在整個希臘廣為人知；他的正邪動力的實際後果對比鮮明。

較之腓力，沒有哪位先前君王兼有成為一名好或壞的統治者更多的稟賦素養……我不像其他著述家們……而是……向讀者表達我有關君王以及其他大人物的立場觀點(34)。

倘若素以理性著稱的波氏尚且深陷其中，或從側面表明是時「人物史」著述意向的現實普遍性?

二編撰方法：從直觀調研到坐而論道

「求真」歷來是優秀史家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更是衡量史著價值的重要尺度。鑒於史料真實是史書可信的基本前提，凡嚴肅學者皆重視材料收集和辨偽考證。古希臘人作為事必躬親的旅行探險家或軍政實務家，重視實踐調研並以可證資料為基礎。首先相信本人對事件的直觀洞察，而後是可靠知情人的目擊證言。如希羅多德強調實地調勘、親身探訪，反對照搬先驗之見。《歷史》卷二、四表明其最初具有濃厚的地理學、人種志興趣，遍訪地中海沿岸山川地貌、碑銘史跡。正是在廣泛遊歷中(包括積极參与伯里克利時代雅典文化生活等)，他尋獲大量真實信息並決意成為一名歷史家(35)。希羅多德訴諸證據展現希臘與異邦人的豐功偉績並告知所悉實情，主要是憑賴口述材料。鑒於口傳信息存在記憶殘損、眾說紛紜等嚴重缺陷——如希氏因文化差異及認識水平等常常難以辨明真偽混雜的埃及(宗教信仰、風土民情)文獻材料，修昔底德強烈抨擊「其他希臘人」撰史中過於輕信(36)。雖然提高了史料批判的嚴謹性(希羅多德允許提醒讀者後載錄無法直接證實之事)，但修氏撰史很少借鑒書面證據。除非是無法獲取確切可信口述材料，則偶爾採用。如第一卷第十章中有關波斯王來往信函、德爾菲祭壇銘文、亞細亞馬格尼西亞市場地米斯托克利紀念碑等。即使在為數不多的書面文獻中，它們的來源渠道也極其偶然(如私人途徑獲得或抄錄雅典碑銘)。典型實例是，全書僅直接提及9份文件(卷八、卷五各3份，「十年戰爭」結束期間雙方涉及休戰、和平與同盟的3份)，且其中3份尚未生效(斯巴達與波斯針對雅典的密約條文)。

古典希臘歷史寫作中書面文獻無足重輕，不僅是史學觀念(告知真實情況)的產物，同時也與文獻保存狀況有關。公元前5世紀，希臘世界(包括文化中心雅典在內)的書面文獻嚴重匱乏。通過比較研究口頭與書面知識信息交流的複雜狀況，表明直到公元前4世紀雅典人(含有演說家、劇作家)主要依賴口述傳統表達思想和日常交際。突出體現是雅典城邦公共碑銘和書面文檔持續增加，但文檔保存系統性差而較少受到參閱，且題銘也並非受到廣泛閱讀。後來「文檔意識」強烈並開始重視書面文獻，書寫活動對於全體古希臘人而言仍舊更多具有象徵性內涵——如賦予發展中的城邦政體組織以紀念意義抑或宗教權威等。而且古希臘並不存在類似於中國的官方性「記事者」，更遑論專為行政管理載錄重要材料的文獻檔案了。如此說來，當時的希臘遠非書籍與文檔發達的社會。一方面，書面記錄主要集中於「公共書寫」層面而非私人生活領域，即使書面紀錄其最典型的公開運用也僅是為了展示值得仿效的人事與政令；另一方面，希臘人顯然未能充分利用書面記錄的潛在優勢，且文獻材料中口述性質比重遠高於書面載錄(37)。鑒於此，古典希臘史學雖是「一種優秀的書面活動」(38)，卻不得不憑藉口傳材料。既然缺少充裕可信的文字證據，為了寫出切實有用(特別是著意於全面反映城邦體制現實情況)的歷史著作，以修昔底德為代表的古典希臘史家堅決拒斥「當代以前的歷史」。於是，書寫者親身參與或耳聞目睹的重大事件(如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理所當然地成為不二選擇。誠如論者所言，「每一代歷史學家構建他們本人時代的載錄並由此堪為一種調研的自然法則」(39)。

城邦時代希臘史家對於撰史中是否擁有原始的一手書面文獻普遍不以為意，還與特定歷史條件下史著的主體材料來源及其誦讀、傳世等諸多實際情況密不可分。當時毋庸置疑的事實是，通常一部著作首先是在作者的私密圈內獲得交流與認可，而後才通過出版發表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其間為了適應廣大讀者與聽眾的審美情趣，著者往往需要使書面表達更加口語化。典型實例是修昔底德採用季節乃至整年性的敘事結構——如「在整個夏季中」「直到冬季開始的時候」，以及「戰爭的第一(至二十)年」等，或為一種刻意為之的敘事策略而非單純謀求精準明確。亦即，通過與口述傳統內在一致以便作品的記憶和傳世：「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40)另一方面，希臘社會從口述轉向書面經歷了漫長複雜的歷史過程，書面記錄問世後很長時期內仍主要繼續提供口述功用(如世人面前公開朗讀)。倘如是，修昔底德廣泛引用口傳材料、大量構撰演說詞(同時不大注重條約、碑銘等文檔)，似乎也意味著單憑書面材料自身很難表達複雜思想。如此說來，色諾芬《希臘史》敘事口述色彩濃厚(41)，表明這些直到古典時代末期依然受到重視。

倘若現場目擊較文字證據可取，城邦時代希臘史家也就不可能形成明確的歷史文獻學概念。與之相比，希臘化時代的知識文化氛圍頗為類似於近代西歐史上的所謂「博學時代」。突出體現是以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為學術重鎮，大規模有關先前古典文明成果的收集整理、校勘彙編等研究性工作蔚為壯觀。如詩界領袖兼目錄學家卡利馬庫斯(Callimachus，約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45年)編纂120卷本《希臘圖書總目要覽》，明確將古典希臘知識成就分為8大類別(戲劇家、史詩與抒情詩詩人、法學家、哲學家、歷史家、演說家、修辭學家、雜著作家)，折射了希臘化時代的博學特徵(42)。對此，長期身為軍政實務家的波利比阿似乎同樣體會深刻：

我們時代所有的藝術與科技如此突飛猛進，以至於其中的多數學問或可認為已成體系。既如此，歷史最有用的部分理當寫好(43)。

與此相關的卻是，早期希臘化時代中的優秀史家多為書齋型知識精英而普遍缺乏軍政實務：

這一點顯而易見。特奧旁普斯、特別是我們現在論及的提麥烏斯實乃同類情形。

有意否認通過遊歷、探訪而親身參與任何戰爭、政治抑或其他實踐經歷(44)。

書齋型知識精英「坐而論道」，很大程度上有力推動了歷史寫作的學術化、專業化進程。就宏觀層面而言，它主要表現為專論性的史學批評蔚然成風。希羅多德曾抨擊赫卡塔歐斯(Hecataeus)等早期愛奧尼亞史家，修昔底德則認為希氏、赫拉奈庫斯(Hellanicus)等一無是處，但也僅是零星品評。至希臘化時代，人們理論總結歷史寫作的熱情似乎突然迸發，專論性史評著述紛紛湧現。如提麥烏斯非常熟悉古典希臘及亞歷山大統治期間的撰史狀況(至於品評是否客觀公允則另當別論)，包括「亞里士多德、特奧旁普斯、卡利斯提尼、厄弗魯斯(Ephorus)和德摩卡勒斯(Demochares)」，「此外他還譴責了其他所有的歷史學家」(45)。而後，則是以提氏為代表的早期希臘化史學遭受波氏抨擊。波利比阿甚至認為其之所以能夠成為當時撰史領域的標杆人物，實則憑賴巧舌如簧地評判他人：

究其原因是，正像其整部作品如此連篇累牘於吹毛求疵與辱罵惡言……我以為他操刀這類伎倆似乎孜孜不倦且有與生俱來的天賦。

由於能言善辯以及對他人的聲色俱厲，他大放異彩(46)。

實際上，在希臘化時代早期，類似上述的史學批評並非一家之言，如同期的托勒密埃及史家曼涅托(Manetho)《駁希羅多德》等。進而言之，隨著西方古典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成熟，明確系統的專題性史評更是層出不窮。如奧古斯都時代優秀的希臘修辭家兼歷史家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論修昔底德》，帝國初年偉大的希臘傳記史家普魯塔克的《論希羅多德的惡意》，稍後羅馬著名的文藝理論家琉善(Lucian of Samosata)的《論撰史》等。

