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七七事變後粉墨登場的漢奸們

原標題：（揭秘）：七七事變後粉墨登場的漢奸們

1937年7月7日，當全面抗戰的槍聲打響之時，當中國官兵浴血殺敵之時，卻有一些人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那麼，這些人都有誰？這其中誰是北平抗戰泄露軍事機密的幕後黑手？誰自稱漢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又是誰無恥諂媚，對日本天皇自稱「外臣」？為了爭權奪利，漢奸之間又上演了怎樣醜陋的內鬥？本期節目，李涵為您講述：七七事變後粉墨登場的漢奸們

1945年12月25日，一個叫王克敏的人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北平炮局監獄服毒自殺。他被稱為華北第一漢奸。

兩個月前的1945年10月6日，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通知當時的軍統局局長戴笠逮捕華北高級漢奸。當天，戴笠即在北平設下酒宴，邀請北平各路大漢奸赴宴。戒備森嚴的宴席上，戴笠宣讀了逮捕名單，讀到王克敏時，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癱在了沙發上，說：「這場禍是我惹出來的。」王克敏，王揖唐，以及偽天津市長潘毓桂、偽河北省長榮臻等50餘人被當場逮捕。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軍佔領了北平、天津與華北地區，隨後編成的日軍「華北方面軍」，作戰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以及綏遠、察哈爾、江蘇、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日軍該如何對被侵佔的廣大地區進行統治呢？

抗戰史學者經盛鴻說，當時的日本內閣陸相杉山元在給日本「華北方面軍」的指令中，不同意日軍在佔領區直接進行軍政統治，要求「嚴格去掉佔領敵國的觀念，政治機關要由居民自主產生」。「這就是日本的『以華制華』殖民政策在全面侵華戰爭初期的表述。」

而所謂自主產生，當然要找那些聽話的「狗」，於是各路漢奸們或主動、或被動的跳了出來。

戴墨鏡的為王克敏

其實，「七七」事變前，中國軍隊已經喪失了最佳的布防時機。雖然當時的中國軍隊指揮官宋哲元意識到北平南大門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隊尚未展開。趙登禹所率領的29軍132師受命急赴南苑進駐，但其主力尚在涿州。雖然如此，以中方戰場指揮官——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和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的軍事素養，日軍想一舉突入，並非易事。

1937年7月28日的南苑之戰打的極為慘烈。據當時擔任華北駐屯軍第一大隊大隊長的一木清直後來的回憶，堅守那裡的中國軍隊面對面的死戰也不肯退卻、中國士兵甚至負傷幾次依然衝上來拼殺。此時南苑的守軍，包括37師1部，佟麟閣副軍長率領的軍部人員和軍官教育團，特務旅孫玉田部兩個團，騎兵第九師鄭大章部的一個團，還有一二九運動之後，熱血學生組成的一個學兵團。其中，只有特務旅所部和騎兵部隊比較有戰鬥力。而最讓人心存隱憂的是中國軍隊中的學兵團——嚴格來說這些人還是青年學生，在戰場上，他們就是中國軍隊的短板。

28日凌晨，日寇總攻南苑，戰鬥一打響，其炮火就集中於南苑陣地南面的學兵團駐地。隨後，日寇突入國民黨軍隊的陣地中，學生兵們寧死不屈，近千名學生高唱著「風雲惡，陸將沉，狂瀾挽轉在軍人……」的戰歌與日軍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

在佟麟閣率教導團趕來增援之前，近千名學兵犧牲在陣地上，傷亡十倍於日軍。這些死在肉搏戰中的學兵，都是北平各大學、中學的學生，他們的駐地在南苑兵營的南部，也是日寇攻擊可能性最小的地方。當日寇撲向南苑的時候，學生們領到槍才剛剛幾個小時！他們年輕，沒有受過系統的軍事訓練，更沒有上過戰場，連槍響要卧倒都不知道，但他們卻以十條命換一條命的代價和日寇拼刺刀。學兵團1700人中，活著回到北平的，不過區區600人而已，犧牲的學生沒有多少人留下姓名。日寇正是以學兵團為突破點，攻陷了南苑。而中國軍隊的增援路線也被日軍切斷，增援部隊大部殉國。

事情本來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以佟麟閣、趙登禹的強悍，完全可以與日寇拼上一拼的，是誰透露了中國兵力部署的情況，讓日本侵略者以優勢兵力從最薄弱的環節突擊進去的呢？

戰後多方證據顯示，出賣情報的，正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29軍宋哲元部政務處處長潘毓桂。

潘毓桂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1917年擔任陳光遠第十二師軍法處長，兼任江西景德鎮統稅局長。1923年任蒙藏院副總裁、國務院參議、津浦鐵路局副局長。1935年6月，夥同石友三、白堅武發動北平自治叛亂。

