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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建築——建築在瑞士

作者:

[瑞士]沃納·奧克斯林,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ürich)建築歷史理論研究所(GTA)前主任,教授,沃納·奧克斯林圖書館館長,基金會主席。

譯者:

汪弢,瑞士dsw Architekten ETH SIA GmbH 建築師事務所合伙人,瑞士聯邦註冊建築師,瑞士工程師與建築師協會會員。

校者:

江嘉瑋,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候選人;耶魯大學訪問研究助理;

李鴿,《建築師》雜誌編輯。

本文摘自「瑞士建築——建築在瑞士」,原文刊登於《建築師》雜誌2018年6月刊,總第193期P11-15

瑞士建築的成功故事遠比現代瑞士聯邦的成立來得更早且深遠。這種成功堪稱當今這片不同文化圈滋養出的土地上最矚目的成績,也形成了後來舉世聞名的瑞士文化多樣性的基石。這包括位於穆斯塔(Müstair)的加洛林王朝遺址和位於聖加侖(St.Gallen)的修道院建築布局,它們都與位於埃辛瑙(Reichenau)的修道院及修道院院長海托(Abbot Haito)存在一定關係; 反過來,後者又與巴塞爾(Basel)的第一座大教堂的建造有關。這與庫爾(Chur)及洛桑(Lausanne)的主教座堂都有關聯,而洛桑主教座堂更是在19世紀由維奧萊-勒-迪克(Viollet-le-Duc)以「勃艮第」哥特為藍本修復完成的重要作品。多年之後,這種多樣性在民用建築中得到了延續,例如:蘇黎世(Zürich)的市政廳,人們總會將它與建築師弗特巴赫(Furttenbach)的形式語言聯繫在一起;納沙泰爾(現名Neuchatel,當時尚處於普魯士王國的控制下)的市政廳,勒杜(Ledoux)曾參加過它的建築競賽。最後,對於瑞士這種多樣性「傳統」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自格勞賓登州(Graubünden)、福拉爾貝格州(Vorarlberg)和提契諾州(Ticino)的匠人從阿爾卑斯山區一直遷徙至俄羅斯以及像羅馬這樣的大文化中心。這種建造傳統可以回溯至中世紀。

▲ 穆斯塔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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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辛瑙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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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爾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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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桑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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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恰好契合了現代瑞士文化意識。從亨茨克(J. Hunziker)等人的研究開始,人們就認識到建造於阿爾卑斯山南北兩麓各種各樣的農舍的意義,將這類研究歸為「瑞士房子」( Schweizerhaus)。即便如此,這類農舍也不過只是觸及了現代瑞士文化意識的邊緣。然而,因為政府的不作為,」威廉 ·泰爾傳奇「時期(也就是14世紀)的老房子在今天仍舊會遭到破壞。人們只有從外部來看事物,才能注意到它們與現代性之間明顯的文化關聯;美國建築作家史密斯(G. E. Kidder Smith)在1950年的《瑞士建造》(Switzerland Builds)中,描述了瑞士地域性與其「本土建築」(Native Architecture)的相生相伴,並且分析了它們與現代瑞士建築的直接關係。

1815年,國家建築走向一個現代、瑞士本土化的進程才開始真正啟動。之前,像在埃辛頓(Einsiedeln)或聖加侖等地方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巴洛克」時期建築,與德國藝術史學家古力特(Cornelius Gurlitt)等人的德國巴洛克研究更為吻合;古力特等人大唱民族主義 (v?lkisch)的讚歌,稱讚「各個地方居民的建造保證了重要的德國身份」。在古力特等人看來,提契諾州的大師們首先就是關於提契諾地方研究與國際巴洛克學術研究的最重要對象。波洛米尼(Borromini)出生於提契諾州南部的畢索涅(Bissone),他的頭像後來也被印到了瑞士貨幣上。