微觀層面主要表現為，早期希臘化時代史著多是從書本到書本性質的「坐而論道」。與前輩同仁重視實地調勘、親身探訪大相徑庭，書齋型史家普遍強調全面徹底地據有書面文獻：「倘若一度曾經接近事實真相，則類似於畫匠從故紙堆中尋章摘句」；「這一點非常切合提麥烏斯，因為他並非通過實地調查的證據撰史。」如據《西西里史》卷34，提氏自稱「背井離鄉偏安雅典50有年矣，我得承認，沒有實戰經驗抑或親身的現場調查」。在博覽群書的基礎上他們展開了艱辛的史料工作，舉凡當時留存的典籍文獻大多深入研究以求充分掌握：

單是收集歷史所需文獻也是一項非同小可的工作……據他說，他自己在收集亞述文獻和調查利古里亞人、凱爾特人、伊比利亞風土民情過程中嘔心瀝血(47)。

事實上，書齋型史家著述實踐中的取材來源往往十分廣泛(如題銘、石碑、檔案等)。而且正是基於掌握了大量相關書面材料，學富五車的提麥烏斯們才能理直氣壯地批判前人史著。

儘管波利比阿坦承提氏等人在「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展開歷史寫作」，但對其「坐擁書齋」強烈不滿：「居留雅典近50載得以大量接觸前人作品，他自恃具備撰史的素養能為。據此看來，我以為是大錯特錯。」而且正因輕忽實地調勘與親身探訪，導致《西西里史》漏洞百出：「對阿非利加孤陋寡聞」，「諸如此類的謬誤同樣顯見於有關當地動物的論載」，「就科西嘉而言，他提供了與非洲情形類似的不著邊際的論載」。總之，「似乎有意講述與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物事」。凡此種種表明，有關阿非利加、撒丁，特別是義大利的論載皆與事實不符(48)。鑒於此，波利比阿連篇累牘地嚴厲抨擊以提麥烏斯為代表的早期希臘化歷史寫作的編撰方法：

我們據此認定整體上他對待調查研究倉促草率，而這恰恰正是史學的首要急務。

紙上得來輕鬆便捷，僅需接觸文檔豐富的某一城鎮抑或附近有一圖書館即可。

敘述是基於主動、被動地身臨其境，抑或基於自查文獻、轉引他人(49)。

波利比阿由是認為，倘若一味沉溺於「古代傳世文獻無法自拔」，最大的危害則是難以正確地闡釋歷史。在此意義上，「兼有實踐經驗與精讀文檔之長」的波氏表達了其核心的史學觀念：

系統的歷史研究包含三部分：一是深入研究回憶錄……二是實地勘驗……三是躬親政治實務……有些人撰史過程中看似合情合理，即如同紙上談兵的醫務工作者(50)。

上述數則材料表明，希臘化時代歷史寫作的文獻來源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重視直觀調研到轉而強調「從書籍到書籍」。而身處希臘化中葉的波利比阿對城邦時代、希臘化早期史學實踐的批判性理論反思，客觀上似乎也從側面折射了古希臘著史方法的進一步成熟和完善。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書齋型史家撰述的首要優勢在於，往往能夠追根溯源地網羅多種抄本、遍覽最好的同題文獻——而這卻是古典希臘時代很難完備，且又通常遭到否棄的歷史條件。與此相關的是，希臘化早期歷史寫作的博學多識性為日後大規模的歷史、地理、古物研究，提供了大量極為寶貴的民俗學、人種志、神話學、語源學等文獻材料——儘管這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充分顯現。事實上以提麥烏斯為顯著標識，以後羅馬時代流行兩種並行不悖但頗為近似的史學方法。一方面，在希臘語地區史家中，繼續強調「從書籍到書籍」；另一方面，就羅馬本土民族史家而言，熱衷於利用當事人回憶錄以強調權威可信。相形之下，曾被古典希臘史家奉為圭臬且由波利比阿弘揚的直觀調研則鮮有問津。當然不可否認，與希臘城邦時代相比，希臘化時代讀寫能力與其書面文獻的發展水平，似乎也很難短期內獲得質的飛躍性提升——實則就整體而言，西方古代社會的讀寫能力普遍不高，且書面紀錄也並不發達(51)。倘如是，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不能過於誇大希臘化時代書齋型史家群體「坐而論道」的普遍適用性，以及古希臘史學編撰方法流變過程中的突兀性。相反，還應當輔以一定的直觀調研。

三敘事表達：從如實直書到偏重審美

公元前5世紀後期智者學派掀起深入廣泛的知識運動，進而確立了全盛時代古典希臘文明兩種主要的文化領域(修辭學與哲學)，繼起的伊索克拉底與柏拉圖則分別是互相競爭的領軍人物。然而，哲學從來主要屬意於少數精英人士，「希臘文化在其最高水平上所採取的標準形式是修辭學，是演講的藝術，也是寫作的藝術」(52)。較之柏拉圖等相對濃烈的「哲學意味」，伊索克拉底堅持認為演說術作為修辭學的核心必須關注現實重大政治問題。誠如論者所言，「修辭學傳統中伊索克拉底引發的首要變革是賦予了修辭藝術一種清晰的政治意向」(即雄辯「等同於為城邦吶喊」)(53)。基於是，西方史學近代真正專業化前與修辭學關聯緊密。究其原因，一方面，「古人或將認同歷史並非一門科學」，很大程度上而是修辭學的分支(54)；另一方面，最為關緊的或許在於，史學與修辭同樣側重政治主題(如為增強說服力，伊索克拉底演說詞中經常列舉歷史實例)。事實上，抽離了政治背景根本無法理解希臘修辭學的本質特徵。

修辭學作為「演講或書寫者自覺的媒介操控，目的是盡量確保其主題思想能為特定受眾欣然接受」(55)，廣泛應用於政治、法律、史詩、戲劇、哲學等諸多領域，但在歷史書寫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就城邦時代希臘史家的相關實踐來看，一方面，作為說服的藝術仍主要圍繞演說術展開，且正是著意於如何明確有效地傳達政治主張；另一方面，構撰演說詞的直接用意，是幫助說明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與當事人的行為動機，而「真實性」則是史家首先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希羅多德《歷史》中載有大量演說性材料，卻在許多方面體現了希臘史學奠立階段的稚嫩性(尚未形成自覺的修辭學概念)。典型實例是波斯人有關民主、寡頭和君主政體優劣的對話，明顯屬於愛奧尼亞時政評論家杜撰的故事講說(56)。修昔底德作為訓練有素的修辭學家(曾遍訪多位名師大家研讀修辭技藝)，正值希臘講究文體風格盛行期間。故此文法修辭遍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通篇，尤其是佔據全書四分之一容量的百餘篇演說詞。之後，大量插敘演說詞成為西方古典史學的顯著特徵和重要內容。鑒於當時希臘書面文獻不足且演說術盛行，修昔底德筆下演說詞除少量引用原文外，大多是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自行代寫：「盡量保持實際上所講的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來」(57)。修昔底德以演說詞構撰為核心內容的修辭實踐，首先主要意在向頹廢昏亂時代宣示希臘世界慘不忍睹的政治現實(58)。如此說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藝術審美取向雖客觀存在，但並未過分遭受修辭學的影響。相反，基本上實現了政治天賦、歷史真實與文字表達的完美統一。誠如羅馬最偉大的散文家、演說家、修辭學家西塞羅盛讚所論，「無法說出他的文章到底是從風格中得到啟示後的敘述，還是從思想中得到的措辭」(59)。

城邦體制危機四伏背景下的古典時代後期，修辭學在撰史領域的滲透尤為突出，甚或本末倒置地將構撰演說詞等視作展現書寫者文采、學識的絕佳途徑。典型例證是色諾芬《希臘史》中演說術淪為虛言溢美，《長征記》等則矯揉造作，表明當時「歷史書寫乃是一種文學形式……當一位藝術家有感於時代風氣而直抒胸臆，史書就是文學」(60)。以色諾芬著史實踐為標誌性過渡，晚期希臘古典史學在虛構成分顯著提升的基礎上，政治寫實意向弱化，而藝術審美情趣凸現。就《希臘史》來看，善於根據長短不一的詞句構建不同的敘事氛圍，特別是通過詩意的修辭性語言形象生動地描繪戲劇化場景。誠如論者所言，「色諾芬用一以貫之的史學思維構撰這部著作」，而探究其「文學特徵」對於認識「作為史著的《希臘史》」意義重大(61)。相形之下，希臘修辭學的繼承者們更是不遺餘力強調歷史書寫的文藝價值。如特奧旁普斯等在「伊索克拉底的建議下撰寫歷史」並生成了「修辭史學」(Isocratean school of rhetorical history)，亞里士多德高足兼亞歷山大密友卡利斯提尼等同樣「在方法上接近修辭學」(62)。事實上，他們的撰述實踐集中昭示了公元前4世紀初史學與修辭日益顯現的蜜月關係。

