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一切》：人類會毀滅，地球不會的
文/郭玉潔
公眾號/復旦商業知識
本文節選自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與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聯合出品的《管理視野》雜誌（雜誌訂閱請至文末獲取相關信息）。
「二戰」之後致力於社會批判的作家裡，有幾位女性，影響特別深遠。第一位是簡·雅各布斯。1961年，她出版了《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批評當時的城市規劃無視人的生活，拆除原有的社區，使城市郊區化，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她提出的人行道、街角理論，至今仍相當活躍。
第二位是瑞秋·卡森。她是一名海洋生物學家。她在著作《寂靜的春天》中提出，農藥的大量使用，改變了水、土壤，導致了鳥類死亡，也最終傷害了人體。這本書啟發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激進的環保運動，最終使得美國政府禁止使用殺蟲劑DDT，很多瀕危的鳥類因此而復興。
今天的世界，可以和上述兩位相提並論的，是加拿大記者、作家娜奧米·克萊恩。2000年，她的第一本著作No Logo出版之後，在全世界暢銷，也獲得了很多獎項，被《紐約時報》稱為「社會運動的聖經」。
把這三位作家放在一起，絕不只是性別的聯繫，而是她們都關切現實，關切人的生活和各個領域的不平等。基於這些，她們勇於批判巍然屹立的主流秩序。同時，儘管涉及理論話題，但她們的寫作往往從經驗出發，與現實緊密相扣，而不是某些理論推演的結果，也是因此，她們能夠於黯淡、不可見的現實中獲得巨大的回聲。長久以來「第二性」的處境，有可能賦予了她們一個邊緣的、批判性的，也是注重經驗的位置。
今年1月，娜奧米·克萊恩的另一本書出了中文版。這本書原名叫This Changes Everything：Capitalism vs.The Climate，譯為《改變一切：氣候危機、資本主義與我們的終極命運》。很容易看出，這是一本關於氣候、環境問題的著作。但是為什麼會談到資本主義？
《改變一切：氣候危機、資本主義與我們的終極命運》
作 者：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
譯 者：李海默、韋涵、管昕玥、黃智敏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2009年，娜奧米·克萊恩在採訪世界貿易組織時，見到了玻利維亞的世貿大使安傑莉卡·納瓦羅·蘭諾斯。納瓦羅·蘭諾斯告訴克萊恩，玻利維亞深受氣候變化的威脅，因為他們的飲水和灌溉極度依賴冰川，「而那些高高聳立、環伺首都的白頂積雪山巒正在以危險的速度變為棕灰色」。
氣候危機里蘊藏著深刻的不平等，環境惡化、資源耗竭，是發達國家在數百年的經濟增長中形成的。然而承受結果的，通常是像玻利維亞這樣貧窮的、地理位置不利的國家。發達國家（通常也是排放大國）不願承擔責任、降低排放，是氣候危機里最大的癥結。觸動克萊恩的，是納瓦羅·蘭諾斯認為，氣候危機，作為一個人類普遍的危機，可以動員起人類整體，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調動資金和科技。她主張一個針對地球的「馬歇爾計劃」，讓排放大國支付巨額資金，幫助玻利維亞這樣的國家應對氣候災害，最終沿著綠色能源的道路發展。這「不僅能夠使我們所有人遠離極端天氣，還能讓社會所有其他方面變得更加安全、更加公平」。
這次談話促使她開始閱讀相關的文章和科學研究。她意識到：我們不能僅僅把氣候危機視為科學問題，而是要從政治經濟結構、意識形態層面去做整體思考。那麼，反過來說，解決氣候危機，也就意味著有可能以此為契機，解決其他層面的問題。這就是書名的含義：這改變了一切。
氣候危機問題是何時出現的？20世紀50年代晚期，科學家第一次揭示，碳的燃燒會導致全球變暖。到1965年，全球變暖的概念已經在專家中得到廣泛認同。但是，這個問題進入公眾的意識，是在1988年6月23日。那天，美國航空及戈達德太空研究所主管詹姆斯·漢森在國會聽證會上陳詞，說他對「真實的變暖趨勢」與人類活動有關一事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當天華盛頓天氣酷熱，氣溫達36.7 攝氏度，大樓中的空調因故障不能工作，立法者們汗流浹背聆聽漢森的陳詞，真是非常具有象徵性的畫面。
接下來，氣候危機引起了廣泛的重視，聯合國召開了第一次關於氣候危機的重要會議。《時代》周刊1988年的「年度風雲人物」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名人，甚至不再是「人」，而是以「年度行星：瀕危的地球」為封面。標題下面，畫著一個繩索捆綁以免散架的地球，背景是不祥的落日。