近年來,許多這樣的重要傳統和作品都經常得不到體現。在這個現代聯邦國家中,似乎只有民用建築才能顯現「自治的瑞士建築傳統(Helvetic)」,它們都因地制宜、簡約樸素。出於對造價的擔憂,當森佩爾設計蘇黎世應用技術學院(現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即ETH Zürich)主樓時,甚至還為其配了一位瑞士本地建築師當副手。

▲ 蘇黎世應用技術學院 (現ETH)主樓立面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Z%C3%BCrich_-_ETH_Z%C3%BCrich_-_Urania_Sternwarte_IMG_7447_ShiftN.jpg

這座頗具代表性的主樓如同「城市之冠」(Stadtkrone)一般統領整個蘇黎世。一所建築院校在此成立,後來成為連續推動建築發展的基石。而在此之前,瑞士早在19世紀就已經開始討論建築在國家和公眾間的意義和使命。例如「通識教育在形式美中的應用」(「Nutzen der Allgemeinen Bildung für das Sch?ne Form」,Melchior Berri)等話題在這方面發揮過作用。甚至在蘇黎世應用技術學院成立之前,艾倫伯格( Carl Ferdinand von Ehrenberg)已經在蘇黎世創立了一所學校,研究類似「建築里的共和集約性」(「Republikanische Einfachheit im Bauwesen」)這樣的問題,它完全是在古代維特魯威式的「制宜」思想上為不同的建築和功能選擇合適的方法和形式。住宅建築和後來的住宅區,還有公共設施以及後來的工業建築在「民用建築藝術」(Zivilbaukunst)的傳統中都是建築設計的任務。因此建築形態學(Formenlehre)必須與之一致,並由此發展出培養建築師的整套系統。倍受讚譽的瑞士建築品質歸功於與之相適配的連續性和學科準則。

儘管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國聯大樓方案(Palais des Nations)「差一點」就變成現實,但從住宅建築發展起來的現代瑞士建築,在因循現代理念來設計傳統意義上的代表性建築時還是遇到了困難。現代瑞士建築還是傾向於沿用住宅建築這條既定的道路來發展,而且時至今日一直有聲有色。住宅被視為試驗田,尤其是像混凝土這樣的新材料的試驗田。在1957年的某次展覽上,阿爾弗萊德 · 羅特(Alfred Roth)認為教堂建築與學校建築是兩種特別適合瑞士的建築類型。當涉及這兩種類型時,無論使用混凝土、鋼還是玻璃作為建造材料,瑞士建築都能設計出比其他地區更豐富的內容。沃特 · 費德勒(Walter F?rderer)、恩斯特 · 吉斯勒(Ernst Gisel)以及從「粗野混凝土」出發創造新可能的建築師們,他們特有的表現方式和建築師的藝術性一面一併構成了現代瑞士建築的成功史。這些建築作品讓勞倫特 · 斯塔德勒(Laurent Stalder)這樣的評論家乾脆就將混凝土說成是瑞士非常出色的標誌。

▲ 沃特 · 費德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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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斯特 · 吉斯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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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誕生於瑞士拉薩拉茲(La Sarraz),它與國際主義有密切的聯繫,而且它的辦公室、聲望卓著的秘書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也都居於蘇黎世的多德塔爾(Doldertal),然而絕不是國際現代建築協會就決定了一切。漢斯·梅耶(Hannes Meyer)與漢斯·施密特(Hans Schmidt)是廣受關注但曇花一現的雜誌《ABC:建築文集》(ABC Beitr?ge zum Bauen)的主編,這本雜誌很早就形成了一個以應對社會及政治挑戰為核心的觀點,它更多地源自材料和建造問題而非風格問題,尤其吸收了荷蘭的經驗(梅耶在他擔任德紹包豪斯的校長時將這本雜誌帶入了包豪斯)。同樣植根於瑞士傳統的HMS建築師團隊(HMS,即Haefeli,Moser,Steiger)也獨創了自己的實用性建築。這一切都贏得了好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的1948年,魯道夫 · 斯瓦茨(Rudolf Schwarz)甚至用了「瑞士派」(Helvetia docet)這樣的詞來稱讚這個小國為「富有創造力的邊緣地帶」。瑞士人為自己的小國感到驕傲,但也關心它能否保持自我。因此,諸如斯瓦茨所謂的「呈現於建築中的人性禮節」的判斷顯得更為重要。對於馬克斯 · 弗里施(Max Frisch)而言,瑞士建築的特色是「適度」。早在二戰期間,1939年於蘇黎世舉辦的國家展上,建築師漢斯 · 霍夫曼(Hans Hoffmann)談到了「我們建築中的親切細節」。此後,也許是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建築系在那些年裡最具影響力的教師——伯納德 · 霍斯利(Bernhard Hoesli)以批判的語氣描述了瑞士人的性格:「我們很少原創,但擅長應用; 我們不願推動,寧願等待;我們不喜歡放棄熟悉之物,我們對新事物持審慎態度。不信奉差異,不喜歡另類,不看重天分。」