至亞歷山大帝以後的希臘化時代，修辭學於撰史領域尋獲了更廣闊的歷史舞台和發展空間。波利比阿由是認為書齋型知識精英不僅誤讀歷史(缺乏實地調勘和親身探訪)，還有意進一步粉飾真相(舞文弄墨而以辭害意)。或許正因如此，《歷史》對身為「修辭史學之父」的伊索克拉底大加譏刺(63)。以其針對「提麥烏斯及追隨者們」著述實踐的相關史評為例：

為了說服樂於推崇他的人，我必須論及他構撰演說的基本原則：如公共集會的聲情並茂、針對士兵的慷慨激昂、外交使節的侃侃而談……他並非記錄了當事人具體言論及其實際意思，而是隨心所願地依據可能性言論予以虛構。他描述的演講及其相關史事，正像修辭學校中人針對某一擬定主題高談闊論，雖則賣弄了演說技能，但實際上不知所云。

提麥烏斯筆下大量政治的、勸誡的、外交的演說辭令……

為了證明我針對提麥烏斯的指控……我還應從他構撰的演說詞中摘要部分內容……從中表明提麥烏斯不僅疏於政治實務，甚至還未達到修辭學校的演說水平……

提麥烏斯及其追隨者們正是在類似情形下觀望歷史研究(64)。

上述材料表明早期希臘化時代演說詞與歷史書寫仍舊渾然一體，意在以此展現史家修辭才藝並賦予敘事以價值、意義，且演說所涉內容也基本不變。但與色諾芬等前輩相比，其間文學虛構成分進一步增強(65)。鑒於古人主要關注演說詞是否符合所論人事具體情境氛圍，波利比阿甚至根本不承認希臘化史家著述實踐中的歷史研究特徵，而傾向於將提氏《西西里史》等更多稱為「修辭作品或修辭性演說詞作品」(66)。相反，為了確保歷史寫作的真實可信，抑或是強烈反感希臘化早期史學而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歷史》中很少明確涉及演說詞。誠如斯言：

為什麼我並未展現天賦並繼絕大多數史家時尚之後塵而報道演說詞……從本書不同段章所引政治家的演說及其著述不難看出，我並非反對這一慣常做法，但動輒隨意而為顯然有悖於我的理念……抑或它是史家愚弄讀者、炫耀學識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67)。

隨著西部希臘僭主體制與東方希臘化王國君主統治的鞏固確立，希臘演說術得以發達的政治環境與文化傳統難以為繼。須知雄辯家皆出自希臘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雅典，並且是民主政治行將崩潰、黨派鬥爭激烈背景下的雅典(公元前420年至公元前320年間)(68)。與此相關的是，希臘化時代歷史編撰中典型的修辭學特徵進而還體現在：除演說詞構撰外，開闢和擴大了許多新的敘事領域——特別是有關事件場景描繪、人物心性刻畫等活靈活現的細節性載錄。關於這一點，雅典史家弗拉庫斯(Phylarchus，生卒年不詳)頗有雄辯家慷慨激昂氣勢的28卷本代表作《希臘史》體現得尤為明顯。如為了「真實」展現阿卡亞盟軍洗劫曼提尼亞的殘暴野蠻而博得全希臘的同情與憤慨等。如此撰史，自然遭到波利比阿的強烈抨擊：

他告知我們，曼提尼亞人敗降之時驚恐萬狀，阿卡狄亞最古老、偉大的城市禍從天降，全希臘人不禁驚駭震撼而潸然淚下。為了急切激起讀者的憐憫與關注，他向我們描繪了一幅圖景：苦命相依的女人們披頭散髮、袒胸露乳，扶老攜幼的夫婦們因將為奴而悲痛欲絕。他所勾畫的諸如此類物事遍及史著，竭力要將驚悚恐怖栩栩如生地呈現世人眼前(69)。

在波利比阿看來，真正的鮮明生動源於撰史者的親身體驗，絕非單憑表達實現。相反，文法修辭「除了損害真實而一無是處」。故此，他堅決拒斥早期希臘化史家筆下盛行的相關特性：

鑒於太過沉溺於似是而非的詭辯，如此而為的後果是……即將陷入學院派辯論中將自己培養成動輒「為賦新詞強說愁」之人的惡習……他們從來不曾給出哪怕一絲一毫有益於學子的道德、政治論題，而是徒勞無益地將生命耗於構撰似是而非的詭辯之中(70)。

波利比阿的指責言詞苛責，那麼，優秀的早期希臘化時代史家是否關注歷史真實與文藝美感的統一?如《西西里史》卷6「引言」中，提麥烏斯試圖剖析修辭寫作與史學編撰的不同之處：

提麥烏斯強調史學最惡劣的缺陷是謊言。

就歷史作品而論，倘若它們在風格、論述以及其他層面存有瑕疵但卻依然謀求探明真相，或可稱作「文體史著」，而一旦它們遠離客觀史事則不再匹配「史學」這一稱號(71)。

表面看來，提麥烏斯似乎明確意識到歷史書寫與修辭著述的本質差別。而且正是意欲謀求魚和熊掌兼得，「生性偏愛吹毛求疵他人」的提麥烏斯具有「雞蛋裡挑骨頭」的嗜好(72)。突出體現在，「有很高的品味，所以他要修正菲利斯都斯(即費力圖斯——引者注)在內容方面的錯誤，責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文筆竟然不夠流暢通順」。進而，他期待《西西里史》「無論是寫作的風格或藝術的素養，能夠超過修昔底德的標準，同時想要使得菲利斯都斯的作品在對比之下，內容瑣碎繁雜像一個剛出道的新手」(73)。但在波利比阿看來，提氏顯然並未真正做到言行合一。現在問題的關鍵是，當時撰史領域強烈的修辭學特徵究竟何以發生?

古希臘史學在經歷長期的發展之後(主要是以政治軍事史為核心題材的寫作范型確立)，歷史編撰中諸如文體風格、語言表達等敘事層面論題，越來越多地開始受到史家的重視。突出體現在，當時的史學批評不約而同地圍繞修辭問題展開——相比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譏刺前人創作，大多側重題材內容和史料采撰等。事實上，西方古典史家有關史學理論的闡述主要出現在修辭學著作中：批評往往專註於他人的文體風格，至於撰史中其他許多基本問題則少有問津。耐人尋味的是，修昔底德作為古希臘首屈一指的史學大家，在希臘化時代卻普遍受到冷遇(74)——許多史家深愛華美豐贍的修辭風格，對其凝重晦澀退避三舍。即使是各求所需的追隨者(如特奧旁普斯、提麥烏斯、弗拉庫斯、杜里斯等)，同樣熱衷於模仿他的文體風格(75)。與希臘化初期諸家及西塞羅、狄奧尼修斯等一脈相承，普魯塔克的下列論斷或許別有深意：

本人請求讀者無論如何不要把我寫的傳記，拿來與修昔底德的大作相比，我們知道修昔底德的著作充滿憐憫之情，敘述極其生動，談吐激昂慷慨，將作者內心的感受發揮得淋漓盡致，獨特的筆法和簡潔的措辭讓人無從模仿和效法。

不管怎麼說，我有自知之明，不像泰密烏斯(即提麥烏斯——引者注)那樣愚蠢(76)。

進而言之，修昔底德敘事的遺風甚或延展至中古(如拜占庭帝國時代普洛科皮烏斯)(77)：表明他具有高超的敘事功力並講究遣詞造句，更折射出希臘化時代以降撰史中修辭元素越發突顯和重要。特別是他們的批判性反思，標識史學與修辭關聯日益緊密且已上升至系統的理論高度。反觀公元前4世紀前的希臘世界，當時文藝創作領域中內容與文體的關係問題尚不明朗(78)。

