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結束後，蔣介石真的拋棄過杜月笙嗎？

文 | 楊津濤

對於抗戰結束後，杜月笙和國民政府的關係，流行的說法是，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拋棄了有功的杜月笙，先是阻止其出任上海市參議會的參議長，迫使他「以本會任務重大，議長一席責任繁重，本人身體衰弱，不堪負荷」為由請辭；之後又對杜公開批判，導致他拒絕赴台，寓居香港直至去世。

這種說法和真實情況頗有差距。

首先，杜月笙其人並無政治野心。

戰爭後期，杜的門客章士釗慫極力恿他以恆社為基礎，組織新黨，聲稱「我章某人素來擁護杜先生，際茲勝利不遠，國民黨開放政權之際，正乃我輩組織政黨，參與國是之機會，在座諸君均系追隨杜先生有年者，如奉杜先生為領袖，相信此一政黨之成立，必可造福於邦家」云云。對此建議，杜完全不為所動。杜月笙遺囑中，說自己「余質樸無文，生平未嘗參加實際政治」，也確屬實情。

圖：張嘯林、杜月笙、黃金榮

其次，杜月笙患有較嚴重的哮喘病，當真無力承擔議長工作。

如青幫老人顧嘉棠回憶，杜在抗戰時期時常往來於港、渝之間，「以操心危而憊患深，加以跋涉奔波，備嘗艱辛，致患氣喘之症」；與杜多有交往的學者王覺源說，「其早患有哮喘痼疾，先不慣於香港的潮濕，此時也不慣於重慶的濃霧」；杜月笙之子杜維藩更說，其父請辭議長後，只是日常排解工商糾紛，還是「以致氣喘宿疾日益加重，不勝繁劇，但遇會議之重要者猶勉力出席」，至於「普通例會，命余代表」，由杜維藩代為出席。

第三，杜月笙留在香港，仍自動請纓願意為蔣介石效力。

蔣經國上海「打虎」，抓了杜月笙之子杜維屏後，1949年7月，重慶《中央日報》又發表社論，點名批判，「我們只要看上海參議會議長一席，竟聞人杜月笙辭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價政策之突然受到聞人的逆襲而崩潰，可以想見那些『聞人』之已取得上海實際統治權，與夫我們少數同志養虎遺患的不智」云云。可以想見，這篇社論一定對杜月笙產生很大衝擊。不過，並無證據表明，這是導致杜拒絕赴台的直接原因。杜月笙在抗戰期間曾居香港4年，地方比較熟悉，病情嚴重也非託辭。其老友洪蘭友說，杜避居香港，「宿疾時發，復以羈滯療養，不獲來台，引為深遺憾，病日加劇」；杜維藩說，其父病情一度嚴重至「氧氣管片刻不能隔離」，1950年6月「病態益重，合家惶急，幸醫治得宜，漸見起色」。杜月笙還命人帶信給蔣，說自己效忠領袖的態度和1927年時一樣，且將「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信中說，「他自己仍在上海留有若干關係，尤且隨時可以派人潛往工作」，杜月笙十分熱烈懇切的自動請纓，他說，不論最高當局有任何任務交辦，他定竭儘力量，設法達成。

圖：杜月笙和孟小冬

第四，台灣方面也未對杜月笙懷怨。

這從其死後哀榮可以看出。杜月笙的靈柩安厝台灣時，由於右任主祭，王寵惠、張群、何應欽、顧祝同等一眾黨政要員皆出席致哀。杜月笙的家眷移居台灣，也受到很高禮遇，如杜的四姨太姚谷香在宋美齡引領下，成為基督徒,「她到官邸來的時候，跟夫人聊聊天，或是吃吃飯。遇到喜慶節日，也能清唱幾段拿手的評劇助興。」可見台灣對杜家照顧頗好。

綜合來看，1945年後，杜月笙和國民政府的關係和從前比，雖然有所疏離，但更多是時局變化所引致，而非如坊間傳聞並那般緣自杜、蔣之間的私人怨懟。

圖：台灣的杜月笙墓，蔣介石親題「義節聿昭」四個字

注釋

胡敘五：《杜月笙傳》，蔡登山編《上海大亨杜月笙》，秀威出版2013年，第121頁；杜維藩：《過庭錄》，蔡登山編《上海大亨杜月笙》，第306頁；洪蘭友：《追憶月笙先生之逝》，《杜月笙先生（鏞）紀念集》，第10頁；章君糓：《杜月笙傳 第五冊》，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98頁；《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 上篇》，黃克武，黃自進，游鑒明訪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4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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