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成敗對中國有何啟發？

日本對於中國，始終是最好的鏡子；日本經濟繁榮與毀滅，根源可以追溯到1940年戰時經濟體制，即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日本經驗對中國有何啟示？

當談論資產泡沫、房價上漲、經濟下降甚至中美貿易戰的時候，都會有人發問，中國應該怎麼辦。我曾經公號《徐瑾經濟人》等多次提及，中國當下其實最好的參考之一，就是我們的鄰居日本，因為中國不同的階段，日本幾乎都曾經走過。

日本戰後經濟故事千頭萬緒，應該從哪裡說起？

眼下熱門的安倍晉三力推的安倍經濟學，和兩千年之後小泉純一郎首相領銜的改革看似彼此呼應，而二者共同起因都在於改變日本經濟從90年代以來的疲軟，也就是應對所謂「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之前，則是金光閃閃的80年代以及追趕美國的70年代，更不用提，在經濟起飛階段奮發向上的五六十年代。

再往下追，就到了1945年，這年被稱作現代世界「零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導致盟軍或者直接說美國的佔領。

善惡有了終結，故事似乎也到了盡頭，但是歷史總是層層疊疊鑄就。在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看來，日本經濟根源卻可以追溯到更早，也就是1940年的戰時經濟體制，他的著作《戰後日本經濟史 : 從喧囂到沉寂的70年》就記錄了這段歷史（中文版近期由後浪推出）。

1940體制保持延續，很大原因是人的延續

所謂1940年體制，也就是在1940年前後，日本改革派官僚對於日本經濟的系統改造。最終目標而言，其實是建立日本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即對產業進行國家統治；同時對於金融制度也進行改造，排斥股東對於企業的支配，確立了「銀行中心主義」。

此外，日本稅收制度也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強化個人稅收，日本甚至成為納粹德國之後第二個實行預扣所得稅制度的國家。除此之外，日本農村改革也啟動，地租由實物地租轉向現金支付。

1940年一系列改造，動機都是以贏得戰爭為目標，本質是以舉國之力來動員社會力量資源支援戰爭。這看起來也有有些怪異，即如何理解日本從一個追求自由市場的經濟體，轉向統制經濟體？如果從時代背景來看，1940體制在日本的出現其實並不是偶然。當時不僅日本如此，世界趨勢也是如此，這源自是1930年代的集體風潮，世界在1929年大危機後的整體轉向。當時，蘇聯模式成為模板，美國羅斯福新政贏得關注，至於中國，民國國民黨政府同樣利用了相似手段攫取了國家對於金融乃至經濟的控制。

戰時經濟的特徵，多數國家都經歷過，日本的案例有什麼特別？野口教授研究的突破性，在於指出這套體制的延續。這套體制不僅存在於戰爭時期，與日本戰前相對自由的模式完全不同，更重要是，這套體制在戰後也延續了下來，只是形式比較隱蔽，既騙過了當時美國佔領軍當局，多數民眾和研究者也渾然不覺。

以企業為例而言，1940年體制思潮不僅改造了政府機構，也塑造了日本戰後企業格局。伴隨著當時成為主流的軍需經濟，不僅媒體公眾受到管制，多數企業發展路徑也隨之改變。今日日本有不少世界知名企業，給人感覺多是戰後湧現，但考察下來，其實完全成長於戰後的可能就是索尼和本田。其他大企業，追溯起來和戰前都有千絲萬縷關係，而且也在戰爭時期自願和不自願都被政府控制而且得到過扶持。

1940體制何以在戰時戰後保持延續，很大原因是人的延續——即在戰時時期的以改革派官僚為主的經濟官僚主力，在戰後整肅過程中沒有遭遇美軍清算。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岸信介。在戰前，他既是當時滿洲國經濟政策操刀者，也是東條內閣的商工大臣，但是在戰後，他卻成功脫離美軍審查，甚至當選日本首相。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岸信介外孫，安倍也將自身視為岸信介的政治遺產繼承人，某種程度而言，安倍經濟學和以岸信介為代表的1940體制存在連續性。

1940體制功過再釐清

今天來看，如果認可日本戰後依舊延續了1940體制，那麼日本經濟奇蹟如何解釋？甚至，1940年體制是否管用，對於其他國家是否具備參考性？

先看第一個問題，通過1940體制這面透視鏡子，我們對於戰後日本經濟也有了不同的立體視角。

在1970年代之前，當時技術有利於垂直一體化模式。日本高速增長的制度基礎來自於低利率與資金配給、財政投融資政策，國家干預在這個資源配置發揮了作用，1940體制一定程度上和時代契合，也促成了日本的發展。然而，形勢在1980年代有了變化，此刻技術需要市場化發展，野口教授認為以市場為核心的英國和美國地位上升，以組織為核心的日本和德國則面臨滑坡。

於是，1940年體制與日本泡沫時代一同滅亡，日本也被前進行中的世界拋在身後。在野口教授框架中，日本經濟奇蹟，部分成就於1940體制，也最終毀滅於1940體制。這就引發第二個問題的追問，如果1940體制有效或者說部分有效，是不是趕超國家在趕超進程可以採用這種方式？

1940體制關鍵問題，其實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那麼對於1940體制的思考，其實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書孰優孰劣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野口教授的解釋更多將日本的落後解釋於體制不適於時代發展，這提供了新的視角，但是我認為恐怕還不足夠。

例如，如何解釋德國後來的發展？如何解釋技術的進步？更進一步思考，1940年體制或許重要，但往前深挖，日本戰前因素對日本發展同樣重要。從原始的封建分割傳統到江戶時代以來的勤勉革命，再到明治維新帶來主動觀念變化，更不用說日本戰後民主化的臨門一腳，這些變化每一個單獨看起來也許都沒有那麼徹底，但是累加起來對於日本社會的改造也非常劇烈。