在上述意義上，運用修辭技巧潤飾史著，當是與希臘化早期相關變革密不可分。如就「從書籍到書籍」的史學方法而言，客觀上允許乃至要求對枯燥生硬的文獻材料進行「必要的」再加工。與此同時，作為古希臘散文敘事體規範發展的產物(79)，逐漸趨於成熟完善的修辭藝術則為感性地戲劇化處理歷史人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語言條件。當然更重要的是，修辭學對實現撰史目的不可或缺。實際上，這些早在色諾芬史學實踐中即已表露明顯。有論者曾以《希臘史》中大量演說詞構撰為例強調認為，它們「遵循了一種確證色諾芬自己作者身份的通用的發展程式」(80)。但在我們看來，其中更深層次的史學意義或許在於：在以「人物史」為中心且重視撰史道德旨趣的史學背景下，高超的修辭技法(如繪聲繪色的事件場景與故事情節描繪、鮮活生動的人物心性刻畫)，不僅渲染、強化了英雄個人的歷史影響，也是闡發道德評判的內在需要。典型實例是，他的演說詞意在紀念希臘史上德性事迹(以大人物操守為主)——希、修等前輩筆下的演說詞卻主要是為說明事件背景或行為動機。《希臘史》還大量插敘有關領袖人物的逸聞趣事類題材，彰顯出強烈的教諭目的(包括暗示優秀領導人必備素質等)。另外，流暢生動的敘事筆法還是播揚久遠並影響世人的重要前提，而乾癟乏味是導致波氏《歷史》部分散佚的原因之一。換言之，嚴厲指摘希臘化史家巧言令色且僅為愉悅、魅惑讀者撰史，顯然是弱化了文法修辭對西方古典史學的深重意義。事實上，置身於講究文法修辭的社會風尚與審美趣求中，《歷史》的敘事風格難免曲高和寡。對此，波氏心有戚戚焉：

當我僅是真實、質樸地描述物事，他們絕不會贊同於我。同樣的評論適用於描繪戰役、報道演說，以及撰史的其他部分(81)。

四關於政治史的衰變及其他

行文至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上述認知能否為考察希臘乃至西方古典史學整體流變動向，提供某些啟示性的解讀視角?抑或以之為個案，理出若干深層次性的問題元素?鑒於論題所涉範圍遠遠超出希臘化時代自身，結合羅馬時代希臘史家的創作實踐，或有助於彰明論題。事實上，後希臘化時代希臘歷史寫作中體現了許多來自早期希臘化史學的意涵和影響。

1.政治史的衰變與文明史的繼起

毋庸置疑，西方政治史傳統源於古希臘——「政治」詞根出自「城邦」或可佐證。在城邦體制盛極而衰的公元前5世紀，政治生活主宰了希臘的文化領域：主要探討正義、法律、人性、國家目的(起源與衰落)等論題。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的史學觀念無論多麼不同，共通之處卻是作為晴雨表直接映射了城邦制度的興衰沉浮。如果說色諾芬《希臘史》續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標誌著古典後期由修昔底德開創的政治史書寫范型艱難維繼(82)，那麼在公民政治與城邦理想灰飛煙滅的希臘化時代，人們則逐漸厭倦並疏離政治生活——反之在城邦體制下，「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83)。基於是，長期曾在西方史壇一枝獨秀的政治史傳統勢必殘敗。「坐而論道」盛行於世似乎足以證明波利比阿所言：

生來缺乏戰事經歷之人不大可能寫好戰爭中發生的事情，從不精通政治實務之人也不可能寫好這類題材……他們的作品對於讀者毫無實用價值。

柏拉圖告知我們當哲學家出任國王或國王研讀哲學則世事太平。而我要說歷史亦然……非是當下例行公事般的敷衍草就，而是堅信此乃畢生矢志不渝(84)。

波利比阿孤寂落寞而特立獨行的撥亂反正，目的顯然正是要重新確立起政治史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在政治史風光不再的歷史年代，如何指望提麥烏斯們足不出戶地寫好同題史著?而早期希臘化時代史學政治維度弱化的深層取向是，某種意義上使得以後卷帙浩繁的文明史編撰成為可能。

眾所周知，希羅多德旨在為城邦體制下希臘世界的民主昌盛搖旗吶喊。但作為「西方文化史之父」，他主要強調的是內涵繁複、文化學意義上的歷史世界：跨越數個世紀、不同國族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希波戰爭則提供了一種敘事視野和文化背景。突出體現在，《歷史》前半部分雖以之為框架，卻貫穿了許多神話學、地理學、人種學等文化知識，直到後半部分方才敘述戰爭本身，插敘退居次要地位。事實上其巨大貢獻恰恰在於，為後人提供了有關當時已知世界大量非政治化的歷史訊息。基於對希羅多德等人的強烈不滿，修昔底德通過集中於一個時期、一個國家、一種活動，轉而關注政治史視域下希臘世界的現實遭際及未來命運。其餘許多「無關緊要」的社會文化史內容，則遭到強力的壓制和摒棄。如此似乎意味著希羅多德的文化史學過早夭亡，包羅萬象的歷史著作顯然更無從談起。

至希臘化時代，歷史書寫在秉承政治史敘事框架的同時，突出和強調了「去政治化」意義上學識色彩濃厚的古物研究，與當時以收集整理、吸收消化前代知識成就為主要特色的「博學」文化氛圍內在一致。儘管很難判定希羅多德的具體影響，但其間文化史的回歸意向顯而易見。如昂西克里圖斯《亞歷山大的教育》以亞歷山大東征為敘事線索，大量插敘人種志內容(尤其是古印度歷史地理)。提麥烏斯《西西里史》雖以局地政治軍事史為骨架結構，卻載錄了地中海世界「有關殖民地移民團、城邦建立以及家族譜系」(85)等論題。下列論述或為旁證：

幾乎所有的其他史家，抑或至少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通過探究專門史吸引形形色色的不同群體精讀其作品。族譜學一類吸引熱衷於故事講說之人，描述殖民聚居地、城邦建立及其宗脈血緣……吸引涉獵新奇和專研學問的愛好者(86)。

在筆者看來，熱衷於文化史題材或許正是政治史衰變背景下史學講究學識性的深意體現。另一方面，倘若所謂「政治史」涵括「戰爭、淤滯、非希臘國族叛亂、邦內邦際關係、政體演變以及相關物事」(87)，希羅多德解讀古希臘城邦政治的廣度與深度，顯然難和修昔底德媲美。突出體現在與通過探明原因注重事件解釋相比，通過羅列眾多說法(如「據說」)強調事件本身。事實上，《歷史》中往往並無有關某一事件具體而清晰的因果鏈條。相反，其中關於政治事務的載錄要麼泛泛而論(如強調海權對國家興亡至關重要)，甚或是通過宣示人事無常以激起讀者情感共鳴(如呂底亞、米底等轉瞬亡于波斯)。鑒於此，他著史「政治敏感性」不強，某種意義上能否視作政治史真正興起、成型之前的真實寫照?

通過汲取提麥烏斯等人的史學方法和稍後波利比阿的整體史視野，希臘化晚期史家主要關注「非政治化」的文明史寫作(以羅馬史為中心)。一方面，他們承認羅馬主導下的地中海世界新秩序；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竭力強調後起之秀崛起過程中的「希臘文明元素」。突出體現在，狄奧多魯斯(Diodorus)30卷本《歷史文庫》作為古代規模最大、內容最全的地中海文明史，謀求論載希臘與蠻族土地上的「全部事迹」。狄奧尼修斯《羅馬古代》通過載論波氏《歷史》涵蓋之前的羅馬史，主要在文化而非政治的意義上盛讚羅馬崛起。不僅如此，政治史的衰變也使得「坐擁書齋」大行其道：既然大量涉及古往今來視域下有關異國他鄉的文明史題材，親身探訪與實地調勘則捉襟見肘而難以為繼。如百科全書式知識集成《歷史文庫》耗費30年光陰收羅文獻，坦承主要是借鑒了提氏等人的二手文獻。又如《羅馬古代》作為古物研究性史著，卷一「前言」中自詡曾廣泛涉獵希臘、羅馬作家的「許多著作」。究其原因，顯然其間存有來自羅馬的壓力：至奧古斯都時代拉丁民族文化逐漸迎來大發展、大繁榮的「黃金時代」，進而謀求與師者希臘較量比拼。希臘人的民族構成、政治地位整體上處於劣勢，如今文化領域同樣面臨邊緣化的危險(88)!許多文明史著述蔚為壯觀(含斯特拉波地理學研究等)於屋大維朝，絕非偶然。典型實例是，狄氏《羅馬古代》正是要與波氏分庭抗禮：探明羅馬崛起的關鍵是解讀其文化淵源，故此與全面地主要借鑒希臘文明密不可分!

