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中的勢利傾向

人性中的勢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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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時，沒人在意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無條件地受人寵愛。我們可以吃得打飽嗝而毋需顧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顧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掙一分錢，不交一位有權有勢的朋友，但是，我們還是周圍的人關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著我們得在這滿是勢利鬼和冰冷麵孔的世間爭取一個位置，這些人的影響使我們產生身份焦慮的關鍵所在。儘管也有朋友和愛人承諾說永不拋棄我們——即便在我們破產和名譽掃地之時，他們也會和我們共同度過（有時候我們會真的相信他們）——現實卻相當殘酷：我們身邊多的是勢利小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他們勢利的眼神下生活。

2

在英國，「勢利」一詞最早出現在19世紀20年代。據說它的產生還同當時牛津、劍橋大學的一種習慣相關。那時，牛津和劍橋大學通常會在考試名冊上有意識地將普通學生同貴族子弟區分開來，習慣上在普通學生姓名旁註上「sine nobilitate」（拉丁文，無高貴血統的意思），簡略為「S．nob」。（即現在英語中的snob，意即勢利者。）

「勢利者」一詞的本意是指一個沒有顯耀身份的人。但這種詞義在現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當初的意思幾乎完全相反，指一個因為他人沒有社會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顯然，人們使用它時賦予了它很強的貶義色彩，用它來描述一種對他人的歧視，而這種歧視又是極為錯誤，應當受到譏諷的。威廉·薩克雷的《勢利人臉譜》（1848）是最早涉及這一話題的著述之一。他在文中指出，25年來，勢利者「已如鐵路般延伸到英倫的每個角落。現在，在這個所謂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你隨時隨地都能碰上這些勢利鬼，並一眼就能認出他們」。但實際上，勢利並非是什麼新生事物，平等精神才是；在平等精神的觀照下，傳統的帶有等級歧視的做法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至少在像薩克雷這類的知識分子看來是不合時宜的。

3

與勢利者相處，可以使我們惱怒，也可以使我們緊張和氣餒，因為我們會感覺到內心深處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說我們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們根本無力改變勢利者對我們的歧視。我們也許有所羅門的智慧，有奧德賽的足智多謀，然而，只要我們不具備一種社會認可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所有這些優點都形同虛有，勢利者只會漠視我們的存在。

年幼時，人都是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上，一無所有，但他們仍受寵愛，而作為嬰兒，他們是無法用世俗或物質的方式來回報那些愛他們的人。他們被寵愛、受呵護，而他們一無所有；他們可能不聽話，大聲嚎叫且使性子，但他們仍被寵愛。本質上，成人階段的愛同幼年時期從父母那裡獲得的那種絕對的無條件的愛並無差別，正因為如此，勢利者以身份取人的做法會讓我們難於接受。

我們長大成人了，我們獲得的愛轉而取決於我們的成就：我們得彬彬有禮，在學校必須成績優異，而後又須在社會上獲得一定的地位和聲望。這些努力也許能吸引別人的注意，但其動機和渴望其實相當平實，無非就是試圖找回那種我們兒時曾有過的充分的、無條件的寵愛。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努力爭取的那些輝煌的成就，同兒時睜大無邪雙眼，胖乎乎地坐在廚房地板上努力拚搭積木的行為並無二致。

由於我們對愛的渴望如此明顯，所以只有那些最笨拙的勢利者會承認他們交友是受到對方權力和聲望的吸引。把對方的權力和聲望作為邀請對方共進午餐的理由，不但顯得不足信，而且會使對方覺得受了侮辱，因為一個人的權力和聲望是我們最本質最難以去除的身外之物。雖然無須等到我們離世，我們就可能失去權力，變得寂寂無名，但我們如孩童般對愛的渴求卻永不停歇。聰明的勢利者則清楚他們應該讓被奉承者知道他們在意的並不是被奉承者現有的尊貴身份和地位——如果說他們可能也注意到這些被奉承者作為外交大使時使用的轎車、報紙上關於他們生平的報道或者他們在公司里的董事頭銜，那純粹只是一種巧合，僅僅是他們對這些被奉承者深沉的、純粹的、敬意的表徵而已。

然而儘管這些勢利者挖空心思，曲意奉承，但那些被奉承者很可能看出這些堂皇頌詞背後的變化無常。因此被奉承者會離開勢利者，因為他們害怕有朝一日，自己那與身份完全無關的真正的自我會被他們摸透。

4

勢利者關注的只是他人的聲望和成就。一旦他相熟的人的聲望和成就有所改變，這些勢利者很可能聞風而動，重新排定他所謂最親近的朋友，從而上演一出出悲喜劇。

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1922）一書中，在19世紀末的巴黎，一個霧罩的傍晚，身為中產階層的敘述者趕往一家非常高級的餐館去和他的一位貴族朋友共享晚餐。他的朋友是德·聖盧侯爵。他先到了餐館，而他的侯爵朋友稍稍來遲。他到餐館時，餐館的招待見他穿著寒酸，聽姓氏也非名門望族，斷定是一個小人物來到了他們的地盤。他們表現得相當倨傲，把他領到一個在寒風口的桌位，對他的服務一點也談不上殷勤。

