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祝勇：將組織啟動故宮影視劇拍攝

祝勇在故宮，2018年6月。逄曉威攝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祝勇是個忙人。他精力充沛，寫散文，寫小說，拍紀錄片，還在故宮博物院做研究。最近由於他的新書《故宮的文物之美》出版和他擔任總導演的紀錄片《天山腳下》在央視熱播。這樣讓他再次出現在公共場合，與讀者、觀眾交流。趁此機會，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也與祝勇進行了一次深度專訪。

封面新聞：看《天山腳下》，感覺出您是用文學的方式在做影像作品。看了自然而然對當地人有了理解。好的藝術對人心有彌合作用。具有潤物細無聲的效果。但是這樣的紀錄片對讀者是有要求的，要求讀者得有一顆安靜，耐心，好奇，沒有偏見的心才能真正領略它的內涵。

祝勇：你說的剛好是我的初衷，就是以文學的方式拍攝影視作品。實際上文學可以說是藝術的母體，許多藝術門類，都需要站在文學的肩膀上，比如戲劇、電影、音樂，甚至美術，才能飛高飛遠。中國最早的繪畫，就是敘事性長卷，像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洛神賦圖》，而且，直接改編自文學名作，即西漢張華的《女史箴》、漢魏曹植的《洛神賦》。文學的作用是關照人的精神，假如沒有文學性，影視作品也會失掉靈魂。我希望在紀錄片中注入文學性，不僅因為我多年從事寫作所形成的對文學的偏好，更是出於紀錄片自身的需要。說白了，紀錄片不是百度百科，也不是獵奇影像（我們的片子因此沒有走向影像獵奇的一路，儘管那樣容易博得眼球），紀錄片也要感人，也要關照人的精神世界，只有注入文學性，紀錄片才能達到這個目標。一部好的紀錄片，創作和觀賞，都需要投入，浮躁了不行。

祝勇在拍攝《天山腳下》

封面新聞：在一個影像技術低門檻，娛樂短視頻泛濫的時代，用文學，耐心的方式做影像，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有要求就會有欣賞的門檻，在收視率上會出現曲高和寡的危險。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祝勇：紀錄片的技術門檻的確比較低。其實技術層面的東西，是相對容易達到的，最難達到的，是藝術的境界、精神的深度。前些日子去看黃永玉先生，黃永玉先生說，藝術這東西，務實的部分容易，務虛的部分最難。我理解他所說的務實與務虛，務實的是指技術層面，務虛的是指精神層面。後者抓不住摸不著，卻決定著作品的高下。就像寫作，幾乎沒有技術門檻，只要識字、會用電腦（或筆）就可以寫，寫出的作品卻千差萬別，大師的作品，我們永遠無法企及。

至於曲高和寡，紀錄片目前在中國還屬於小眾藝術，觀眾正在培養中。不像在西方，已經形成了成熟的紀錄片市場。在中國拍紀錄片基本上都是賠錢的。但好的紀錄片，有關非同尋常的藝術品位和觀賞價值。我相信好的紀錄片一定會受到觀眾熱愛的，與其看一部三流的故事片，不如看一部一流的紀錄片。 《天山腳下》7月2日晚十點半在中央電視台一套首播，遭遇了世界盃八分之一決賽巴西和墨西哥的比賽。但在這種情況下，酷雲EYE數據顯示，收視還是居於同時段全國電視排名（包括央視各頻道和全國各衛視頻道）第五。7月9日開始每晚6點15分在中央電視台四套重播，與世界盃比賽的時間錯開，該數據收視排名上升到全國第二。一部紀錄片，取得這樣的收視排名，說明在中國還是有許多熱愛紀錄片的觀眾。只要拍得好，就不存在曲高和寡。當然我不是說我們拍得好，這部片子還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

封面新聞：作為作家，近幾年您除了寫作，還在研究故宮文物，做紀錄片導演，參與《辛亥》、《歷史的拐點》、《蘇東坡》、《天山腳下》等等多部優秀紀錄片的創作。同時做這麼多事情，您的感受如何？這幾種工作之間對您來說是怎樣的關係？

祝勇：我很享受在這兩種藝術形式之間轉換，並不會感到混亂，相反，它會給我帶來新鮮感，帶來創作的激情。不然我可能會陷入一種習慣性的創作中，創作或許早就走進死胡同了。這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使我的創作處於一種開放的狀態，永遠在汲取新的營養。比如前幾天看電影《動物世界》，就深受刺激。八零後導演韓延（也是該片編劇）的才華令我倒吸一口涼氣，一位電影新人，把許多知名作家、導演都落出好幾條街。看完這部電影，讓我產生很強的危機感，但重壓之下，一部醞釀已久的新書也突然找到了突破口。文學寫作是很個人的事，但一部作品的形成，也與作家所處的時空環境脫不開干係。

封面新聞：有人已經發現，現在人們對視頻這個信息載體非常依賴，對文字的閱讀耐心不夠。文字與影像，這兩種表達載體，各自對您的吸引是怎樣的？他們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關係？

祝勇：文字與影像，傳播方式與功能不一樣，各有價值、魅力，可以互相補充，卻不能彼此取代。影像的呈現方式更加直觀，但影像很難直接表達思想，只能把思想放在形象的背後，曲折地表達，文字則可以大段大段地鋪展，所以思想深刻的文字，尤其是哲學性、思辯性文字，影像很難取代。影像的表現比較直觀，這既是它的長處，也是它的短板。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調動人的想像力。其實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作家寫完才算完成一半，另一半要讀者在閱讀中完成。我們說一百個人心裡有一百個林黛玉，就是因為每個人對林黛玉的想像不一樣。文學名著難拍，是因為一旦影像化，就定於一尊了，與每個人的想像會有出入。現在人們不願意閱讀文字，是因為懶惰，其實是放棄了一種審美體驗，其實是自己的損失。

封面新聞：這些年您將文物鑒賞、歷史考古等內容，納入您的非虛構作品的創作中。取得眾多讀者的關注。接下來，您還有怎樣的打算和計劃？

祝勇：對我來說，文字與影像兩種創作是一個整體，所以還都會繼續。現在我負責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還會組織故宮題材的影視創作，其中有些創作會與四川有關，比如關於故宮文物南遷的電影和電視劇都即將啟動（抗戰時期，故宮將一萬多箱文物運離北平，進入四川，成都的大慈寺就曾存放故宮文物）。我自己恐怕還要拍攝一兩部紀錄片。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更熱愛文字，儘管如你所說，很多人已不再有耐心去閱讀文字。但在我看來，文字的世界是那麼神奇，文字的不同組合，竟然可以創造出那麼豐富的世界。用電影《動物世界》里鄭開司的話說，我守住了我信的道。在寫作方面，我此前寫過兩部關於故宮的小說，就是《舊宮殿》和《血朝廷》，這是《故宮三部曲》的前兩部，接下來我會完成第三部。我的夢想，是早日寫完《故宮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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