學術色彩濃厚的文明史繼起折射了希臘化時代著史功能的微妙變化，即通過傳播趣味性知識愉悅世人。希羅多德《歷史》雖為研究成果但並不否認愉悅性，修氏則強調務必摒棄諸如此類才能服務於實際政治需要：「我的這部歷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少虛構的故事。」(89)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身為政治史之父的他竟淪為修辭學教父而澤被後世。相反，其最重要的史學遺產(嚴謹求實的史料批判、客觀中立的敘事立場)卻少有問津(90)。與此相關，倘若城邦體制下民主政治衰落是古希臘史學政治史書寫式微的根本原因，則希臘化史學在演說詞(它本身已衰落)構撰外開闢和擴大新的敘事領域也許同樣情有可原。當然不可否認，希臘化史學社會功能的另一體現是道德旨趣，顯然這又與「人物史」敘事轉向有關。

2.道德史觀視域下人物史寫作的「去政治化」及其文明史意向

不可否認，希臘化時代人物史寫作堪為君主獨裁體制下政治史的變異性延伸：影響歷史的是軍政舞台上位高權重之士，目的也是通過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實例予以倫理教化。但拒斥嚴肅的宏大敘事、專註大人物的日常瑣碎，某種意義上同樣可以視作史學「去政治化」的重要表徵。不妨以羅馬時代影響最大的希臘史家普魯塔克及其《希臘羅馬名人傳》為例，如論載亞歷山大帝和凱撒(91)。

為彰顯道德目的與英雄史觀，普魯塔克作為西方傳記史學奠基人明確區分了傳記與歷史，強調趣聞軼事類題材更能展現道德品性。儘管傳主皆為政治家、軍事家，但其「去政治化」視域下的文明史意向卻是旗幟鮮明。突出體現在與早期希臘化史家一脈相承——如提麥烏斯《西西里史》強烈的傳記化特徵是其能夠成為普氏傳記寫作中文獻來源的重要誘因(92)，關注大人物的小事情而非重大事件中的公民集體，進而將高高在上的英豪們世俗化、乃至娛樂化(通過圍繞當事人喜怒哀樂的故事講說)。且基於根深蒂固的希臘文明優越論，普魯塔克首創「平行列傳」敘事體例，意在強調希臘人即使在政治軍事領域同樣輝煌並足以和羅馬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史寫作中的「去政治化」及其文明史內涵經歷了漫長複雜的嬗變過程。希臘化背景下亞歷山大帝的沉浮錄，或許正是其中的典型縮影和真實寫照。早期希臘化史家的人物史載論中，往往是政治活動、軍事成就與其他方面交相輝映。如在亞歷山大帝統治時代，御用史家著述與部將回憶錄大體如法炮製，以求儘可能「真實地」美化其光輝事迹。自此以後，有關亞歷山大帝形象的構建開始逐漸出現意趣分野。一方面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特別是對於說明帝國分裂後繼承人的統治合法性意義深重。突出體現在作為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諸希臘化王國竭力通過鑄幣、塑像、繪畫等多種途徑，將亞歷山大作為征服者、統治者的英明偉大曉諭臣民。另一方面，歷史家等書齋型知識精英則更多通過文本性描繪(側重於私生活、體貌特徵、性格心理等)，將理解中的人物形象各行其是地告知讀者。隨著希臘化王國的沒落衰亡，民間化解讀逐漸超越官方立場而勝出。至羅馬時代，希臘史家更多強調以「非政治史」的視角闡釋亞歷山大的成功與偉大(93)。普魯塔克(含阿庇安《亞歷山大遠征記》等)專註於文明史視域下詮釋這位「希臘人」的傑出代表，良苦用心恰在於比對性地解構羅馬人政治軍事領域的「一家獨大」。而且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初提麥烏斯竟曾痛斥作為「蠻族」「暴君」的亞氏，一如特奧旁普斯筆下「毀滅」希臘文明的其父腓力!

早期希臘化時代歷史學家廣泛採用「從書籍到書籍」的編纂方法，就文獻收集與采撰而論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有關異地他鄉山川地貌、生活習俗等社會文化史意蘊濃厚的材料，二是人物史中與德性評判相關的趣聞軼事類題材。故而，它在受到狄奧尼修斯、狄奧多魯斯等典型的文明史家推崇的同時，也多被傳記史家所青睞。誠如普魯塔克竭力強調指出的：

一個人不可能完全憑著腹笥寫出一本歷史著作，他必須收集各種資料，主要是來自各種版本的讀物，並非很容易在任何地區都能輕易獲得……最關重要的問題是必須居住在一個「著名的城市」，不僅人煙繁密而且文風鼎盛，這裡典藏為數眾多的各類書籍(94)。

結合前述《歷史》史評我們知道，波利比阿曾數度質疑早期希臘化史家：收羅書面文獻與親身探訪相比究竟何者更辛勞、更關鍵?而在普魯塔克，波氏的迂腐言論又是多麼的不可理喻!

3.希臘化時代古典希臘史學「嚴肅求真」敘事傳統的衰落

毋庸置疑，城邦時代希臘史學編撰的主要目的旨在確立歷史真相，且「事件史」中很少牽涉到直接褒貶。突出體現在，古典希臘史家動輒以「人類」等為代表主角的歷史書寫，似乎並不尋求與特定人事亦步亦趨的雷同吻合。進而言之，又如希羅多德將各種材料編撰成文同樣需要一定的歷史虛構。但其前提是往往真誠坦率地告知相關處理的緣由、局限，並嘗試憑藉自身學識、經歷等審慎地辨明真相(95)。至於修昔底德史學的嚴謹求實與客觀理性，更是舉世公認而備受稱道。實際上從希臘史學萌發伊始，優秀的希臘史家大多體現了愛奧尼亞哲學推崇的批判主義立場。典型實例是，普遍注重理性地重估源於口傳材料的客觀事實(96)。當然不可否認，古典希臘史家訴諸於目擊證言的直觀調研也為後人評判其真實性增加了許多難度。對此，波利比阿同樣強調指出：

拙著中我不時闡發類似立場而如下所言：正如活生生的人倘若失卻雙眸將百無一用，倘若將事實從史著中摒除則僅余荒唐的無稽之談(97)。

遺憾的是，早期希臘化時代撰史領域的一系列重大變革及其具體實踐表明：與文獻多寡、史料批判等傳統制約相比，書寫者的立場、態度逐漸開始成為影響歷史真實的主要因素。突出體現在，私人恩怨與民族偏見等往往交織勾連，進而深刻影響到史家究竟能否如實直書——何況「賞善罰惡」就必須品評當事人的正邪美醜。事實上，這一點早在色諾芬筆下即已難辭其咎：「探尋道德教益中倘若他並未掩飾客觀真相，將是不可思議。」(98)典型實例是特奧旁普斯筆下關於腓力二世的描述充斥了「愚蠢而牽強的詬罵」，「尤其是以侮辱謾罵性的措辭」載史；提麥烏斯「為私人仇怨蒙蔽」，熱衷於通過「口無遮攔的毀謗譏諷」論載西西里統治者，等等(99)。相比歷史人物評價，希臘史家腓力努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生卒不詳)與羅馬民族史學奠基人法比烏斯(Fabius，約公元前254年—?)圍繞布匿戰爭爆發究竟孰是孰非的激烈攻訐，更充分彰顯了地方愛國主義對歷史真相的「嚴重偏離」。誠如波利比阿強調指出的：

腓力努斯與法比烏斯並未完全闡明真相……基於固執己見與堅定袒護，腓力努斯認為迦太基人處事明智、公道且果敢而羅馬人大相徑庭，法比烏斯則持有反方立場(100)。

更加遺憾的是，愛憎褒貶若再輔以強烈的修辭特性，必使辨明真相大增難度：就「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歷史書寫中所謂真實的本質與作用」而言，古典史家的標準大多與此相關，以至於竟有論者憤怒斷言「歷史是表現的歷史，絕大多數歷史荒誕不經」(101)!城邦時代希、修等人雖有特定的文體風格，但很大程度上是題材的內在需要和個人文才的自然流露。相形之下，修辭應用使希臘化時代以大人物為中心的撰史實踐如虎添翼。特別是細緻入微的心性刻畫與連篇累牘的瑣事載錄，有助於深入挖掘、展現內里複雜的道德意蘊。如弗拉庫斯以雄辯術式的敘事風格，將人物評判上升至修辭高度(包括極力頌揚斯巴達王、惡語中傷阿卡亞領袖等)；提麥烏斯則通過臉譜化處理，成功地將僭主人物妖魔化而抬高反對派——誠如普魯塔克所譏刺的，「不過是一個危言聳聽的作家」(102)。倘如是，部分學人所論或有誇大其詞之嫌，某種意義上卻道出了其間的一種流行癥狀。若將考察視野下延，拜占庭帝國偉大史家普洛科皮烏斯的慷慨陳詞，也從側面表明長期以來這一點竟是多麼的根深蒂固：