戰前，日軍找到他，並通過他將日軍進攻信息透露給29軍，原想嚇退中國軍隊，不料在預定攻擊地點遭遇拚死抵抗。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不會遭到日軍報復？於是，在參加完29軍的軍事部署會議後，他立即把會上確定的布防情況、作戰計劃、兵力配置等軍事機密偷偷報告給了日本人。日寇很快據此找到了29軍的軟肋，集中優勢兵力，從其最薄弱的環節突破，給中國的抗日誌士造成了毀滅性的殺傷，

此後，中方下達的佟麟閣、趙登禹突圍的命令尚未到達二位將軍手中，卻早已出現在日軍指揮官的桌上。才最終導致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時，被日軍伏擊殉國的慘劇。

這筆血債，讓中國人刻骨銘心。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甚至懷疑是宋哲元故意與日本人勾結在了一起，連合毀滅抗日力量。

29軍開始撤退後，潘毓桂可恥的漢奸嘴臉終於徹底暴露出來，他明目張胆的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主動與日寇多方聯絡，甘心受日寇驅使「維持治安」。偽臨時政府成立時，他先是擔任北平偽警察局局長，1938年1月17日，潘毓桂又出任偽天津市長。

潘毓桂

中國軍隊早晨剛剛撤退，潘毓桂就開始會見記者，據公開資料記載，當時他戴著墨鏡，一副鎮定自若的樣子，入座之後，開口便說：各位都是朋友，已往的事不必談了，既往譬如昨日死，今日當如今日生。各位願意當漢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護他，不願當漢奸的，自己小心。做漢奸做的如此坦然，如此直言不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潘毓桂堪稱漢奸之最。

1945年抗戰勝利後，潘毓桂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逮捕。隨後從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上掛著寫著自己名字和「漢奸」二字的布條，一路遭人唾棄。

在法庭受審時，他在審判人員面前鎮定自若，侃侃而談，毫無愧疚之色，竟然這樣為自己詭辯，說出一番奇談怪論：他說他的漢奸做的很有「立場」，與日軍合作，可免生靈塗炭，將華北變為沒有軍閥、政治開明的地方，為整個中國的開化建立楷模。將29軍的作戰計劃交給日軍，是為了中日兩國的利益，指點日軍進攻南苑時集中攻擊缺乏訓練的學兵團駐地，也是為了中日兩國的利益。他對29軍的出賣，就是為了能夠讓29軍中的反日力量儘快失敗，以免「戰事蔓延，禍及生民」，以使他那個偉大的理想得以實現——所謂賣國，乃為了愛國是也。如此厚顏的狡辯，潘毓桂不愧是漢奸中的戰鬥機，已經無法用無恥二字形容了。

當時潘毓桂一襲淡色的長衫，瀟洒自若，宛然一個大學教授，他的這番歪理竟然博得了在場的不少人的共鳴。可見當時，有著汪精衛所謂「曲線救國」（實為賣國）思想的人絕不在少數，那時的中國有著一個龐大的漢奸集團。不知這些人是故意忘記了，還是有意不想提起，由於潘毓桂的出賣，佟麟閣、趙登禹將軍以身殉國，132師兩團弟兄在團河全部犧牲，上千名學生兵們慘死在日寇的刺刀之下。這些用血寫成的罪行又豈容他抵賴。大漢奸潘毓桂被判刑後，於1961年11月12日病死於監獄中，結束了他罪惡深重的一生。

潘毓桂在戰事初開即已主動「下水」。日軍控制北平後，輪到王克敏粉墨登場了。

王克敏

1939年10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一書寫了《研究淪陷區》的序言。文中毛澤東指出，利用偽政權經營淪陷區，是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更加註重政治進攻和經濟進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現。

當時的日本當局意識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遼闊的中國國土，並非上上之策，而且日方當時也意識到中國民眾「覺悟程度高、民族意識強烈」，必須「依靠中國人建設中國」。這就需要代理人。

王克敏就是被「建設新中國、建設中日新關係與東亞新秩序」之類的口號說動了心。1937年7月底，華北各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維持會」組織，但胃口變大的日軍覺得，維持會已經不足以適應侵華戰爭的需要，建立統一的華北偽政權成為其必然選擇。

偽政權儘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如「有自己的政府機構與行政系統，有自己的官員隊伍與軍隊、警察」。但是這些「政府」的成員都由日本當局決定，其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務於日本「以華制華」的政策與利益，它必須事事、時時聽命於日本而不能有任何主見，更不能有任何實質上的反對。

日本「華北方面軍」決定籌建華北偽政權後，最初屬意於曹錕、靳雲鵬、吳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腦。因為這四人在北洋時代，或當過總統，或當過總理，或是軍隊統帥、派系首領，在華北軍政界有較大的影響和潛勢力，與南京國民政府又都似敵非友。但靳雲鵬說要「禮佛」，曹汝霖說老母年事已高，而吳佩孚出山組織政府的條件則是「日本退兵」。於是「二流政客」王克敏進入日軍的視線。

