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幻電影中的未來城市空間

施暢

美國當代技術哲學家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在《技術物有政治嗎？》一文中舉過一個例子——位於紐約長島的跨越景觀大道的 橋樑。這些橋樑被有意設計成較為低矮的，以至於12英尺高的大巴車無法通過。於是，平常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貧民和黑人就被攔在了外面，而擁有汽車的白人卻能夠利用景觀大道自由地消遣和通勤。橋樑建築看似中立，事實上正通過技術配置對社會秩序施加影響，這反映出設計者的階級偏見和種族歧視。[1]溫納提醒我們注意，包括人造空間在內的技術物本身「固有」其政治性：空間對人們施加的影響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與不平等的權力結構相聯繫。

有關於空間政治的討論，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生產性的，既為權力關係所生產，又生產了新的權力關係。「空間並不是某種與意識形態和政治保持著遙遠距離的科學對象。相反地，它永遠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間一向是被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鑄造，但這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2]空間景觀之所以看似是中立的、非利益性的，是因為佔有已然完成，昔日激烈鬥爭的種種痕迹已被抹去。空間既是政治經濟的產物，同時又有著強烈而主動的生產性。列斐伏爾更關心「空間的生產」而非「空間中的生產」[3]。換言之，空間不僅僅是生產的場所，也同樣支撐並維繫了某種特定的權力關係。

那麼，未來城市的想像空間是否也具有其政治性呢？

未來城市看似虛無縹渺，實則有其現實依據。未來城市通常被視為愉悅視覺的驚異之物，而維維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強調，未來城市的描繪看似抽離歷史、超然現實，實則是我們日常經驗的想像之物[4]。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堅稱，表面上科幻是對未來的特殊設定，但其實科幻提供了一個窗口，「使我們對於自己當下的體驗陌生化，並將其重新架構」[5]。於是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科幻電影的時間通常設定為未來三四十年。約翰? 戈爾德(John Gold)認為設定成「近未來」的好處在於「不短不長」變革的發生似乎可信，又不至於完全無法辨認[6]。

值得注意的是，未來城市空間並非只是靜默無言的背景，而是試圖介入敘事。未來城市是一個行動主體，與人物一樣可以展開行動， 甚至決定故事的最終走向。索布切克指出，科幻電影中的未來城市是一種介入性力量，絕非袖手旁觀，而是施加影響[7]。在加里?沃爾夫 (Gary Wolfe)看來，未來城市所施加的影響固有其傾向性:未來城市是人類探索未知的障礙物，扼殺好奇，缺乏趣味，儘是已知之物，罕有未知之物[8]。簡尼特?斯泰格(Janet Staiger)則將當代幻想城市的再現風格稱之為「黑色未來」，其特徵包括：後現代風格、間接打光、錯綜複雜的空間，以及趨於混亂的文明[9]。

本文將主要考察以電影為主的科幻作品中的未來城市，關心其空間構型以及政治面向。未來城市的空間設計通常被認作奇思妙想，但我並不會急於將其宣稱為不可思議，而是將它們納入歷史的語境予以辨認，並試圖建立未來城市演進的歷史脈絡。列斐伏爾的提醒是有益的：如果僅僅停留在描述層面，如果純粹從符號學角度去理解空間，空間就會被降為一種僅供閱讀的信息或文本，這實際上是一種逃避歷史和現狀的方法[10]。

需要注意的是，未來城市的空間變遷並不總以斷裂的方式出現，而是一種較為鬆散的、來而復往的演進方式，因而歷史分期並非絕對，或有重疊之處。這也意味著舊的城市形態在新的階段仍有可能繼續存在[11]。我們將看到，未來城市面臨重重危機，隔離空間應運而生，試圖對整座城市施加影響。不過隔離並非無往不利，混雜之地是隔離鞭長莫及的地方。在那裡，混雜勢力不受馴服，隨時準備進犯，企圖挑戰未來城市的隔離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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