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的權力的遊戲，論形式的重要性：從德國六八到六八五十年
即使在68的大環境下，與其他城市開始就提「反對越戰」、「更多民主參與」的學生運動相比，漢堡經濟與政治大學學生的訴求也非常具體。這從「袍里——千年陳腐之氣」這句標語就可以看出來：反對的是以教授擁有絕對裁判權為標誌的德國學術體制。1969年，漢堡修改了高校教育法案，徹底改變了教授在教學中宗教裁判所般的絕對權威，同時也從立法上確保了學生參與大學治理的模式。至於這個舉動有沒有超出高校系統以外的政治意義？答案顯而易見。
反對越戰是歐洲各國六八的主題之一
如果我們把目光再放寬一些，就更好理解了：德國的68運動與議會外反對派多有重疊之處。所謂議會外反對派，就是由於議會內反對黨已然不足以代表民眾的意願，自己再於議會之外組建反對派。如果說68以前，起到政治抗衡作用的主要還是議會內反對黨（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在野黨），而其主要功能還只是以避免絕對威權產生的方式成為西方代議式民主制本身的壓艙石，那麼議會外反對派則是對西方式民主這個制度的監督和補充。
在這樣的背景下，68運動由於由大學生髮起，其主要訴求之一就是從自身經驗出發，要求對德國高校制度進行改革。事實上，號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三大「非主流」運動的女權運動、和平運動和生態運動，幾乎都是發起者從對自身、也就是「小我」經歷的反思開始物不平則鳴，獲得眾多其他「小我」的回應，擴大成對「大我」的定性。這其中從量變到質變的決定性一步是反思從經驗上升到抽象思考，而最終通過政治的方式由非主流變為主流。
要理解這種形式的意義，不妨看一下相同時間段內的另一批人，這批人無論從訴求內容還是人員構成上都與68有某種重合之處。或者說，在另外的情況下，這兩批人是完全有可能互換的：1968月4月2日晚，安德雷亞斯·巴德和牧師之女古德倫·恩斯林夥同另外兩人用自製的燃燒物點燃了法蘭克福的兩家百貨公司，從而拉開了恐怖活動的序幕。1970年，「紅軍派」成立。創始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巴德和恩斯林之外，還有女記者烏莉卡·邁因霍夫和律師霍爾斯特·馬勒，其成員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受過高等教育，以年輕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為主體。在最初的17名核心成員中，有10名大學生、兩名律師和兩名記者。好幾個「紅軍派」的創始人早期都接觸過68運動，甚至他們進行恐怖活動的最初計劃都是以「革命般的」暴力手段來為漸漸式微的學生運動的目標增加新的推動力。從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紅軍派」把攻擊目標鎖定在德國經濟、金融和政界的高層人物身上。當然，在紅軍派看來，他們一系列的爆炸，綁架，暗殺這樣的犯罪現實都是在重新構建「被資本家腐蝕了的」西德社會嘗試中的手段而已。他們先後製造了多起血腥的暴力事件，34人成為恐怖襲擊的犧牲品，其中包括西門子公司總裁貝庫茨、德意志銀行行長赫爾豪森以及德國託管局局長羅韋德爾等多名政商界要人。
按照慣常的推測，68的主要活動者反對資本家，紅軍派也反對資本家，「工人階級」當然似乎更應該天生反對資本家，但所有這些會被我們一股腦當成「反對資本家」的人，不僅沒有和諧共處，聯合起來，反而常常互相敵視：德國68學生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魯迪·杜什克1968年曾被一名工人開槍打傷並在70年代死於這次刺殺的併發症。在德國六八的反思納粹的風潮下，人們質詢的不僅是納粹的內容，而是納粹的行事結構。用戰爭的方式來反對法西斯主義會使人本身的法西斯性也變得合理起來。有人把紅軍派和新納粹相提並論，並解釋說，這兩者看似南轅北轍，實際上在很多根本性的問題上有共同之處。比如說，兩個組織的成員都是使用武力和恐怖襲擊來迫使別人遵從自己的意志。這些成員經常公開坦述自己對他們歸為「敵人」那一類人的憎恨以及想要毀滅這些敵人的意願，他們認為，只要是自己的敵人，就活該被他們以恐嚇，奪取其自由甚至「斬草除根」的方式使其消失。
紅軍派的主要成員
漢斯-榮格·卡拉爾和杜什克同屬1960年代末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最具有影響力的發言人，是著名社會學家特奧多爾·阿多諾的學生，他也曾一次講話中指出，很多「新左派主義者」從小就深受落後的、非理性的甚至納粹式的思想的耳濡目染，「正是這些思想使他們接觸到了這個社會裡仍然陰魂不散的法西斯主義因素。」而且——毫不意外地——他在這次講話後不久也遭到了刺殺。