大約一刻鐘後，侯爵到了，認出了他的朋友，在餐館工作人員的眼裡，敘述者的地位迅即上升。餐館經理開始對他深鞠躬，幫他打開菜單，並討好地用華麗的辭彙向他介紹當天的特別菜肴，甚至還稱讚他的衣著，竭力地想讓他不要將這些特別的殷勤同他和侯爵的關係聯繫起來，有時還莞爾淺笑，似乎想表示這所有的殷勤都是源自內心對敘述者的尊敬。當這位敘述者想要一些麵包時，餐館經理立即雙腳併攏，大聲說道：

「『沒問題，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對他說，語帶嘲諷，也有一絲悲哀。『哦，該死！沒問題，伯爵先生！』我還沒來得及作第二次申辯，他就走開了。可以想見，如果有了第二次申辯，我一定會晉陞到侯爵了。」

不管餐館工作人員對這位敘述者的態度的轉變看起來是多麼令人滿意。其意義還是微乎其微，因為餐館經理根本就沒有改變他極為勢利的價值判斷。他只是在他的殘酷的標準之內作了一些變通——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難有機會碰到一個德·聖盧侯爵或什麼魅力十足的王子來向世人證明我們一樣有高貴的心靈。我們在更多的時候是要坐在寒風口的桌位上「享用」我們的晚餐。

5

深藏在我們內心的害怕其實才是勢利產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對勢利有清楚的認識。對那些對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來說，他們沒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當作某種消譴。傲慢的背後藏著的無非就是恐懼。由於總是感覺自己不如別人，因此才要想方設法讓別人覺得他不如自己。

這種害怕還能世代相傳。同人類所有的陋習一樣，勢利者也是代代相承。上一輩的人定會向下一代灌輸低下的社會地位就是一種悲劇的觀念，使下一輩不可能在感情上輕易擺脫低下的身份就意味著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著卓越的思維定勢。

1892年的《笨拙》周刊上刊登了一幅幽默漫畫，時間是一個春天的上午，地點是海德公園，有兩家人正在公園漫步。漫畫上有這樣的對話：「媽媽，看，斯派塞·威爾科克斯一家走過來了！」一個女兒對著媽媽喊道，「有人告訴我，他們很想和我們攀上關係。我們是不是可以和他們打聲招呼？」

「傻丫頭，那怎麼成？」媽媽回答說，「他們這麼想結識我們，這就表明他們根本不值得我們結交。只有那些不想結識我們的人，才值得我們去結交！」

顯然，這位媽媽的回答顯示了她內心根深蒂固的勢利。除非這位媽媽能徹底根除這個痼疾，否則她斷無可能對斯派塞·威爾科克斯一家產生好感——同樣，她的後代也不太可能擺脫這種因襲的勢利（其實是一種源於害怕的心態）的循環。

然而，單憑個體的力量很難掙脫勢利的桎梏，因為勢利的病徵是群體性的。年輕一代開始也許會對勢利反感，但這還不足以將人類從勢利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因為這很可能使他們渴望博得那些輕看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好感，因而也變得勢利起來（我們可以不喜歡某些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想討得他們的歡心）。由此可見，傑出階層的勢利觀念足以影響整個社會，使所有的人為了贏取別人的愛和認可而開始熱衷於那些他們原本毫無興趣的所謂追求。

對於人類這種由於渴求尊嚴而受挫並深感恐懼的情緒所導致的勢利傾向，我們應該多一些理解和悲情，而不是一味去苛責。

但有時候，我們還真的很難不去嘲笑某些勢利者，他們熱衷於顯示自己同名流顯要的交往，急切想讓人知道他家有純金做的水龍頭，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抬高他們的身價。長期以來，維多利亞風格的傢具就可以說是一堆毫無品位的東西。它們主要的製作商是倫敦的傑克遜-格雷厄姆公司，風格艷俗誇張，最具典型的就是它的橡木櫥櫃，櫃面上雕有一群正在摘葡萄的小男孩，還有兩根刻有女像的柱子和一套刻花的半露柱。當然，最過招搖的還是櫥上那隻60公分高的鍍金公牛。

我們也許會對買下這樣一件傢具的人極盡揶揄之能事，然而在我們嘲笑他們之前，我們其實應該設身處地，以更寬廣的視野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廠商要生產這樣的傢具？又為什麼有人要買這樣的傢具？這樣，我們也許不再拿這些買主打趣，因為該責備的正是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是我們的社會預設了這樣一種規範，讓我們每個人都從心理上相信買下這樣的櫥櫃是必要且值得的，因為這種過分雕琢、近乎怪誕的擺設能贏來別人的敬意。人們追求奢華，與其說是出於貪慾，倒不如說是源於一種情感上揮之不去的心結。往往是那些擔心被人看不起的人，為了使自己不會顯得太過寒磣，才會添置這樣一件特別的傢具，藉此傳出一種信息：我也應該得到尊重！

羅丹說：「美到處都有的，只有真誠和富有感情的人才能發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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