霍斯利與奧斯汀(Austin)的「德州騎警」(Texas Rangers)尤其是和柯林 · 羅(Colin Rowe)有很多共通之處,他在這些共性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有效的教學法,嚴格限定在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幾個房子以及蒙德里安(Mondrian)和杜斯伯格(van Doesburg)的畫作之中。這種形式化的學科非常適合瑞士式的「簡約樸素」,也適合關於類型學的當代討論。受到阿爾多 · 羅西(Aldo Rossi)深遠影響(羅西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教書時間很短暫),這進一步推動了對城市的重新認識。總體而言,它為瑞士建築的成功史創造了肥沃土壤。有必要補充一下,尤里 · 巴赫曼(Jul Bachmann)和斯坦尼斯勞斯 · 馮 · 穆思(Stanislaus von Moos)在他們的著作《瑞士建築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Swiss Architecture,1969)里再次展現了瑞士建築的多樣性。

在1945年後,瑞士人同樣樂於向「偉大的大師」學習,不僅是勒 · 柯布西耶,還有弗蘭克 · 勞埃德 · 賴特(F.L.Wright),尤其是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若忽略這個大環境,就很難理解像弗里茨 · 哈勒(Fritz Haller)和弗朗茨 · 富格(Franz Füeg)的設計。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義大利和芬蘭對瑞士的影響與以上的歷史是截然有別的。

▲ 弗里茨 · 哈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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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茨 · 富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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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提契諾建築作為一種現象而出現,並且湧現了像馬里奧 · 博塔(Mario Botta)這樣的非凡天才,原本佔主導的瑞士德系建築受到了衝擊。也就是說,瑞士建築師其實不僅僅只有像赫爾佐格和德 · 梅隆(Herzog & de Meuron)、彼得 · 卒姆托(Peter Zumthor)這些令其蜚聲世界的明星。瑞士出現了一個由優秀建築師組成的密集網路,他們將「瑞士派」的美德與獨創性和創造力相結合。這其中也包含了常被低估的瑞士本土價值。最後,這一切成就均得益於傑出教師的支持,比如路易吉 · 斯諾茲(Luigi Snozzi)或者像馬丁 · 斯坦曼(Martin Steinmann)這些風度翩翩的而且是年輕人的良師益友。

長久以來,瑞士建築的多樣性同樣創造出了形式及建築設計的多樣性;瑞士人重建了文脈,他們知道將新事物放入老環境中是一項長久的使命,像羅傑 · 迪納(Roger Diener)、安德里亞 · 德普拉澤斯(Andrea Deplazes)或者富於原創的瓦勒里歐 · 奧加提(Valerio Olgiati)這樣的建築師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更年輕一代的瑞士建築師將延續著相關話題。

[本文由沃納 · 奧克斯林教授用德語成文,由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與考古學院藝術人文學導師蘇珊 · 克萊伯(Susan Klabier)翻譯成英語,由建築師汪弢翻譯成中文]

※ 標題圖來源:程博拍攝

(本文摘自「瑞士建築——建築在瑞士」,原文刊登於《建築師》雜誌2018年6月刊P11-15,版權所有,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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