聰慧伶俐的人適於搞修辭學……只有實事求是的人適於寫歷史。遵照這一原則……完全如實地記下在有關人物身上所發生的一切，而不論他們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103)。

五餘論

以上所論關涉到西方古典史學發展史上許多大體正確但細節不明的緊要論題，亟待進一步探討。

就城邦時代希臘史學來看，一方面，既然修昔底德傳統在經歷古典末期短暫的迴光返照後旋即湮沒無聞，那麼希羅多德的文化史范型是否並且如何「大放異彩」；另一方面，既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等古典史家的著述不同程度上含有修辭學特徵，那麼早期希臘化時代與之更多的本質性差異何在。若是早期希臘化歷史書寫承上啟下，一方面，古典希臘史學向希臘化時代轉進過程中，色諾芬史學具體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既然以修氏傳人自居的他某種意義上即已彰顯了希臘史學嚴肅傳統的衰落；另一方面，羅馬史學萌發階段的「希臘元素」如何可能——不僅對它影響直接的是早期希臘化史學，且希、修等人遺產同樣由此薪火相傳。如就早期希臘化史家來看，一方面因著述大多散佚，無從詳盡得知諸家的歷史觀念與史學思想(特別是有關英雄人物與重大事件、歷史編撰的基本觀點)；另一方面，他們的史學遺產在遭到波氏批判否定且羅馬社會歷史巨變的雙重背景下，如何對以後羅馬時代史學繼續產生重大影響——實際上，其中余脈延展而至古典文明崩潰前夜。與此相關的是，希臘化中期正式肇始的古希臘史學傳統與拉丁民族史學融匯合流過程中，波利比阿的撰述實踐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自此以後，羅馬歷史逐漸成為希臘史家編撰的對象。

即使早期希臘化時代歷史書寫內部，同樣也存在許多差異。如就時間層面來看，緊鄰色諾芬之後馬其頓崛起背景下(主要是亞歷山大帝時代)的寫作實踐與提麥烏斯時代及至波利比阿時代，三者前後相續的階段性差異具體怎樣。如就地域層面而言，早期希臘化時代史學陣地開始從本土轉移、擴大至西部希臘(西西里史學派竟成主流範式的集大成者)。其間一種非常奇特的歷史現象卻是，北非、西亞等新興的希臘化重地(儘管亞歷山大里亞已然取代雅典而風頭強勁)史學撰述仍舊步履蹣跚，很難與傳統意義上的希臘世界比肩媲美。與此同時，東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當地的歷史寫作竟也深刻打上了希臘化時代的烙印。如曼涅托堅決拒斥希氏《歷史》支離破碎、漏洞百出的相關論載，另撰希臘語《埃及史》。同時期巴比倫祭司伯魯蘇斯(Berossus)則通過希臘語《巴比倫史》，彰顯悠久燦爛的西亞文明。更為關鍵的是，就早期希臘化時代撰史領域中一系列深刻流變自身而言：一方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將之視為古希臘史學傳統的式微，乃至預示著西方古典史學的整體轉型及其發展趨向；另一方面，假設生成背景、目的旨趣、編撰方法、敘事表達等皆與希臘化時代歷史變革緊密相關，能否另在史學以外的某些文化境況中宏闊地給以觀照?再則，倘若僅以希臘化史家現存零星斷章立論，多大程度上能夠斷言古希臘史學歷經了重大流變(如主要關注於「道德論題」而對歷史真實不以為意等，殘篇表明部分史家曾耗費大量心血開展調研工作)。相關的是，倘若單憑波利比阿明顯存在偏見的史評立論，是否難免以偏概全之嫌?何況，早期希臘化史學還構成了波氏撰史的直接背景(如承襲和借鑒提麥烏斯史學遺產)(104)。

另需強調指出的是，本文研討中所面臨的諸多重點、難點，往往皆不同程度上涉及抑或兼具本體論、方法論的性質。突出表現為，如何才能進一步簡化、凝鍊時空範圍，以期憑藉更為集中而深入的探究，揭示史學文化與社會存在間的互動關聯；如何才能在宏闊而悠遠的時空背景下，明晰界定諸多紛繁複雜的社會歷史文化現象的內涵與外延，等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主要由於筆者學識愚陋，加之文獻匱乏、超出考察範圍，茲不贅述。

附記：拙文承蒙匿名評審專家提出了大量寶貴的修改意見，值此發表之際謹致以誠摯的謝意。

注釋：

①貝奈戴托·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48頁。

②波利比阿：《歷史》[W.R.Paton trans.,The Histories(Loeb Classical Library)]，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22年版。以下引文皆由筆者據此譯出，並隨文標註原始卷章碼。

③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8、25、7章。

④希羅多德著，王以鑄譯：《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頁。

⑤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2、21頁。

⑥安戈洛斯·查尼奧蒂斯：《希臘化世界中的戰爭：社會與文化史》(Angelos Chaniotis,War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牛津：布萊克威爾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⑦波利比阿：《歷史》，第29卷，第12章。

⑧⑨波利比阿：《歷史》，第8卷，第9、10章。

⑩關於遠征中諸位史家撰述實踐的大致情形，參閱保羅·庇德希：《亞歷山大帝史傳：卡利斯提尼、昂西克里圖斯、尼爾卡斯、托勒密、亞里士多布斯》(Paul Pédech,Historiens compagnons d"Alexandre:Callistène,Onésicrite,Néarque,Ptolémée,Aristobule)，巴黎：經典出版社1984年版。

(11)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3章。關於提麥烏斯撰史主題的更多詳情，參閱萊昂內爾·皮爾森：《西部希臘歷史學家：提邁烏斯與其前輩》(Lionel Pearson,The Greek Historians of the West:Timaeus and His Predecessors)，亞特蘭大：士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7章：狄奧尼修斯，第8章：泰莫利昂、阿伽托克勒斯、庇魯士；特魯斯戴爾·S.布羅恩：《陶洛米尼姆人提麥烏斯》(Truesdell S.Brown,Timaeus of Tauromenium)，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章：當代(從公元前409—前408年間迦太基人侵襲西西里至阿伽托克勒斯離世)。

(12)查爾斯·威廉·弗爾納拉：《古希臘羅馬時代歷史的本義》(Charles William 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頁。

(13)有論者強調希、修等人撰史「首要意在載錄成功事迹」；而在我們看來，他們更專註於雙方戰略失誤及天災人禍等負面題材，以闡發重大戰事的政治倫理意蘊。參閱戈登·S.施林普頓：《古希臘時代的歷史與記憶》(Gordon S.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倫敦等：麥吉爾女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頁。

(14)相關研究成果，參閱弗吉尼亞·J.芬特：《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筆下的過往與塑造》(Virginia J.Hunter,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15)弗朗西斯·博納爾：《鑒往：4世紀散文中歷史的道德功用》(Frances Pownall,Lessons from the Past:The Moral Use of History in Fourth-Century Prose)，安阿伯：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該書主要是以色諾芬等人為例而展開討論。

(16)波利比阿：《歷史》，第15卷，第34章。

(17)波利比阿：《歷史》，第8卷，第9、11章。關於特奧旁普斯論述腓力王的複雜詳情，參閱戈登·施林普頓：「特奧旁普斯《腓力史》中的腓力」(Gordon Shrimpton,「Theopompus" Treatment of Philip in the 『Philippica』」)，《菲尼克斯》(Phoenix)第31卷第2期(1977年夏季號)，第123～144頁。

(18)關於《亞歷山大的教育》敘事意旨、題材的更多詳情，參閱特魯斯戴爾·S.布羅恩：《昂西克里圖斯：希臘化時代史學研究》(Truesdell S.Brown,Onesicritus:A Study in Hellenistic Historiography)，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49年版。

(19)關於特奧旁普斯影響希臘化早期史家的具體詳情，參閱米歇爾·阿迪亞赫·弗洛爾：《開俄斯人特奧旁普斯：公元前4世紀的歷史與修辭》(Michael Attyah Flower,Theopompus of Chios:History and Rhetoric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牛津：克拉倫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68頁。

(20)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15、24章。

(21)如亞里士多德等人倡導以「生平或生活方式」為中心的傳記寫作，參閱亞里士多德著，羅念生譯：《修辭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卷第8章、第二卷前17章等相關論述。又如亞氏門徒、逍遙派先鋒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約公元前371—前287年)擅長倫理學、歷史研究，並開創了西方「性格描寫」的先河，代表作《典範人物誌》(On Moral Characters)深入細緻地描繪了30種基於準確觀察而來的道德品性圖像，詳情參閱雷立柏主編：《西方經典英漢提要·卷一》，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三篇之「泰奧弗拉斯托斯：《品格論》(041)」。