作者寫道：1989 年，許多環境運動參與者感覺像是一個關鍵時刻要開始了，可惜事情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了。幾個月內，動亂席捲了蘇聯控制的東歐地區，從波蘭到匈牙利，並最終抵達東德，就在那裡，柏林牆轟然倒下。在「歷史的終結」的旗幟下，華盛頓的右翼智庫抓住這個機會，試圖摧毀所有其他的政治形態，無論是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還是深層生態學。十年之後，除了少數國家，全世界只剩下了一種意識形態，就是極端支持企業的資本主義。在這種背景下，要求政府干預和監管的氣候危機問題，就被視為「共產主義的陰謀」，是冷戰即將捲土重來的標誌。對右翼來說，反對氣候干預已經上升到了減稅、持槍權、反對墮胎的級別，成為其信仰體系的一部分。
書中引用了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卡漢的一個研究，來說明世界觀和氣候科學之間的關係。研究顯示：持有強烈的「平等主義」和「社群主義」世界觀的人，絕大多數都接受氣候變化方面的科學共識；相反，那些持有強烈的「等級主義」和「個人主義」世界觀的人，絕大多數都拒絕科學共識。而另一項研究發現，保守派白人男性相信全球變暖「不會發生」的比例，是其他受調查的成年人的六倍。不幸的是，正是他們掌握了西方的、從而也是世界的經濟系統。
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為避免直接衝擊市場原教旨主義，人們妥協了，放棄原有的理念，轉而希望在現有的體制內解決問題，結果卻是深化了危機。氣候干預浪費了寶貴的數十年。
隨後，本書花了150多頁的篇幅，描述了這些妥協、所謂改良的舉動，令人觸目驚心：
第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環保組織選擇與能源公司合作，獲得大量捐助，卻背棄了自己的使命。1999年，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在自己的保護地開發油氣，導致了一種草原雞幾乎消失——這塊保護地原本就是為了拯救這一瀕危物種而設立的。21世紀以來，環保領域有一個著名的舉措，即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在保證全球碳排放總額度的前提下，公司、各個國家可以交易碳排放的額度。克萊恩舉了大量的例子，說明這一體系已經失敗，還引來了大量小偷和騙子，並在實質上增加了全球的碳排放。
第二，當氣候危機足夠重大、人們無法忽視的時候，有些億萬富翁、政客、明星宣稱他們將投入環保。克萊恩提到了維珍集團總裁布蘭森、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以及巴菲特、比爾·蓋茨。他們在環保領域到底做了什麼？克萊恩重點分析了布蘭森，在她看來，布蘭森的種種作為，都只是表演。他沒有實現最初的承諾，因為改變環境的種種作為投入太大，而且最終將訴諸監管，這限制了一個商人最原始的衝動——營利。
第三，有一種試圖技術地解決氣候危機的學科，叫地球工程。作者曾參加了一次地球工程的會議。在那次會議上，科學家們聚焦於一個被稱作「太陽光輻射管理」的主題：使用各種方法，阻擋陽光，削減到達地球表面的太陽熱量。其中一種叫作皮納圖博選項。這得名於1991 年菲律賓的皮納圖博火山爆發，大量的二氧化硫進入平流層，含硫的酸性水滴持續停留在平流層中，數周之內游遍整個地球。這些水滴就像微小的、散光的鏡子一樣，阻擋住了陽光和熱量，使得全球氣溫下降了0.5 攝氏度。因此科學家相信，假設用人工的方式製造出大噴發的效果，就能迫使地球的氣溫降低。
但問題在於，它可能會在地球上空產生一種永久性的霧霾，而且，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氣候變化的成因，而只是解決一個癥狀。並可能會帶來一系列更糟糕的後果。
面對如此嚴峻的處境，出路在哪裡？在最後的章節，作者介紹了各地環境運動的抗爭，其中很多都是原住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原住民居住的區域（高山、草原等）往往會遭遇資源開發，是最脆弱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原住民傳統的文化、社會經濟體系與自然相和諧。他們保護水、保護空氣、保護土地的鬥爭，就是根源於自身的文化。這樣的文化，再一次地，被視為對西方體系和資本主義道路的拯救之路。
讀完這些勇敢、智慧的行動，我覺得十分敬佩，但又心情沉重。在大公司和政府的聯手之下，這些抗爭太艱難了。對應氣候危機是一個需要全球聯合的行動，只是，全世界的資本家團結起來很容易，全世界的抗爭者要團結起來卻太不容易了。
想起多年前，一位中國環保組織的工作人員對我說，人類會毀滅，地球不會的。
《管理視野》丨界寬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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