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減租」是影響治安的罪魁禍首嗎？國民黨的改良主義最終又走向何方？

原標題：「二五減租」是影響治安的罪魁禍首嗎？國民黨的改良主義最終又走向何方？

楊天石，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導，季我努學社顧問，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專家委員會委員等。楊天石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和蔣介石的研究。著作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二十餘種。

1929年2月，國民黨浙江全省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及決議案，繼續聲稱實行減租。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繼任省主席張靜江等人以「糾紛迭起」，「政府稅收逐年減少」為理由決定暫時取消「二五減租」。4月27日，朱家驊與另兩位常委葉溯中、陳希豪聯名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申訴，要求國民黨中央迅速採取措施，糾正浙江省政府的錯誤決定。

國民黨中央接到浙江省黨部和浙江省政府雙方的呈文後，召開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常務會議，認為浙江省政府只是因實行上的困難而暫時停止，並非取消二五減租之原則，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誤解。國民黨中央黨部雖然在口頭上表示要堅持「二五減租」，但在實際上支持的卻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辦法。

國民黨中央黨部建築內的裝飾。

這就表明，國民黨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階級傾斜，其改良主義路線正在弱化。當時，浙江省政府委員陳布雷發表文章稱：「實施減租之際，斷不可含有片面的示惠佃農之觀念。換言之，不能於二五限度以外，使田主再有所犧牲。」陳的言論明顯地表現出袒護城鄉地主階級的態度。

陳布雷和家人在杭州。

但是，浙江城鄉地主階級仍不滿意。1931年11月，樂清縣鄭邁等53人致電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國民政府，繼續指責二五減租辦法「適以獎勵惰農，生產力因之驟減，糾紛又日甚一日」。同月，樂清徐可樓等51人具呈，認為「勞資合作，階級乃能化合，而社會秩序始得維持。今平日感情極融洽之業佃雙方，因減租各趨極端，已足影響治安」。12月，樂清里長盧選臣等上書，認為二五減租使業佃雙方「爭長競短，各不相讓，因此發生絕大衝突，階級鬥爭已成不可免之事實」，「絕對有弊無利」。1933年，上虞縣糜虞封等控告該縣農會幹事「額外減租，煽獲佃農，抗租不繳」，國民政府居然批示：「應向該省主管機關呈訴。」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的合影。

在地主階級的強大壓力下，浙江省的二五減租運動逐漸成為具文。全省八十多縣中，只有少數縣的部分區、鄉有所動作，大多數縣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見波紋。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實行，大部分省份連裝模作樣的減租條文都沒有。

國民黨僅存的改良主義火星只是閃爍了一下，就灰飛煙滅。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重提二五減租，然而，死灰難以再燃，連些微的火星也難以見到了。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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