(22)波利比阿：《歷史》，第15卷，第36章。

(23)F.I.芬利主編：《希臘的遺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政治理論」(R.I.溫頓等撰，張強譯)，第38頁；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487頁。

(24)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489、487頁。

(25)比較參閱H.D.韋斯特萊克：《修昔底德筆下的個人》(H.D.Westlake,Individuals in Thucydides)，劍橋等：劍橋大學出版社1968年版；斯蒂芬·福德：《野心勃勃：修昔底德筆下的亞西比得與帝權政治》(Steven Forde,The Ambition to Rule: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伊薩卡等：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前者探討了修昔底德史著中的「個體力量」，後者強調此在有關亞西比得等主要人物的論載中體現的較為明顯。

(26)參閱彼得·J.弗里斯：《修昔底德兩面性》(Peter J.Fliess,Thucydides of Bipolarity)，巴吞魯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7頁(「引論」)。其間，論者據此意在「系統展示希臘城邦之間政治關係的本質特徵，一如當時史著中所含」。

(27)文中相關引論依據1979年企鵝古典叢書版本[Xenophon,A History of My Times(Hellenica),trans.by Rex Warner]。

(28)參閱J.蒂勒里：《色諾芬與其所在時代的歷史》(J.Dillery,Xenophon an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s)，第8章：《希臘史》卷5與斯巴達人的罪行，倫敦等：勞特利奇出版社1995年版。

(29)J.蒂勒里：《色諾芬與其所在時代的歷史》，第6頁。

(30)參閱威廉·愛德華·希金斯：《雅典人色諾芬：個人問題與城邦社會》(William Edward Higgins,Xenophon the Athenian:The Problem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of the Polis)，奧爾巴尼：紐約州立大學1977年版，第7頁(「引論」)。是書通過文本解讀將色諾芬全部作品(oeuvre)視為有機整體，進而主要探究著者有關「個體與城邦關係的思考」，並且強調其作為主導思想「統一了他所有不同領域的寫作活動」。

(31)波利比阿：《歷史》，第8卷，第11章。

(32)弗蘭克·威廉·沃爾班克著，陳恆等譯：《希臘化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頁。

(33)參閱波利比阿：《歷史》，第3卷，第10章；第6卷，第7～8章；第8卷，第10章；第9卷，第22～23章；第10卷，第2、21章；第15卷，第35～36章。

(34)波利比阿：《歷史》，第6卷，第11章；第10卷，第26章。

(35)參閱庫特·馮·弗里茨：《希臘史學(卷1：肇始至修昔底德)》[Kurt Von Fritz,Die griech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Band 1:Von den Anfngen bis Thukydides)]，柏林：德古意特出版社1967年版。是書指出希羅多德之前的地理學研究對古希臘史學濫觴，以及廣泛遊歷對他逐步成為一名偉大史家等具有重大深遠的歷史影響。

(36)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20頁。

(37)參閱羅莎琳德·托馬斯：《古典時代雅典的口述傳統與書寫紀錄》(Rosalind Thomas,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96、198頁；羅莎琳德·托馬斯：《古希臘的讀寫與口述》(Rosalind Thomas,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4、9、139～140頁。

(38)N.盧拉吉編：《希羅多德時代歷史學家的技藝》(N.Luraghi eds.,The Histo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是書以希羅多德為主探討古希臘史學濫觴的歷史背景，包括史家所在時代的社會、文學背景，口傳、書面材料的融合及其影響，公元前5世紀希臘文化背景下書寫者的知識結構等。

(39)查爾斯·威廉·弗爾納拉：《古希臘羅馬時代歷史的本義》，第48頁。

(40)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20頁。參閱戈登·S.施林普頓：《古希臘時代的歷史與記憶》，第46、128～129、190～198頁，「附錄2」(Appendix 2)。

(41)參閱道格·克里：《口述化的色諾芬》，引自伊恩·沃辛頓編：《語音到文本：古希臘口述與讀寫》(Doug Kelly,「Oral Xenophon」,in Ian Worthington eds.,Voice into Text:Orality and Literacy in Ancient Greece)，萊頓：E.J.布里爾出版社1996年版，第9章，第149～163頁。

(42)參閱魯道夫·布魯姆：《卡利馬庫斯：亞歷山大里亞大帝圖書館與書目文獻學起源》[Rudolf Blum,Kallimachos:The Alexandrian Library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ography(trans.by Hansh Wellisc)]，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239頁。是書以之為例，強調《希臘圖書總目要覽》(Pinakes)標誌著「希臘民族文獻學」的正式源起。

(43)波利比阿：《歷史》，第10卷，第47章。

(44)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5以下、28章。

(45)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3、28章。關於提氏可能熟知的希臘史家及著述，參閱萊昂內爾·皮爾森：《西部希臘歷史學家：提邁烏斯與其前輩》，「1引論：最初的西部歷史學家」，第1～18頁；「2：菲利斯圖人等」，第19～36頁(Ⅰ.Introduction:The Earliest Western Historians; Ⅱ.Philistus and Some Others)。

(46)(47)(48)(49)(50)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5c、26d，25g、25h、28a，6、25d、3、4c，4c、27、28a，12b、26e、25e章。

(51)參閱威廉·V.哈里斯：《古代讀寫》，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William V.Harris,Ancient Literacy)，「第1章：希臘、羅馬人的讀寫水平」(Chapter 1:Levels of Greek and Roman Literacy)，「第2章：希臘—羅馬世界讀寫的功能」(Chapter 2:The Functions of Lite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以當時書面文獻記錄為例得出結論認為：古希臘最多10％、羅馬不足15％的人口真正識文斷字；究其原因，在於書寫材料造價高昂，缺少系統完善的學校教育，掌握書寫的經濟動因，口述傳統對廣大民眾的持續性影響等。

(52)參閱芬利：《希臘的遺產》，「第八章，教育與修辭」(H.-I.馬魯撰，唐均譯)，第208、214～215頁。

(53)塔基斯·波拉庫斯：《為城邦疾呼：伊索克拉底的修辭學教育》(Takis Poulakos,Speaking for the Polis:Isocrates" Rhetorical Education)，哥倫比亞：南卡羅萊納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5頁。

(54)查爾斯·威廉·弗爾納拉：《古希臘羅馬時代歷史的本義》，第2頁。

(55)參閱托馬斯·庫勒：《古希臘修辭學的起源》(Thomas Cole,The Origins of Rhetoric in Ancient Greece)，巴爾的摩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引論」第9、10、12頁。

(56)關於希羅多德筆下演說詞構撰的更多詳情，參閱帕沃·霍蒂：《希羅多德史著中的言行互動》(Paavo Hohti,The Interrelation of Speech and Action in the Histories of Herodotus)，赫爾辛基：芬蘭社科出版社1976年版；J.M.范·歐普霍伊森、彼得·斯托克：《語言釋讀：希羅多德第7卷第5與8～18章中的戰爭演說》(J.M.Van Ophuijsen and Peter Stork，Linguistics into Interpretation:Speeches of War in Herodotus VII 5 & 8～18)，萊頓等：E.J.布里爾出版社1999年版。

(57)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9～20頁。

(58)參閱H.F.哈丁編：《修昔底德演說》(H.F.Harding eds.,The Speeches of Thucydides)，勞倫斯：科羅納多出版社1973年版；馬爾茨·科根：《人事：修昔底德史著的演說與原則》(Marc Cogan,The Human Thing:The Speeches and Principles of Thucydides" Hist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前者強調修氏撰史主題是人性、權力、戰爭及其運行機制，所有精華集中展現於全書140篇演說詞中；後者將書中全部演說分為兩大部分(「出現於事件發生前夕」和「由演說建構的有關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闡釋」)，強調其有助於辨明「這部史著撰述的原則」(「引論」，第9頁)。

(59)西塞羅：《論演說家》，第404頁，引自王曉朝譯：《西塞羅全集·修辭學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比較參閱同卷，第414～415頁。

(60)W.P.亨利：《希臘歷史寫作：基於色諾芬<希臘史>的史學考察》(W.P.Henry,Greek Historical Writing: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Xenophon"s Hellenica)，芝加哥：阿戈爾公司1967年版，第193頁。

(61)維維恩·格雷：《色諾芬<希臘史>的特質》(Vivienne Gray,The Character of Xenophon"s Hellenica)，倫敦：杜克沃斯出版社1989年版，「引論」第9頁，比較參閱正文76、141頁等。