當然，我並不是否認1940體制的存在，只是覺得1940體制的功過可能還需要釐清——它在造成日本經濟危機方面或許責無旁貸，但是日本經濟奇蹟，或許本身1940體制或許沒有那麼大的分量。

寫歷史要用有狗眼和鳥眼

野口教授在日本經濟學家中以犀利著稱，他的思考提供了有益參考。他關於1940體制研究不僅是一個學者的深入思考，更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於自身國家成長與衰落的沉重反思。

野口悠紀雄關於1940體制有專門論著，對於日本經濟寫過《土地經濟學》、《泡沫經濟學》、《製造業毀滅日本》等著作（他對於筆記整理以及時間管理也頗有心得，甚至專門為此著書），《戰後日本經濟史》算得上他對於日本經濟的集大成思考。

熟悉野口的讀者，對他提出1940年體制想必並不陌生。除此之外通過作者本人人生故事，我們可以理解歷史變動中的一些生動細節。歷史本身就是宏大視角與細碎個體組成，就像他自己說寫歷史要用有狗眼和鳥眼，狗眼也就是人間視角，鳥眼就是從高空俯視。

通過一窺野口本人的成長史，也可以讓我們反思日本經濟80年來的起承轉合——正如他所言「我們這代人見證了戰後日本經濟漲落起伏的整個周期。因此只要把我們的經歷彙集到一起，大概就能寫成一部日本戰後經濟史。」

他本人就出生在1940年，幼年經歷過慘烈的東京大轟炸，倖存之後開始對於國家至上這種體制有了親身反思，長大後任職過大藏省，海外兩次讀書，最後成為著名學者，其實人生起點已經埋下了「從此不再信任國家」的思維。再比如，他的母親一直投票給社會黨並不是因為支持社會主義，而是不希望孩子再上戰場。這種想法在他們那代人並不罕見，也是日本社會和平的民意基礎。

比如日美貿易戰中，80年代日本何等意氣風發，和美國貿易爭端也從紡織品到鋼鐵過度到汽車。野口悠紀雄教授當時四處接受演講，聽眾期待聽到介紹日本經濟先進經驗，一次在美國凱迪拉克的老總來接他，汽車一時發動不起來，只好很尷尬地說，如果是日本車就不會這樣了。

有意思的是，從野口悠紀雄本人經歷也可以看出一些日本社會的其他特徵。如前所言，野口教授父親因為單親家庭，母親撫養長大，平民弟子，所以大學所選的物理專業雖然學業優秀，但沒有選擇繼續深造，而是轉到經濟類公務員，工作多年後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再回到大學教授。從物理到經濟，從公務員到學者，本身是很有意思的經歷，但在中國更不用說美國社會也算是常見，但他的敘述中卻充滿艱辛，因為在講究從下往上甚至從一而終的日本社會，豎直流動是常態，野口這樣跨行業與專業的水平流動非常少見，而野口人生選擇了兩次水平流動，基本更是特例。

從日本看中國

未來日本何去何從？

答案可能還是離不開1940體制。

也許現實中的1940體制被打破了，但頭腦中的1940體制還是存在，比如迷信大公司、不願意創業、依賴國家管制等思維仍舊在日本社會存在，打破頭腦中1940體制更為重要。對於中國等國家而言，目前對於產業政策的諸多討論，其實更是應該從日本的經驗中汲取教訓。

我這些年一直研究日本經濟，曾經去東京訪學，近期新出版了日本遊學觀察《不迷路，不東京》一書。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日本經濟經驗得失，借鑒中國道路的未來？

不少學者甚至日本學者，對於日本經濟批判，也聚焦於日本過度依靠美國和依靠製造業。然而更大格局來看，多數後發國家都走過這一段路程，日本走得還算是其中比較成功的案例。只是這種模式隨著後發優勢的耗盡必然面臨考驗，即在追趕美國的道路上，如果沒有自身創新，必然走到盡頭。

日美貿易戰對於日本影響，在國內往往被誤讀，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日後會詳細再談。簡單來說，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因素，顯然更多基於內部因素，而不是簡單廣場協議導致，這在日本社會是個常識。反觀日本，戰後與美國和解甚至成為盟友，則是經濟崛起的關鍵因素。

日本模式和中國模式，本質都是後發經濟體，政府在其中作用一直充滿爭議。有人為認為發展型政府決定了這些經濟體的趕超風格，也有人如野口，認為政府體制最終決定了這類經濟體的體制弊端。

反思一下，這些經濟在起飛階段政府作用，既可以說明政府干預有用，或者也可以說明這些地方的歷史條件，即往往起步階段就有強勢政府。反觀香港之類自由體制，起步在沒有強勢政府之下，仍舊可以發展的不錯甚至更好，可見政府干預不是單一因素，更多還是時代契機以及追趕路徑在發揮作用。

日本經濟對於中國，始終是最好的鏡子。正如經濟人讀書會書友、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學者丁可在公號《徐瑾經濟人》所言，現階段反觀野口悠紀雄等日本學者思考，主要有兩點意義：一方面是了解日本產業政策及其配套體制的來龍去脈，其次則是有助於思考當代的中國經濟史，後30年對前30年在經濟體制上究竟是有所傳承，還是徹底否定？

日本的故事告訴我們，如果不徹底改變，經濟成果最終會毀滅於體制弊端，即使一度高歌猛進也不能掩飾舊有問題。迴避改革最終的代價將是泡沫的幻滅與漫長的蕭條，這是最寶貴的教訓。在產業政策與中美貿易戰喧囂的今天，重新審視日本1940體制的得失，顯然是中國最為經濟的一課。

作者：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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