魯迪 杜什克被刺引發了施普林格出版社對峙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像紅軍派這樣的極端行為在國際六八版圖中並不是德國獨有特色。在美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68年間的民眾運動中，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暴力行為。儘管這些行為的發起人的訴求各不相同，但總體來說，可以把它們放在六八的宏觀框架下：對帝國主義殘制的憤怒，對資本主義物質至上的反對，對僵化的社會體制希望進行改變的衝動，對唯物質主義現代性以及西方世界現代化道路的反思。只不過，到了某個節點之後，人們必須做出選擇：那麼究竟應該以什麼方式完成自己的訴求呢？
在「紅軍派」發起的恐怖活動中，半數的事件是女性完成的。幾乎所有這些女性都經濟狀況良好，也就是說，她們並不是像人們會以為的那樣，是因為「活不下去」了才「報復社會」。相反，她們對資本主義市儈生活的厭惡是真誠的。代表人物除了前文提到的古德隆·恩斯林之外，還有蘇珊娜·阿布來希特，1977年參加謀殺德意志銀行主席榮格·彭托的行動時年僅19歲。她曾對其父母說過這樣的話：「魚子醬，我已經吃夠了！」
當時的報紙報道彭托被刺後人們自發遊行，抗議紅軍派的恐怖主義行為
反對物質至上，反對僵化的社會結構和專制的社會氣質，反對男女不平等。看上去，「紅軍派」的追求和68學生運動主流訴求並沒有多大分別，但他們很快和68分道揚鑣。比如，德國犯罪學家納斯這樣解釋「紅軍派」里女性恐怖主義者的行為：首先，這些女性是一些年輕人，因而有年輕人可能有的通病，即沒有學會如何區分理想與現實，如何區分什麼樣的圖景只能用來做夢，什麼樣事情是可人為做到的。有一種世界只存在於理想和「主義」中，有一種世界存在於已建立的社會及其統治結構和不完美中，而這兩者之間的鴻溝使他們無比震驚。其中一些人震驚之後無法消化的反應就是走向極權，無視良知、法律、行為後果以及家庭與社會的牽掛。
弔詭的是，使這些思想解放的女人走向極權的原因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她們敏感的思想解放：這些女人在面對著男性們從多年社會習俗中傳承而來，習以為常的粗暴和冷血時，不甘屈居於劣勢，她們要超越。這些粗暴和冷血並不僅僅來自她們用以自居的左派身份反對的資產階級，也許更大的打擊來自於和她們同屬左派的男性同志。即使在高喊解放的左派內部，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一邊用「上層建築」式的解放和兩性平等理論說服這些女性與他們發生「自由而多元的」性關係，一邊期待她們溫順靜默，乖巧聽話。既然社會如同鐵屋，那麼她們就要——而且她們認為這是唯一可以替自己掙來公正的方法——以一種極端的方式來補償自己與男人之間獲得解放程度的落差。
這樣的人並沒有學會——或者他們沒有機會學會，或者他們根本不想學會——無論從「道」還是從「術」上如何在兩個世界之間搭起橋樑。而這恰好是政治的意義。
紅軍派的恐怖主義行動持續了十多年之久。發生在1977年的德國聯合會主席施萊耶綁架案甚至引起了大面積的恐慌。施萊耶的司機和三名警務人員當場受槍擊身亡。同年10月13日，一架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被劫持，飛行員被一名恐怖分子殺害，因為他們提出的釋放巴德及其同夥的要求沒有被答應。這些犯人被依照特律釋放後，巴德、讓 卡爾 拉斯珀和恩斯林在施塔姆海默監獄自殺。他們死後第二天，施萊耶的屍體被發現。
所以，68的意義，不僅在於其內容上對現代性的反思，而且在於其形式：這幾乎是西方民主體制確立以來首次大規模去中心化的平民社會運動——運動而不是革命，雖然你也可以說，倡導者是大學生，某種程度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所以68實際上也沒有那麼「平民」——並且在並未對國家政權產生實際動搖性影響的情況下最終成功將其訴求寫入國家宏觀政治綱領。這標誌著反對派的力量展現乃至對政治框架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方式也從體制內的政治擴大到了體制外的社會，從而對西方式民主的政治生態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
同樣是追求民主，此民主已非彼民主。如果說，被民眾運動作為「言必稱希臘」式藍本的早年資產階級革命是以暴力推翻當權政府，不惜流血也要建立合法政權為目的，那麼一個多世紀以後的1968年學生運動已從西方式民主合法框架內的「權力的遊戲」習得經驗，主要致力於以類似「議會外反對派」的模式，以「提點者」而未必是「替代者」的身份進入政治，這是68運動和將自己定義為左派真正繼承人卻以暴力和暗殺為手段的「紅軍派」之間的本質區別。無論是阿爾貝斯和貝默，還是觸發了當局封殺施普林格出版社的魯迪·杜什克，都不傾向主張使用暴力。貝默在多年後接受採訪時表示，一些當時最「激進的」活動分子到了今天反而急著表現出同極端行為「劃清界限」，「而我，本來就一棟房子也沒點燃，一塊石頭也沒扔，我根本沒必要劃清界限」。跟《悲慘世界》里那種「你可聽見人民在歌唱」、搭建街壘展開巷戰式的學生抗議相比，可以說是很「修正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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