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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大危機!

這段時間,世界接連出現高管、白領跳樓事件:

去年12月,中興一研發組主管歐某,面對公司的強制性勸退,從中興通迅大樓26樓一躍而下!

今年6月5日,萬達44歲女高管徐毓,面對地產行業的萎縮和巨大的工作壓力,墜樓身亡!

6月6日,摩拜員工馮某從辦公樓三樓墜下!

上周日,高通的華人工程師David Wu,在工作了10年的地大樓上縱身一躍,有消息說,讓David走上絕路的原因,是公司第二次解僱他……

這些悲劇雖是一個碎片化隨機事件,它是時代危機的一個縮影!

其實,我們正在面對一個危機鏈:

美國的債務危機——各國債務危機——企業債務危機——個人債務危機

想想最近的各種新聞:美國在貿易戰中狗急跳牆;各國各級政府的債務危機;上市公司的債務危機以及股權質押;各地的白領的自殺事件……就會明白這一系列危機背後的邏輯關係。

其實,每天幻想歲月靜好的我們,還沒有意識到一個事實:我們現在財富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來自生產力的提高,而是來自於我們不斷的侵蝕了我們明天的財富——債務的增加!

各種高科技概念的崛起,IT互聯網的日新月異的景象,雖然能讓全球所有成員幾乎都沉迷於這種煮青蛙的溫水裡。一切的光鮮華麗,都是一層紙而已,這一輪去槓桿和緊縮之後,很多人都已經清楚,的人生已經不堪一擊。

出來混,總有一天要還的。

1

春江水寒魚先知

這裡先來講一下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是個有趣的階級,他們連接上層,故而比較有眼界;他們連接底層,大多出自底層家庭。

1978年改革開放後,各行各業的規模相應擴大。從百度、阿里、騰訊的老BAT到到滴滴、京東、美團,每一個互聯網、通訊、移動的新貴,每一次新技術的出現和更新,都產生了更多的管理崗位。

與此同時,發展的30年間,中國還擁有龐大的人口紅利,「學歷型人才」供給從極度匱乏,到後來的嚴重泛濫。也就是中產階級的一種錯覺:讀好書找到好工作,就萬事大吉了。

然而到了2018年,全球債務危機急劇猛增,從國家到企業到個人,就像多米諾骨牌無一倖免。世界發生的變化,使得我們如今處在轉型的陣痛期里,所有能力單一,能力圖譜不全面的人,薪酬會嚴重縮水,為代表的就是中產階級,而最早感受這一巨變的行業就是金融、通訊、IT、互聯網

首先,新技術在放緩。全球工業革命的速度步入平穩階段,新技術也進入了飽和階段。譬如餓了么、滴滴的快速經濟崛起之後,所有的生活場景都已經血洗。感受最直觀的就是創業變得異常艱難;

其次,消費需求也在變。就拿手機來說,現在通訊智能的技術升級,從很大程度上僅僅是數量的升級,而不是質的飛躍。從2G升到3G,效用非常明顯,人們會為相關消費買單,但也意味著從4G到5G,這種需求會越來越小。

再來說說中產階級的變遷。

現今提到中產階級,都是加班熬夜、焦慮、疲憊這些字眼。

黃小山在《超級演說家》里說:年輕的時候,我想改變整個世界。當人到中年,我發現沒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我只好向自己妥協。

像上面的幾個案例,或許人到中年,自殺,對他們而已就是一種妥協吧。

但是我們更應該好好想想,到底是誰給中產階級裝上了牢籠?

我想是中產階級自己!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發現最近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顯然更傾向於收入排在前10%的人群。一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階層固化社會加速形成

也就是說階層流動的大門正在收窄。

處在中產階級中下層的,大多數以職場人士和個體戶,自由職業者等為主。

這個階級在職場上的位置很尷尬,比上,比不了自己的上司們,他們位高權重,有著資產;比下,比不了那些年輕人,他們學歷高、體力好,學東西也快。

所以大多數中產階級囿於其中,無法自拔。

他們害怕失去穩定的職位,故而不敢邁出那一步,故而永遠勞作不停,卻從未思考更高的戰略,去接觸更大的世界;

他們害怕被人看不起,於是拿著不多不少的積蓄一直徘徊,故不敢進行原始積累,故而被一輪輪的資產淘汰。

之前看到知乎上有個問題是:你是在哪個瞬間,突然感覺到自己變老的?

我想到的,始終是村上春樹的一句話:一直以為人是慢慢變老的,其實不是,人是一瞬間變老的。

這句話的內涵也是壓倒中產階級們的最後的一根稻草。上有年邁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兒女,奇高不下的房貸和隨時被淘汰的職場危機。

春江水寒魚先知,像IT、通訊、互聯網行業的中層員工,是對職場危機,最敏感,痛覺最高的。

而他們最終的結果是:一開始看不起,後來看不懂,最後趕不上。

2

這是所有人的危機

「中產階級」只是最早感覺到江水溫度的人。這既是一個年齡話題,行業話題,也更是一個時代話題。

全球債務危機的劇增、中國經濟的放緩、歐美貿易的虎視眈眈,這些因素都是最強烈的預兆,也都預示著中國經濟將可能面臨寒冬。

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企業、家庭的巨大壓力。為懸在頭上的財務危機焦慮,為沒完沒了的加班焦慮,為下一代的教育焦慮。

2016年7月,英國雜誌《經濟學人》在專題報道中稱,「中國中產是世界上最焦慮的一群人」。

無獨有偶,智聯招聘發布的《2017年中國新銳中產調查報告》顯示,有1/3的新銳中產經常感到焦慮,可能一不小心就會得抑鬱症,而經常焦慮或偶爾焦慮的人群比例更高達95%。

焦慮,已經成為中國中產的集體表情。

而對於新新階層的90後來說,新常態下,行業不再膨脹式增長,創業也更加艱難,面臨的問題同樣中產階級所經歷的。比起油膩的中產階級,他們還未成功,就已經註定被時代裹挾。

所以,中年危機,與年齡有關,更與時代有關。時代裹挾之下,無一倖免,危機的中產階級背後,90後又怎能逃脫?又怎能置之度外?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員劉遠舉說:「如今的中年危機,更多的是經濟的,並不迷茫,反而恰好因為可以一眼望到未來而感到恐懼。」

所以這也不僅僅是這兩代人的危機,而是所有人的危機。

但反過來說,這種包含著對個體命運及社會演進的焦慮,或許也是一筆社會財富。

雖然北上深房價節節攀升,但有能力的還是能找到立足之地;

雖然階層流動的大門在縮小,但學歷依然不失為有效的敲門磚;

雖然職場競爭讓人苦不堪言,但新產業的勃興卻也提供了許多可能性。

時代大趨勢固然無法扭轉,個體的突圍仍不乏閃展騰挪的空間。

現在開始思考兩個問題:

1:如果把名片上公司名字劃掉,你還剩什麼?

2:如果離開你所在的平台,你還能做什麼?

有多少人已經個人破產邊緣,卻還不自知。他們要麼靠所在的苟延殘喘的機構活著,要麼總以為自己換一個公司就可以度過危機。

這個時代很美好也會殘酷:你若不能創造價值,就沒有存在價值!

(部分內容參考新京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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