此人曾留學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軍閥政府的財政總長。早在1935年華北危機之時，王克敏就已任偽「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要員。

1937年，王克敏在家裡接待了日軍代表，對方稱希望他能出任偽華北臨時政府主席，有史料記載，王克敏聽後「心中十分歡喜，一口答應」。據稱，王克敏曾想勸曹汝霖出山，不想被曹汝霖告誡「日本人說話，向來不可盡信」。不久，日方又說動董康、湯爾和、朱深、王揖唐、齊燮元等人下水。

1937年12月14日，也就是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掛牌成立。

1938年12月，日軍新任華北派遣軍司令杉山元訪問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

以王克敏為首的這個偽政府，宣稱要「以合乎東亞道義的民族協和精神為基礎」，「絕對排斥容共政策」等;並通電全國，要求中國軍民和國民政府，認識到中日「強弱懸殊，時代迥異」，不能只憑一時之氣，「抱幼稚虛驕之氣，釀國破家亡之禍」。

在他們負責運轉的臨時「政府」內，駐有日本派遣的行政、法制和軍事顧問，這些顧問滲透到各部門及下屬各省市。

當時，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並想委任其為「內政部」總長。但王揖唐說，災區要救濟，應設置救濟部，自己擔任總長。「救濟部」總長可以借救災之名中飽私囊，所以王克敏拒絕了王揖唐這個要求，二人吵了起來。爭執的結果是，在偽政府原擬設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設置一個賑濟部。這在當時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見的部門架構。

可王克敏與王揖唐之間的梁子就此結下，王揖唐為原北洋軍閥皖系人員，王克敏則屬直系，兩系向來水火不容。為緩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將乾女兒嫁給王克敏為妾，二人關係變成了「翁婿」。

這兩人很快被當時的軍統局列入暗殺名單。1938年2月，戴笠致電軍統天津站站長陳恭澍，令其對王克敏相機制裁。

3月28日下午，王克敏的座車駛入軍統特工視線，陳恭澍「陡然起立」，以示行動人員準備。隨後他戴上帽子，暗示行動人員開槍射擊。遺憾的是，此次刺殺失敗。

陳恭澍

漢奸們不僅爭位置，還爭相對日方諂媚。1940年，王揖唐就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他特意寫了一首感謝日本天皇的詩，「春殿從容溫語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稱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給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連串的「感激、感銘、感謝」之語，因得綽號「王三感」。

在漢奸競爭中，王揖唐很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提議配合日軍的「治安強化運動」，「通過自己的努力，將華北建設成為幸福的樂土」。由王揖唐擔綱的「新民會」強調「使華北民眾與中國共產黨分離」，並意圖把華北全體居民都吸收到「新民會」中，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訓練機構，對華北實施反共奴化教育。

1941年12月，日軍決定扶植中國漢奸部隊。王揖唐開始整編華北「治安軍」。比如，他把原在密雲、平谷擔任警備任務的警防隊4000人改編為「治安軍」，還將六個團的兵力集中於通州地區訓練，使之能獨立作戰。

當時的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曾表揚華北治安軍「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對帝國進行戰爭作出了很大貢獻」。

第二年，在偽新民會協議會上，王揖唐提出「要用和平來掃清英美及其在中國的附庸勢力，用反共來與共產黨及其在中國的附庸勢力進行鬥爭」。

圖為王揖唐（前排左）任漢奸組織「新民會」會長時與日軍合影。

日軍侵華戰爭期間，通過各類經濟組織掠奪中國資源，漢奸們在其中幫了大忙。王揖唐當政時期，偽政權與日本共同設立的「日華經濟委員會」，幾乎控制了華北絕大多數行業產業。研究者提供的信息顯示，日方曾供認，該「委員會」曾「對重要國防資源的開發增產，以及對日供應戰略物資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預算數量的成績」。

1943年，因與汪偽集團內鬥，王揖唐「辭」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但離任之際，貪財的他還大撈了一把——委員會值錢的公物一件未留，連廚房的米面油鹽、庫房裡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個乾乾淨淨。

二年後抗戰勝利，法院公審王揖唐，但他偽裝生病，為其檢查的法醫也作偽證稱王揖唐「病勢嚴重，不能做暢達語言」。審判開始時，王揖唐一動不動，眼睛也不曾睜開。

再裝聾作啞，也逃不開正義的審判。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執行槍決。槍決前，恐懼萬分的王揖唐終於露出了軟弱醜惡的嘴臉，跪地大喊：「求蔣總統開恩啊！」但跪地求饒救不了他的命，槍聲過後，他骯髒的靈魂追隨自己的日本主子而去了。

10月，華北第一漢奸王克敏在獄中趁獄警不注意，服毒自殺。

本文部分節選自《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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