(62)西塞羅：《論演說家》，第2卷，第404、405頁。

(63)波利比阿：《歷史》，第31卷，第3章；第32卷，第2～3章。

(64)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5a、25i、25k、26d章。

(65)參閱埃莉諾·蒂姬：《希臘演說體制：從希羅多德到琉善》(Eleanor Dickey,Greek Forms of Address:From Herodotus to Lucian)，牛津等：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該書重點是以公元前450年—公元前200年間(雅典為主)25位知名人士的作品為例，旨在嘗試根據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視角梳理古希臘文學中的演說體系：「通過揭櫫希臘史上特定演說的內涵以助文學闡釋，解讀希臘的社會結構，基於現代語言考察其社會語言學命題。」(第247頁)並認為後代作家傾向於沿襲、借鑒古典時代即已大體定型的演說形制(第251頁)。

(66)關於提麥烏斯撰史中演說詞構撰的更多詳情，參閱萊昂納爾·皮爾森：「提邁烏斯史著中的演說」(Lionel Pearson,「The Speeches in Timaeus" History」)，《美國語文學報》(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第107卷第3期(1986年秋季號)，第350～368頁。

(67)波利比阿：《歷史》，第36卷，第1章。關於《歷史》中演說詞構撰詳情，參閱第3卷，第63～64、109～111章；第5卷，第104章；第9卷，第28～39章；第10卷，第25章；第11卷，第4～6、28～29章；第15卷，第6～8、10～11、18～19章等相關論載。

(68)參閱約希亞·歐伯：《民主時代雅典的群氓與精英：修辭、意識形態與民眾權能》(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哈維·尤尼斯：《馴養民主：古典時代雅典政治修辭範式》(Harvey Yunis,Taming Democracy: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伊薩卡等：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前者通過考察雅典雄辯術、意識形態與公民職權的複雜關聯，旨在「展示一種民主政治文化如何形成，及其如何通過……演說(尤其是公開雄辯)自我維繫」(「引論」，第14頁)；類似地，後者則以修昔底德等雅典政治思想家為例，旨在探討他們「如何理解修辭學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佈道手段」(「引論」，第11頁)。

(69)波利比阿：《歷史》，第2卷，第56章。查爾斯·威廉·弗爾納拉的《古希臘羅馬時代歷史的本義》，通過探討所謂「悲劇史學」(tragic historiography)，強調賦予史著「悲劇」特徵(如故事情節曲折、命運突變等)是古代史家(如Duris of Samos)蓄意為之(第124～134頁)。

(70)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6c章。

(71)(72)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11、12，4a章。

(73)(76)普魯塔克著，席代岳譯：《希臘羅馬名人傳》，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版，第942、941，941頁。

(74)關於希臘化之初接受修氏的詳情，參閱西蒙·霍恩布羅爾：「公元前4世紀與希臘化時代關於修昔底德的容受」(Simon Hornblower,「The Fourth-Century and Hellenistic Reception of Thucydides」)，《希臘研究學報》(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15卷(1995年)，第47～68頁。

(75)參閱西塞羅：《論演說家》，第二卷，13，第404頁。

(77)參閱普洛科皮烏斯著，王以鑄等譯：《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一卷，第一章，第1～2節。

(78)參閱托馬斯·庫勒：《古希臘修辭學的起源》，第7章：修辭學與散文。

(79)參閱肯尼斯·多弗：《希臘散文的流變》(Kenneth Dover,The Evolution of Greek Prose Style)，牛津：克拉倫敦出版社1997年版：論者強調希臘散文敘事古風時代發端，公元前4世紀成熟完善。另外，比較參閱薩拉·里爾雅：《早期希臘散文體式》(Saara Lilja,On the Style of the Earliest Greek Prose)，赫爾辛基：芬蘭學術出版社1968年版。

(80)維維恩·格雷：《色諾芬<希臘史>的特質》，第183、185頁，比較參閱第97、138頁等。

(81)波利比阿：《歷史》，第29卷，第12章。

(82)參閱E.M.索利斯：《色諾芬與修昔底德：特別參照修昔底德影響語境下<希臘史>中色諾芬史學方法研究》(E.M.Soulis,Xenophon and Thucydides: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Methods of Xenophon in the Hellen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fluence of Thucydides)，迪斯：雅典出版社1972年版。是書認為色諾芬儘管深受修氏影響，但「虛偽」並且缺乏作為歷史家的基本素養，特別是對現實政治的膚淺解讀。而在我們看來，誤讀本身或許映射了公元前4世紀希臘城邦危機背景下政治史的衰變。

(83)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49頁。

(84)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5g、28章。

(85)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26d章。

(86)波利比阿：《歷史》，第9卷，第1章。

(87)本雅明·希姆萊：《希羅多德筆下的政治與理念》(Binyamin Shimron,Politics and Belief in Herodotus)，斯圖加特：弗朗茨·施坦納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是書通過探討「希羅多德的政治性理解與思維的範圍、素質」，強調其欠缺相關領域的歷史分析能力。

(88)關於羅馬擴張背景下(即希臘化時代中後期)曾經「先進的」希臘文明落敗及與其隨之而來的民族認同危機，參閱彼得·格林：《從亞歷山大到雅克興：希臘化時代歷史演變》(Peter Green,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A.W.布洛赫編：《圖像與意識：希臘化世界的自我定義》(A.W.Bulloch eds.,Images and Ideologies:Self-Definition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89)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20頁。

(90)事實上，修昔底德對羅馬民族史學的影響也主要是在修辭層面。有鑒於此，A.J.伍德曼《古典史學中的修辭：四題》以修昔底德、西塞羅、薩魯斯特與李維、塔西佗為例研究古典史學修辭問題，指出他們深受修氏影響。另外，比較參閱托馬斯·弗朗西斯·斯卡尼昂：《修昔底德對薩魯斯特的影響》(Thomas Francis Scanion,The Influence of Thucydides on Sallust)，海德堡：卡爾文出版社1980年版。

(91)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1195頁。或許絕非偶然，與普氏同代的羅馬史家塔西佗在其政治色彩濃烈的正統史著中表達了類似主張。鑒於此，誠如塔氏摯友小普林尼指出的：當下史學旨在謀求「對任何喜歡聊天和逸聞趣事的人都有吸引力」[參閱《書信集》(William Melmoth trans.,Letters)，紐約：麥克萊倫出版公司1915年版，5.8.]。

(92)關於普魯塔克與前代希臘同仁歷史寫作的緊密關聯，參閱P.A.斯塔德特編：《普魯塔克與史學傳統》(P.A.Stadter eds.,Plutarch an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倫敦等：勞特利奇出版社1992年版。

(93)參閱安德魯·F.斯特瓦特：《權能面相：亞歷山大肖像與希臘化時代政治》(Andrew F.Stewart,Faces of Power:Alexander"s Image and Hellenistic Politics)，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相關論述，主要借鑒了是書的研究成果。關於亞歷山大傳記史寫作其他詳情，亦可參閱C.布拉德福德·威爾斯：《亞歷山大與希臘化世界》(C.Bradford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多倫多：A.M.哈克特出版社1970年版；A.B.博斯沃斯：《亞歷山大傳奇：繼業者治下的政治、戰爭與宣傳》(A.B.Bosworth,The Legacy of Alexander:Politics,Warfare and Propaganda under the Successors)，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94)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1514頁。

(95)關於希氏史料采撰及其辨偽考證的具體詳情，參閱德勒特弗·費林：《希羅多德與其「材料」：引用、虛構與敘述藝術》(Detlev Fehling,Herodotus and his 「Sources」:Citation,Invention and Narrative Art,trans.by J.G.Howie)，利茲：弗朗西斯·凱恩斯出版社1989年版。

(96)德國著名古典學家雅克布曾以雅典阿提卡地方志史家為例(特別是族譜學研究)展開論述，參閱菲利克斯·雅克布：《阿提卡：古雅典地方志》(Felix Jacoby,Atthis: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ncient Athens)，紐約：亞諾出版社1973年版。

(97)波利比阿：《歷史》，第12卷，第12章。

(98)維維恩·格雷：《色諾芬<希臘史>的特質》，第184頁。

(99)波利比阿：《歷史》，第8卷，第9～11章；第12卷，第15章。

(100)波利比阿：《歷史》，第1卷，第14～15章。

(101)參閱A.J.伍德曼：《古典史學中的修辭：四題》，第213頁；庫特·馮·弗里茨：《希臘史學(卷1：肇始至修昔底德)》，第67頁。

(102)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942頁。

(103)普洛科皮烏斯著，王以鑄等譯：《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頁。

(104)參閱波利比阿：《歷史》，第11卷，第5章；第39卷，第8章。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